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24日消息，近日，美立刻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由拾玉资本领投，钧山投资、苏州基金跟投，资金将主要用于医学产品研发、团队建设、客户赋能和产能提升。公开数据显示，美立刻于年初刚完成一轮战略融资，由国药资本、中合欧普基金领投，长安私人资本、水木春锦资本跟投，此前于2020年中完成了博远资本独家投资的数千万元A+轮融资。一年多时间，美立刻3轮累计融资数亿元。

美立刻成立于2015年，是隐形矫正赛道的后起之秀。企业创立初心是要打造老百姓“用的好，用的到，用的起”的隐形矫正国民品牌，因此始终坚定布局下沉市场，而现在看来这个市场正是中国隐形矫正最大的一片蓝海。深耕6年，美立刻在全国有超过2000名销售员，覆盖1800多个城市，具备面对面服务5万个口腔门诊的能力。

“服务这个市场需要巨大的耐心，美立刻用6年时间打造了一支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铁军，每年大大小小的培训会我们要开上千场，越来越多专家加入我们的培训队伍，赋能下沉市场的医生，基本动作重复六年就能成为壁垒”，美立刻业务合伙人林东魁介绍对下沉市场的布局。

美立刻团队源自于爱尔创北京研发中心，对研发的价值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只有全产业链的技术研发，才能真正做到‘用的好，用的到，用的起’，弯道超车的实力根植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当然，既要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又要持续性的大力投入研发，同时兼顾对创始团队和资本都极具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下沉市场的准入门槛相对更高。

美立刻成立之初便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研发新材料、3D打印、软件技术和临床医学，2017年，美立刻率先实现了核心原材料的自产，是中国第一个膜片和3D打印都摆脱进口依赖的企业。 2021年，美立刻获得中国第一个TPU膜片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京械注准20212170135），开创了中国原料国产化的先河，结合自研的医学系统，可以实现更有效的力学表达，也可以让隐形矫治器更舒适可控，美立刻的全新智能工厂将于2022年正式投产运行，预期产能可达到年产过千万支。

截至目前，美立刻销售团队已超两千人，其核心产品“美立刻隐形矫治器”已覆盖全国1800个城市的近5万门诊，线上医生平台已有注册医生超过8万人，每月服务用户过万人。在时代天使和隐适美双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下，美立刻能获得资本市场巨头的青睐，究其根本还是企业多年不懈的研发积累、深耕医疗领域和准确的抓住了市场机遇。

目前隐形矫正市场处在活跃上升期，是一个坡长雪厚的细分赛道。全球的正畸市场处于高速发展轨道中，2015-2019年维持了接近10%的年复合增速，而中国的增速则高达20%。行业的高速发展背后，正是人类源源不断的爱美需求。而隐形正畸的市场增速则更高，2015-2020年全球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而中国增速更是达到44.4%。（数据来源：灼识咨询）

创始人田雷表示：“隐形矫正是个风口，但同时也是严肃的医疗，只有踏踏实实认真做好每个环节，才能保证疗效，对每个患者负责。在消费医疗的这波康波中，一定会有一些品牌脱颖而出，但隐形矫正不是一个可以用资本快速催生的领域，这个医疗器械是需要长期研发的积累和口碑的积累，而背后又是长期探索和耐心的投入，也需要完整的和优秀的团队来保障。隐形矫正的生产是一个领先十年的数字化体系，美立刻团队从2013年开始研究3D扫描、打印、数据处理、材料与自动化生产，已经实现智能自动化生产，突破原料的国产化只是第一步，未来我们会推出医学AI与新材料结合的隐形矫正产品，这会为整个行业创造新的物种。”

美立刻联席CEO高扬表示，“在下沉市场能胜出是极难的，中国需要一个像美立刻一样的产品，我们也会推出让普通人可以轻松矫正的服务平台，今年会让至少100个城市的消费者都能深入了解矫正的意义，做到‘用得好、用得到、用得起’”。

拾玉创始合伙人曹坚表示：“隐形正畸在国内口腔行业中是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但对标美国，中国隐形正畸市场渗透率还很低，未来的增长空间巨大。美立刻基于差异化的市场策略，及在研发、医学、渠道等方面的优势，未来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拾玉也会充分对接我们的产业资源，让真正有价值的产品惠及更多人群，全力助力公司的发展。”

钧山投资合伙人郑小林表示：“新消费时代背景下，大众对健康管理与形象管理的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而隐形正畸矫治器正是一个同时结合了这两大需求的、具有新消费属性的医疗器械，市场潜力巨大。美立刻通过技术创新与运营模式创新有效解决了隐形矫治器单价高的行业痛点，让更广大的消费群体受益。作为投资人，钧山资本期待为企业成长赋能，为美立刻的增长提供更多可能性。”

博远资本创始合伙人陈鹏辉表示：“隐形矫正是既具有医疗属性，也具有广阔消费人群的消费医疗赛道，兼具医疗行业的壁垒和消费行业的爆发性。博远持续看好隐形矫正赛道；美立刻团队通过差异化竞争，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国内领先，三四线城市最大的隐形矫正提供商。博远看好田总带领下的具有创新能力和执行力的团队；博远在疫情前接触美立刻并在疫情期间投资该公司，在艰难时候保持对企业的一贯支持。我们期待美立刻持续成长壮大，成为中国杰出的医疗健康创业企业。”

二十年前，冯小刚在《大腕儿》里调侃过“成功电影”的定义：

“成功电影就是拍什么电影都拍广告最多的，不拍观众最爱的！所以，我们做电影的口号就是：不求电影最好看，但求广告费最高！”

戏谑的台词背后，是20年前就已经初露苗头的，国产片的商业化思维。

《大腕儿》上映没多久，院线制改革推行，“电影产业”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后，在电影产业的激荡二十年里，国产商业片崛起，不断创造着新的票房纪录；下游院线扩张，银幕建设到了观众家门口，看电影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的消费活动——内地电影市场开始了它生猛的成长之路。

当票房的增速超出GDP增长曲线的时候，有人开始形容“这是一个没有上限的市场”。行业欣喜若狂地迎接对电影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的观众，谈下沉市场、用户画像；类型片卖座，工业化概念开始被讨论，观众对电影的接纳让一切都充满希望。

正值从业者雄心勃勃，打算建设一个更大、更好的电影市场时，“寒冬”来了，行业自我净化、重整旗鼓的动作尚未完成，去年的疫情让一切忽然被打回原点；逐渐复苏后，前几日的大片撤档、影院关门，又让从业者再次泄了气。

危机似乎从未远离电影产业。从艰难起步到高速发展、褪热，遭受重创，再重建复苏，停滞，中国电影产业可谓命途多舛。但每一次危急时刻的脆弱、不堪一击背后，暴露的都是中国电影产业太多从未被解决的症结。

“一个行业要发展，可以不那么快，但必须有规则和秩序。”有资深电影人对毒眸（ID：DomoreDumou）表示，曾经的电影行业缺少制约，很多电影人只关心自己眼前的利益，各自讲故事，缺乏长远的目光，产业也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今天。

回过头来看，中国电影产业20年，风起云涌，中间每个时间节点里的每个问题，都为今天行业的脆弱埋着伏笔。好在，二十年的路并不算太长，像一个普通人从出生到青年，经历了青春期的叛逆、倔强、不成熟，犯过错，但终归是在成长的。

到了2021年，站在一个新的20年的起点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电影产业的“青春期”，该结束了。而正在思变的电影人，或许可以把这20年的尾声，变成中国电影更好地活下去的开篇。

1519号文和“勇敢的决定”

大多数九零后的童年是没有电影院的，在家里看录像带、盗版碟，或者是在学校的大礼堂、城市的露天广场看电影。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是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放映模式下的，更像一个“特许行业”：

有资格拍电影的是包括长影、上影等在内的16家制片厂，国家拨款给其拍摄，每年的产出有限；中影集团以固定的价格买来影片，向省级电影公司征订拷贝，定多少付多少钱，片子卖得再好，也大多与片方没有什么关系；放电影的，是各地方的国营影院。

不管是拍电影还是放电影，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观众可选择的并不多，全年票房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把中国电影行业称之为“市场”。

1994年，政策向“一定规模的进口片数量”开口，《亡命天涯》这部外片拿到了当年的票房冠军——虽然只有两千余万的票房成绩。这个开口之后，一直到1998年，最卖座的电影都是像《侏罗纪公园2》《泰坦尼克号》和《简单任务》这样的进口片或者港片，内地的导演还没有找到属于他们的商业电影语法。

直到《不见不散》在1999年贺岁档上映，以4300万的票房从外片和港片手里拿回冠军位置，冯小刚也自此成为一个卖座的商业片导演。2001年上映的《大腕》，是冯氏喜剧风格的又一次延续，只不过当年票房排在它前面的，仍然是《珍珠港》和《霹雳娇娃》这样的外片——内地商业电影还是打不过外片。

整个电影市场，也处在艰难的境地。1995年，全国票房9亿多，有报道曾指出，当年的观众人次只有750多万，有效银幕3000块左右，很多影院白天卖羊毛衫，晚上放电影。

难则求变，困局之下的九十年代，一系列政策红利，孕育着内地电影发展的机遇：1993年，原本只属于中影的发行权放开，中国有了市场化的发行公司；1997年，“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均可“参加摄制电影片”，电影内容生产层面的权限也开始放宽，民营电影公司应运而生，并在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力量。

更彻底的变革发生在新世纪初。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概念，2003年，“十六大”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被写进报告——电影被定义为产业了。

有从业者曾经提出，这个定性非常重要，就如同打地基，决定了中国电影未来的方向和道路，“如果不将它定位为产业，那么现在的一切发展都无从说起”。

那是一个电影还未形成市场规模、大家都并不明确何为电影产业的年代，多位电影人对毒眸表示，能在那种情况下把电影定义为产业、决心发力，是当时发生在电影身上的“勇敢的事”。毕竟在那之前，电影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承载了更多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而那之后，电影才被真正赋予了产业意义。

要成为一个产业，就要有产业规律、有产业意识，建立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是重中之重。于是在2001年的12月18日，另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发生了。

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颁发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实施细则》的1519号文，其中的第四条指出：实行以院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减少发行层次，改变按行政区域计划供片模式，变单一的多层次发行为以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

2002年，院线制正式推行，原有的僵化的发行体制被彻底打破，电影发行交到民营公司手上，发行效率提高、放映渠道被拓宽，市场化机制真正建立，电影有机会释放出其巨大的活力——在很多从业者看来，院线制改革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第一个决定性起点，是“电影市场的改革开放”。

“英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吗？

尽管中国电影的“改革开放”比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晚了近30年，电影产业的起步略迟，但在那个“了不起”的决定之后，中国电影开始频繁地有奇迹发生。

很多人习惯把2002年上映的《英雄》作为第一个里程碑，在全年票房不足10亿的情况下，《英雄》就贡献了2.5亿，曾有央视的调查证明，观看电影《英雄》的观众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已经多年没进过电影院了——从这一维度上来看，《英雄》的成功毋庸置疑。

如果说冯氏喜剧在商业上的成功，是相对有独创性、带着明显作者风格的，那么《英雄》则具备了更大的“复制与模仿”意义：

过亿的巨额投资、豪华的演员阵容，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星光熠熠的首映礼为典型事件的高调营销宣传动作，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方法，在国产电影身上验证了可行性。

《英雄》之后的几年里，卖座的国产电影是与之相近的《无极》《神话》《天下无贼》《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国产商业片进入到大场面、大制作的阶段。

当一种模式或类型成功后，同质化的影片会就大批出现，在消耗了观众的新鲜感后，“成功模型”最后的价值也会消失殆尽，这是国产电影在当年就露头的习惯，而这一点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只不过，国产商业大片涌现，对于票房的拉动力却并不明显。2003-2006年，全年总票房分别为10亿、15亿、20亿、26亿，中间“哈利波特”“黑客帝国”和“魔戒”等也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直到2008年，内地影片在与外片的竞争中开始显现优势，票房排名前三的是《非诚勿扰》《赤壁1》和《画皮1》，前两部影片都拿到了超3亿的票房，而表现最好的外片是《007大破量子危机》，仅以1.4亿的票房排名第七——那年的总票房为43亿，实现了较上一年30%的增长。

看起来市场正在蒸蒸日上，但彼时就有电影人指出：我们缺少的不是商业大片，最缺少、最薄弱的是中等投资规模、中等回报的主流故事电影。“现在或者是大投资高票房，动辄上亿的电影，或者是大量的全国票房仅有几万、几十万元的影片，还有的干脆就进不了院线。中国电影呈现出一个很不健康的金字塔形状，而理想的形状应该是纺锤形的。”

可惜的是，这个理想的形状，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成型。之后的几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迅猛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也并不在内容供给，而是依靠下游的生长壮大。

于2005年初正式成立万达电影院线公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成立那年，全国只有5家万达影院，2006年涨至15家，王健林一句“电影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产业”开启了万达院线的强势生长之路：

2007年5月，万达有了第一块IMAX银幕，当年年底在全国拥有了28家自有投资影院；2009年全年票房只有60多亿，万达院线就产出了8亿多，开启了院线“老大”的地位；2012年，万达集团收购AMC，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

有当时就进入院线行业的从业者对毒眸感慨，那是最好的时候：“只要你大步向前走，拼命干，就有无数的机会。你见到一个工地，说这里要建一个有电影院的商场，几天之后，锃光瓦亮的影院，就这么奇迹般地开业了。”

政策的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水平和提升，商业地产崛起，以及大批敢想敢干的电影人，共同制造了一个能让产业下游从无到地发展壮大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期。

从2002年院线制推行时全国1834块银幕开始，10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涨到了13118块。

其中，另一个重要的节点是2010年初《阿凡达》上映。在影片上映前，全国只有六百多块3D银幕，完全无法满足热情的观众对这部3D大片的需求，于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内地多出了三百余3D银幕。

也是在那个时候，《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其中提出：2009年至2012年基本完成地级市数字影院建设改造任务，完成部分县级市数字影院建设改造任务；2013年至2015年基本完成县级市和有条件县城的数字影院建设改造任务。

从此，国内电影市场下游的影院数字化改造和新影院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这为电影产业的飞速发展打着地基。

“聪明人”，“短视”

影院的生长、产业基石的建立，为国产电影另一个里程碑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用12.67的票房，带动华语电影进入单片10亿＋的时代。它的出现让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等老牌导演对内地票房市场的主导地位暂停，新导演的作品被观众买单的能力开始显现；也结束了“英雄时代”，证明了商业电影可以不用大投资大制作，小成本也能博得大票房——

自此，中国电影彻底挥手告别全年票房10亿左右的“旧时代”，进入一个商业片的“新时代”。

在这个新的电影时代，越来越多的“聪明人”入局。

“不管你是做项目的，还是想做公司的，或者想去投IP的，都有无数的故事可以讲。”有资深从业者提到那个热钱遍地的年代：找一套模式，以现状做背书，给资本讲故事，把故事讲得丰满、圆润。“资本不在意你所谓的专业到底是什么，只要你的逻辑、故事他听得懂，一个电影公司是能靠讲故事拿到几个亿的。”

因为彼时的电影行业是上行的，2012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的170亿元，到2013年的217亿、2014年的294亿，电影市场每年的票房增速都在30%左右，2015年12月初，全年票房突破400亿大关，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数字下，很多从业者都开始相信，未来中国电影市场黄金十年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电影市场漂亮的成绩，引来了资本的疯狂。文娱行业并购、跨界投资成了一门风潮，影院买卖溢价率10倍左右都算“低价”；像皇氏乳业、熊猫烟花等大批和影视毫不沾边的企业，花重金收购各类影视公司、参投影视项目；也有《人鱼帝国》背后的地产商金主，豪掷数亿美金请来各路大牌演员和好莱坞团队，还亲自上阵担当制片人、编剧，要拍一部“好莱坞式商业大制作”。

大量跨界资本涌入电影行业，资本的疯狂，让很多还停留在PPT阶段的电影，只因流量明星的加盟意向，就能拿到不小的投资。“拍电影大有希望，能赚到钱”，有从业者对毒眸感慨，当时的投资逻辑在电影行业讲得通，热钱涌动之下，懂不懂电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什么赚钱投什么，什么赚钱快拍什么”。

这样的狂热，给日后市场的发展留下了隐患，观众也受到了“伤害”：以青春片为例，《致青春》成功之后的几年里，打情怀牌、充斥着分手车祸和堕胎等狗血元素的青春片扎堆，投资小、周期短、回报大，市场的投机行为与其亲手制造出来的烂片，二者联手，早早地为青春片失去观众信任这件事埋下了伏笔。

另一点无法忽视的是，2015年令人振奋的400亿票房背后，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票补。有从业者提出，2015年全年各方累计砸入了40亿元票补；也有资深发行人士曾对毒眸表示，那一年票补能带来的票房效能一度达到了1：12的峰值，“100万的票补可拉动1200万票房”。

回过头来看，票补的确做到了让不看电影的人走进影院，助推了内地市场票的高速发展，但因为“便宜”而看电影的消费者留存下来了多少、有多少转化为稳定的电影观众，谁都给不出确定的答案。甚至有人在当时就认为，一路上涨的票价和停滞不前的观影人次背后，可能藏着一个更为悲观的信号：

观众正在离电影院越来越远，我们的电影市场，还没能培养出一批真正属于它的，忠诚而热情的观众。

最明显感受到这一点的，仍然是下游影院，比起电影内容创作者，它们更直截了当地感受着与观众之间距离的变化。

原本观众去影院排队、购票，影院推销自己的会员卡、优惠券，观影前在影院驻足，发生周边消费行为，这是电影院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但线上票务平台崛起后，只需要打开猫眼、淘票票选座付款，卡点到了影城，检票观影，散场后离开——

“在票务平台后，影院‘躺着’卖票、赚钱，太容易了。”有从业者回忆，当时的电影院以为“有人帮自己买票挺好的”这一短视行为，导致其逐渐丧失了话语权，最终成为被动的放映终端：“根本没有意识地，拱手让人。”

回到最简单的逻辑

好在，警钟适时地敲响了。

2016全年票房455亿，算上被纳入的服务费，也只比上一年增长了3.9%，之前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增长率，在这里戛然而止。对于这一点，毒眸曾经提出疑问：基础设施、营销票补拉动观影需求的时代是否已经即将成为历史？大IP、流量明星堆积的烂片方法论是否失灵？中国电影想要更进一步，该上哪去寻找新推动力？

而答案就在这一年增速放缓的电影市场释放出来的信号里：优质内容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观众“反应”过来了，烂片骗不到钱了。

要重新找回观众，方法只有一个：过硬的优质内容和口碑。

“我们回到最简单的逻辑，我拍好电影，别人喜欢我的电影，买票看我的电影，这是最正常的逻辑，就是买和卖的关系。如果这样，就变成一个正向循环，拍好电影的人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大家凭本事吃饭。”有从业者说道。

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2017年的《战狼2》、2018年的《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和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都是强口碑话题传播度、观众正向评价与高票房正相关的证明，而延展下去，一个更好的信号，像当年陈思诚接受毒眸专访时说的那样，“中国电影观众是对类型的包容度很高的”。

2019年春节档大爆的《流浪地球》和3部都卖得不错的“唐探”证明了这一点，科幻片也好，类型化的系列电影也罢，其共同指向的，都是成熟的电影市场应该具备的能力：工业化。

有从业者说，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是自下而上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电影工业化’的讨论十分热闹，也十分嘈杂——举凡自下而上的改革或升级，就是让市场自身不断试错，由企业自己去承担‘电影工业化’的成本、代价。”

前几年在各大峰会、论坛上，大家都在谈谈这个问题。而在“工业化”之前，也有人认为应该先思考另外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电影行业“无法金融化”。

“无法做影片，无法做资产抵押，无法做杠杆，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无法金融化。”简单说，一家影视公司要做规划的时候，是无法保证在电影部分保持稳定的、可测算的增长的——这就意味着第二个问题：无法资本化。

当这个两个问题可以被回答之后，再探讨工业化会发现：工业化的底层，不是做表格，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影片大肆宣扬的高标准、高规格。“而是可以分、可以合，可以标准化，可复制。”有从业者认为，如果做电影的人，全都是手艺人，没有产业人，去哪里谈工业化呢？

“残忍”的是，正当行业还在为这些问题而探索、寻找答案的时候，另外一些干扰因素加入了。

2018年，“阴阳合同”事件揭下了行业的又一块遮羞布，部分影视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股价暴跌、商誉暴雷，一大批影视公司关闭、关门；2020年，疫情出现电影行业停摆了半年，好在复工后，《八佰》振奋了市场和观众；

2021年春节档，《你好李焕英》等国产片让市场全面复苏，新的票房纪录似乎随时可能出现；但紧随其后的，是全面降温的暑期档，片荒、内容供给不足带来的观影热情冷却，让多个档期和月份的表现跌回了多年之前；前几天疫情反复，全国各地不少影院再次关门，被赋予救市希望的《长津湖》撤档——

中国电影似乎一直在挣扎，每当有了点希望，想伸手握住的时候，又扑一场空。

“没有什么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行业小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在各玩各的，到现在了还没有形成共识”……

不同的声音充斥着市场。在行业受到重创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投机、短视，和行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每一个隐患，都没有轻易地放过我们。

更好地活着

一切历史都关乎当下。

当我们试图从“中国电影产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回溯里，找到摆脱当下困境的方法时，不同的电影人对毒眸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我蛮看好这一轮的，潜藏在所有表面的不堪下的变革。”有资深从业仍然满怀希望，期待一个巨大的变革的发生，而这个变革甚至“使得我们有可能有机会赶在好莱坞之前，弯道超车”。

那么“机会”藏在哪里？答案很多，甚至就藏在产业发展的现状里。

从上游说起，“产业意识首先应该在创作方面”。有从业者认为，中国故事的类型创作方法论，是重中之重，类型创作的基础需要夯实，“以科幻片为例，未来中国科幻电影应该怎么做，可能遇到什么问题，是要成体系地输出给行业的，形成一个传递机制，会避免很多错误。”

持久稳定的类型创作能力的形成，才有机会带来稳定的优质内容供给，这对培养民众的观影习惯是一件长期利好的事；与此同时，技术的革新对电影的加持，也为行业的升级提供了想象力；电影院身份的转换，经营模式的创新、影院场景的升级和多业态的合作等等，产业下游仍然有机会充分焕发生机……

新鲜的血液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入行业，他们对类型有自己的思考，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很快，对电影的热情也很高涨，假以时日，会带来中国电影内容创作领域根本性的革新。

另外，我们也始终坚信，老牌的电影公司和有腰板的电影人，是很难“倒下”的。

“即使资金链一断再断，但只要给他们做电影的机会，只要他们想认认真真地做电影，还是会有好的项目出来。”有资深从业者说。而这背后的逻辑在于，过去做电影的成功经验到今天仍然有适用的部分，“电影能力”仍然存在，所以几乎是只要有机会出现，他们仍然有逆风翻盘的能力。

毕竟，中国电影产业20年，电影人披荆斩棘地走了过来，有很多好的东西被留了下来。

在很多次采访中，都有影视行业的从业者对毒眸表示，电影是有造梦功能的，而似乎也只有电影人喜欢说自己有一个电影梦，“你好像很少会见过做电视剧和综艺的，说我是因为有个电视剧/综艺梦才进入这个行业的”。

电影梦听起来是一个有些虚无缥缈的词，它抽身于电影的商品属性而存在，似乎在一个产业和市场里，大肆地聊电影梦显得非常幼稚。但回顾中国电影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在每一部有时代意义的影片身上、每一次了不起的变革背后，都有“电影梦”和情怀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撑。

顺着这种精神力量延展下去，更美好的畅想是，在行业不景气、产业支离破碎的现在，中国电影、电影人，仍然有“还手”的余地和重启的能力，或许可以把乌云蔽日的当下，扭转成“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的起点。

前不久，有电影从业者与江志强聊天，聊到去做电影之外的内容，江老板不解：电影现在受到这么大的挑战，我们是电影人，要想的难道不应该是如何继续地做电影，去改变现在的市场吗？

“我们，要捍卫电影啊！”

（感谢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电影人对本文的帮助。）

还在办公室里敲打键盘的你，设想过自己七十岁后的样子吗？

苍老的面庞、银白的头发、不再健康的身体？

古稀之年，生命的旅途走过大半，这个时期，似乎不再适合去挑战，人生的步调似乎应该放慢，去感受生命最后的温度。

但这并这不该是“70后”老人生活状态的全部想象。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一位“依然十分能干”的71岁老人李芬香，她在位于半山腰的村中开了一家次日达的乡村团购店，每天中午，她会推着小推车去给乡亲们送货，把新鲜的水果蔬菜肉类送到居民家中。

这个位于山上的村庄，日常很难买到新鲜的食物，要买只能每隔三、四天去山下的集市买，李芬香次日达的小店开业后，才解决他们购买日常生活所需的问题。

71岁之后，在外人看来本应养老的李芬香重新回到工作状态，在为乡亲带来便利的同时，她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以及久违的充实与快乐。

以下关于是她的真实故事：

“手里有钱，但我花不出去”

湖南邵阳市东侧的大石桥村隶属于杨桥镇，是由临近的三个村庄合并在一起的大村，整个村庄有好几千人。

但大村的居民却并不集居在一起。此地多山，居民往往散落在不同山体的不同区域：山顶、半山腰或山脚，集合在一起的区域，在当地有一个更具象的名字——“院”。

七十一岁的李芬香奶奶，就住在村里一个名为“三边屋”的院里。

三边屋位于半山腰，院中多留守70至80岁的老人或小孩，老人的年龄普遍在70～80岁之间，至于年轻人，多是去了镇上或外面工作，节假日方回。院内无人生产，要购买生活所需，必须等镇上开集。

这里的集市并不是每天可逛，得等农历逢二、五、八的日期才开，且只开半天，11点就闭市。通常院里的人要5、6点起床出发，走过长长的山路到达山底，再步行到镇上，全程需要走5公里。

尽管有趟一小时一班的公交车可以乘坐，但为了赶早买到新鲜的瓜果蔬菜、生活用品，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选择走路。

肉是大石桥村最稀缺的东西，蔬菜有田能种，但院里没人搞养殖，不去赶集，就意味着没有肉吃。要吃肉、买蔬菜、买日用，就要去5公里外的集市，对老人来说，这是一个要解决生活所需所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2018年，杨桥镇建了一个高铁站，大路通到了山下，于是山下人员汇集之地，新开了一个集市。但集市三天一次，每次买肉买菜，老人们都得起个大早，走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尽管当时电商兴起，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会网购商品，给留守在家里的老人孩子寄回。但对于老人来说，取快递可能比赶集更麻烦——快递点在5公里之外，大包小包地带回来，实在吃力。

院里有个80岁的张爷爷，他的几个女儿全嫁去了外地，每当逢年过节时，老人都能收到女儿、女婿下单的快递，既多又扎实。每次张爷爷吃力地往院里拖，路上的乡里乡亲总会说：“嘿，你女儿又寄东西回来了啊！真好。”

张爷爷每次都笑着应，但遥远的山路，对他来说，更像一种甜蜜的负担。

71岁的李芬香则连赶集都很难去一次。李芬香的老伴十几年前生了病，她需要在家时刻照应，再加上李芬香患有风湿病，走远路就腿疼。

每遇到缺少物资的情况，她只能走到半山腰，麻烦乡亲们帮忙带一点东西回来，再或者就是让就近工作的儿女隔三差五回老家时，帮她送点东西回来。

对李芬香和大部分生活在大石桥村的老人们来说，随时随地能吃到新鲜蔬菜肉食，或许是最真实也最迫切的愿望。

“71岁了，能为乡亲做事，我高兴！”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2019年。

那年，李芬香的儿媳在镇上开了一家兴盛优选的店铺，听儿媳说，只要第一天下单，第二天就能送到。

李芬香很感兴趣，她觉得自己是不是也能帮村里的老人们开一家，

“凭什么年轻人能干，老人不能干？”

儿媳听闻，立马帮她申请开店，李芬香高兴得不得了，店还没开起来就四处和邻里“播报”：

“我要开店了，以后来找我买东西，再也不用去那么远了”。

邻里们自然也很期待地回应，时不时问李芬香：“你的店到底什么时候才开起来呀！我们好买东西。”

但好事多磨，三边屋的位置过于偏僻，无法满足兴盛优选次日送货上门的条件。直到后来高铁开通，通往三边屋的大路修好，李芬香的店才真的申请下来。

开店前一天，李芬香在微信拉了40多位老乡亲入群，还给他们每个人发了微信红包，附言是，“开门大吉！”

不过，最开始院里的老人还是不相信李芬香的店能实现“次日达”。他们忍不住跟李芬香一遍又一遍地求证：

“真的会每天送吗？我们还不需要走路，不需要等开集？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喔！”

李芬香和大家宣传儿媳的店，说那边都是次日达，她这里肯定也没问题。李芬香还哄大家，

“试一下没关系的，要是它没送来，我给你们退钱！”

在这个乡里乡亲从小相熟、彼此熟悉的礼俗社会，连接起这些老人的是相处多年的感情和信任。

在院里的人看来，李芬香一直都是一个很能干、又很踏实的人。李芬香年轻的时候就炒得一手好菜，还能做出很好吃的腌菜和咸菜，在院里颇有口碑。

从前院里有人要办红白喜事的大宴，或是家里来了稀客，就会请李芬香去掌勺。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知道李芬香是个靠谱的人，不会骗他们。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有一些老人跟着李芬香的一步一步的指导，在兴盛优选的小程序上下了单，那些还抱有怀疑态度的老人们则在一旁观望，又好奇，又怀疑。

第二天，那些新鲜的肉、菜、水果、米、面、油、纸巾，果然送到了李芬香的店里。那些没下单的老人看着被送上门来的货，惊讶得好半晌说不出别的话，

“哇！还真能到！”

村里老人的平均年纪在70岁左右，对于他们来说，手机的功能大多只停留在打电话、发语音、和孩子们视频，甚至还有些老年人用的是最基础的老人机。

见到李芬香的店里能通过微信小程序买菜，那些老人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儿女，

“我也想要一台智能机，能在微信里买菜的那种”。

也几乎就是在那段时间，那些用老人机的老人们，手机全都因此“更新换代”了。

但智能机拿到手，面对那么多App，那么多功能，老人们又发了愁。他们只能再拿着手机去找李芬香，让她一步步教自己到底如何下单。

李芬香一下成为了村里的“红人”，在村民们眼里，李芬香不仅会用微信订货，还会用手机玩游戏、斗地主，甚至有次在手机上参与抽奖，抱了个电饭煲回家。

李芬香就这么一步步教着自己的同龄人，如何打开小程序、加入购物车、查看价格、确认订单，然后再通过微信付款，这样就可以等着商品上门了。

村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是李芬香老伴的大哥，通过李芬香的指导，他每次都能自己独立下单。这让他自己也非常自豪，80多岁还能上网买菜，熟练使用微信，够他在孩子面前“炫”好一阵。

老年人接触数字化，同龄人之间的带动和学习很重要。尤其是在乡村中，需要更多像李芬香这样的数字化“种子”，在她们的带动和赋能下，或许能够帮助更多的老年人步入数字时代，并找到实现人生价值、发挥“夕阳红”的可能。

在大石桥村外工作的年轻人也知道了李芬香的店，每次回老家，他们都会特意在兴盛优选上查价格，对比和大城市买菜的差价，

“比自己买了带回来还划算”。

他们甚至要求也加入李芬香的微信团购群，这样方便他们在外也可以随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买东西。

院里有一个14、15岁的留守儿童，祖父母早去，父母在外，他每天的生活所需都靠父母在千里之外下单，由李芬香送到。

很快，李芬香的微信群就从40多人，变成了117人。每天都有人下单，少则20几单，多则百单，过年时甚至能达到200单以上。

每天中午收到货以后，李芬香就会推着小推车去送货。院里的人看见她，都会笑吟吟地跟她打招呼，竖起大拇指说：

“你都70多岁了，还能开个店帮我们，每天到处给我们送货，真的了不起。”

李芬香自己也觉得自豪，“帮助乡亲们，我高兴；展现自己的能力，我也很高兴！”

“这个时代这么好，我要一直做下去”

李芬香散发出来的乐观气息，常常会让人忽略她其实已经70多岁。她每天都笑吟吟地送货，见到人就打招呼，从来没有认为开店、送货这件事辛苦和累。

但实际上，因为风湿，李芬香走路时腿脚不便。而三边屋在山上，每次送货时，李芬香都不得不在山路上爬上爬下。

每天中午，兴盛的工作人员开车把货送来，李芬香还坚持要自己搬，动辄10斤、20斤的大米，成箱的牛奶，但周围的人想要帮忙时，李芬香总会摆摆手，说：“不用，我搬得动。”

李芬香觉得这不是什么事儿，只要她还有办法自己干，就说明自己还有能力、有价值。

但从旁观者的视角看来，年已古稀的老太太，自己一个人搬动这些重物，一个人蹒跚着把东西送去村民家里，总害怕她会累着，或摔着。

李芬香的女儿也不理解：

“71岁好好养老不好么？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

那时是冬天，三边屋结霜下雪，稍不注意就会摔倒，女儿阿慧一个劲儿地劝她：“不要去了，也不缺这一点开店的钱，冬天在家里坐着多好。”

但李芬香就是想做，她依然希望她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可以为乡亲们做一点事，且她还没老，做一些事让她感到自己还有用，让她觉得安心。

被女儿说得多了，李芬香就一副轻松的口吻笑着说，“真没事！你不用担心，你就当我出去到处去走走，锻炼身体，顺便就把货给送了。”

李芬香身上有一种乐观坚韧的精神，总愿意看到事物积极的那一面，在做了两年优选后，她跟女儿得意地说：

“我的身体因为开店还变好了呢，以前时不时还会感冒，现在都不感冒了！”

这种乐观几乎伴随了李芬香一生。

十几年前，李芬香的老伴生了病，多次做手术，从前李芬香和她老伴生活在镇上，因为老伴的身体原因，她带着老伴回了三边屋，一个人照顾他。她知道儿女有自己的事业、家庭，所以不愿意干扰他们的生活，一个人扛起了照顾老伴的责任。

七年前，女儿手里的饭店无人经营，她自告奋勇经营饭店，同时帮着女儿带外孙、外孙女，那时她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送孩子们去上学，然后回来准备饭店开业。

而现在，70多岁的李芬香又开了店，为院里的乡亲们每天带来新鲜的瓜果蔬菜，和能随时补充的生活日用品。

所有的这一切，在李芬香提及的时候，都只是“寻常事”，她不善言辞，也不愿提及这些过程中的苦难，每次提到过往，都觉得再正常不过，或只是记住那些积极的事件、他人的帮助，或是当下生活的美好。

“我们年轻的时候这里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分家之后，一家人住一间房，我们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要出工做事。”李芬香感慨。

“现在比以前好了太多，有了手机、有了微信，不仅可以购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也能帮助村民把当地的农特产品推销到乡镇以外。”

老伴身体不好，李芬香也常宽慰他，说：“现在世道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多活几年，多活几十年，好好看看这么好的世界。”

不像人们寻常印象中的古稀老人，李芬香依然保持着对所有新鲜事物的好奇，学着玩智能手机，学着用手机看资讯（尤喜养生类），还自己玩短视频平台。

甚至有一次，儿子说起最近正在投资买股票基金，李芬香一听就激动了，连忙问儿子：“这个怎么玩，我也想玩！”把不用的闲钱10块、20块的投进去，跌了不甚在意，要是赚了，就忍不住高兴。

她的生活并非没有艰辛和痛苦，但她从不多言这些坎坷，只记得好的一面，这使得她即使老了，也依然有一颗直率坦荡又可爱的心，能接受世界的变化，也感受世界的美好。

后记

年龄究竟代表着什么？

年轻人焦虑着变老，害怕时光流去一事无成，害怕老之至矣生命不再是鲜活的状态，害怕想做的还未做，生命已走过大半。但是，这些所有的想象都仅是构建了一张图像，将我们惶恐的一面画在上面，而后定格。

但是，生命的状态哪里是能够定格得住的呢？生命是流动的，它会从一种状态流动变化到另一种状态，在生命的时间刻尺上，只要未曾完结，它便具有无限可能。

71岁，是一个大部分人都认为应当养老的年纪，但年过古稀的李芬香，却又重新开店，重新回到工作的状态，她不觉得疲惫，相反，她感到很充实，也很快乐。

互联网深入乡村，为解决基层就业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未来，更多诞生于城市中的职业会在乡村出现，这也为那些弱势群体的家庭拥有更好的生活，带去希望。

在她才开店给乡亲送货时，乡亲们接过货，总是会很感激地说：“谢谢！”他们谢谢李芬香开的优选店能实现次日达，他们不用在走上几公里去赶集、买东西，再艰难地搬回来。

李芬香也会很感激地说：“谢谢！”

她感谢大家支持她的生意，感谢大家对她的信任。他们也会互相感谢，多次表达谢意，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

春节的时候，李芬香接了200多个单子，院里每一户都下了好几单，想到什么就加单。李芬香一个人送不完，回家的儿女帮着她一起送，每到一户人家，对方都要热情地招待他们，让他们进屋吃糖果、水果、瓜子，不肯进门也要抓一大把吃的往他们兜里塞。

他们笑着说：“收着！多亏你（你妈），我们才能过得这么好。”这种被院里所有人认可和感谢的感情，让李芬香觉得她做的事特别有价值。

在广袤的乡村地区，生活并不像我们日常接触到的那样简单和便捷，而在那里，正是有像李芬香这样一个又一个乡村团购的“店长”，打通了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让生活在那里的人有食可吃，有物可买，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轻松。

当我们问及李芬香打算把这家优选店经营多久时，她笑哈哈地说：

“只要我还能做，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8月正午的海南，烈日洒在椰树上。超过35°的高温之下，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

坐落于海口市郊区的冯小刚电影公社却不同，熙来攘往的工作人员，车辆频繁进出影视基地大门。据门口公告，基地内四座影棚现有三座正处拍摄状态。

近期高人气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是在这录制。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21日，该节目上线10天，累计播放量已达8.77亿。

“影棚都被订满了，从现在到年底，只有一个棚剩下一个半月档期。”7月31日，电影公社影视基地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数百米外的影人公寓也“人满为患”。剧组人员陆续进出，空地处摆放着制作中的节目道具。

据工作人员透露，影人公寓的300间房已经住满。附近一个影视器材公司的仓库，设备层叠堆积，车辆进出，剧组人员熟练挑选着设备。

要直到8月底，海南才会逐渐摆脱高温，进入较适合影视拍摄的气候。但从种种迹象看，海口的影视拍摄热度已超过气候的限制。

冯小刚电影公社的火热是海南影视业的缩影，很多人把这一波热度归功于政策扶持。

“去年海南出台了影视产业相关支持政策，影棚一下就变得抢手起来，以前没这么火。” 上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说。

在从业者看来，海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一片影视的热土。

影视项目蜂拥而至

李兰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她是一名外联制片，每天都工作是为来海南拍摄的剧组提供制作支持。

“每天要接八、九个电话，了解四、五个影视项目，完全没有休息时间。”李兰卡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她经手了6个项目，项目类型包括电影长片、短片还有网络剧以及广告片。

李兰卡觉得眼下海南的影视产业热闹得不可思议。

海南的影视基础并不雄厚。2010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非诚勿扰2》在三亚取景；2014年，海口冯小刚电影公社完工并对外开放。至此，海南才逐渐形成了小规模的影视产业。

2020年，海南影视产业迎来爆发增长期。当年5月，海口市政府印发《海口市促进影视产业发展若干规定》；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又名“蓝皮书”）出台。上述文件对影视产业给予了各项政策优惠。

“蓝皮书发布后，来海南的剧组非常多，海南影视产业还没完全成熟，项目已蜂拥而至。不少陌生同行，一听说我是海南人，也会向我了解这里影视行业的相关细节。”李兰卡说道。

李兰卡在国外攻读制片管理专业，原本计划北漂，但家乡火热的影视产业氛围，令她改变心意。今年3月，她与朋友在海口注册了一家小型影视公司，为外地剧组提供支持。

来岛拍摄的剧组也感受到了这里的热闹。

2020年下半年，制片人雪莉（化名）与剧组在海口呆了4个月。

“当时岛上有20多个组同时开机。我们剧组的一位主要拍摄人员当时已经在海南呆了大半年，从2020年4月开始，那位同事就一个又一个地接到项目，没有停下来过。”7月31日，她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道。

有圈内从业者迅速南下，将事业布局在此。

老刘(化名)原本就是海南人，但此前一直在北京从事影视特殊道具制作业务。2020年相关影视支持政策发布后，他嗅到商机，火速回到海南，在冯小刚电影公社外开了一家影视材料店。

圈内颇有名气的影视器材公司火焰山，则更早在海口筹建了分公司。火焰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江（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19年时，公司曾在海南支持过大型项目，杀青之后，一批设备留在了本地，因此便顺势在海南布局相关设备产业链。

“在海南，目前只有我们公司有这么全的影视设备。”李江说道。

从数据上看，一大波影视人正浩浩荡荡来到海南。

今年1月24日，海南文旅厅公布数据，截至1月，海南全省文化影视公司注册机构超过2000家，比蓝皮书发布前增加了600多家。据海南省电影局2020年12月数据，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颁布以来，半年内，省电影局共受理影片备案申请117项，同比增长84%。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8月21日，成立时间在1年内的海南“影视”相关公司已达3191家。同时，以沈腾、那英为首的头部明星名下公司，以华谊兄弟、华策影视、光线传媒等为代表的头部影视公司，一年来也陆续落地海南。

具体到作品，年初播出的贺岁剧《假日暖洋洋》、由B站自制剧《风犬少年的天空》原班人马打造的《燃野少年的天空》、由杨紫、井柏然主演的新剧《女心理师》，以及《披荆斩棘的哥哥》《创造营2021》《夏日冲浪店》等热播综艺，均选择在海南开机，且背后的出品公司大部分在海南成立不久。

哪里省钱去哪里

在海南拍戏能省钱，是影视人来到海南的最大动力。

正常来说，企业所得税率的标准税率在25%。但蓝皮书规定，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均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影视行业正属于当地“鼓励类”产业之一。

蓝皮书还规定，对于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中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头部影视人才亦有机会囊括在内。

据2020年5月版的《海口市促进影视产业发展若干规定》（下称“规定”），影视公司注册在海口市，按其形成的地方财力贡献市级留成部分（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给予100%奖励。符合条件的企业，一年有100万—400万元的奖励；电影作品票房符合特定范围的编剧、导演以及演员在海口注册成立控股公司，未来出品的电影作品也有机会获得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此外，海口还对在当地进行的拍摄、播映等活动提出各式补贴。

上述政策，力度空前。从业10年的制片人罗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全国各地出台的影视支持政策，大多执行至根据纳税金额进行补贴的程度，鲜少涉及到税率。

“以前为了提高收入少缴税，行业内部分公司甚至铤而走险，通过虚开发票以提高公司成本支出，从而减少缴税金额。现在海南给影视企业的所得税率降低了10%，企业可以省一大笔钱。”8月2日，罗欣说道。

影视利好政策出台后，沈腾、白敬亭、王一博、黄磊、黄子韬、那英、贾乃亮、马伊琍、阚清子等影人均在海南注册影视公司。

从实际操作情况看，海南在影视政策的落地方面，表现出相当高的执行力。

跟进影视项目的过程中，李兰卡时常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就她所经手的影视项目手续，都由一个部门负责，办事不需要层层部门转接，也没有繁复文书。“所有项目都能在5—14天内获得明确的反馈与指引，带组去各地拍摄时，所需接洽的各个政府部门也比以前更理解与支持。”她说道。

一位2020年底来到海南的影视投资人，见证着越来越多的同行陆续来到海南注册影视公司。该投资人形容道，影视剧组就像游牧民族，哪里政策有优惠、能省钱，就往哪里去，得赶紧抓住政策红利。

下一个横店还是霍尔果斯？

眼下海南影视公司的注册热潮，不禁让人联想到曾经的“避税天堂”霍尔果斯。

2010年，霍尔果斯被确立为经济特区，随后，当地出台一系列税收与奖励政策。根据当地规定，2010—2020年，在霍尔果斯新注册公司五年内企业所得税全免，五年后地方留存的40%的税将以“以奖代免”的方式返还给企业。此外，企业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符合一定条件后可获得的相应奖励。

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企业前来注册，其中包括众多知名影视公司。但由于注册审查不严与监管不规范，一址多照、逃税漏税等乱象丛生。

直到2018年1月，霍尔果斯当地相关部门才提出注册企业必须在实地经营等规定。

海南完善了相关政策。3月5日，海南省税务局出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要求注册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与资产均需在海南当地。早在2月，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曾发布信息，一次性吊销了2965家注册后不营业的企业营业执照。

较为接近海南相关部门的业内知情人士赵波（化名）表示，5月时，因郑爽天价片酬事件，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都到海口做了调研，目前，海南相关部门正在全岛范围内进行排查和梳理。

“一是要杜绝类似的可能违法的明星涉税行为，二是要保证全岛都贯彻落实好自贸港的税收政策，做到没有漏洞可钻。因此，海口日后还会推出相关规定的修订版。”8月19日，该知情人士说道。

单靠政策还不够

支持政策只是开始，要成为影视沃土，海南道阻且长。

很多影视业内人士不太喜欢海南的气候。4—8月是海南的雨季，台风、雨水与高温交织，这极大限制了剧组拍摄时间。

景观资源也较为有限。雪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海南的船、港口与丛林景观均适合拍摄警匪片，海岛风情也适合拍摄生活类综艺，但一旦涉及到其它类型项目，场景就捉襟见肘。

“拍古装戏首选横店，拍抗战戏首选山东，拍城市景观虽然也会考虑三亚，但还是倾向于选其它一线城市。”雪莉评价道。

即便是海南人，李兰卡也很难找到部分剧组需要的场景，必须得花大量时间去勘景，寻找合适场景。

海南的影视产业配套也不齐全。

老刘经营影视材料店，主要售卖导演椅、灯光纸等剧组拍摄用耗材。“我就是海南独一份，就我一家卖这些用品。”但老刘也要去岛外采购。

火焰山自称拥有海南最齐全的影视设备。李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公司能同时为6个大型影视剧组提供器材。

这显然远远不够。截至7月，横店影视基地的在拍剧组数量达51个，筹备剧组则达59个。

“总体而言，海南的设备公司库存还是太少，一旦剧组增多、或者摄影指导对器材要求较高，海南本地满足不了要求。”在北京、横店与海南都跟进过项目的雪莉表示。

适合剧组住宿的酒店资源配置也未能跟上。通常，一个剧组需要6—70间房，预算标准约110元/间，但是，海南价位合适又房源充足的酒店并不多，且位置偏远。

目前的产业氛围也让影视人们诸般不适应。李兰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海南的群众演员、剧组车队服务等还不够专业。

今年才在海南结束了一个项目的罗欣也感触颇深：“岛上的印刷水平有限，物料还得印好才能寄过来。想调一个大型车队，本地公司也没太多经验。”

“税收政策虽然能相对减轻影视公司的负担，也能拉平剧组从岛外来岛内拍摄影片时的成本差距。但光靠支持政策是不够的，没有一家影视公司会靠政策生存，海南的影视产业需要更强壮起来。” 赵波说道。

但在从业者眼里，海南影视产业较之往年已有明显起色。

老家是河北的李江在海南呆了2年，刚到海口的时候，供应链上的同行都不愿意来。

“现在海南影视业热了，想跟我们合作的人太多了。很多都被我们拒绝。”今年，李江刚在海口落户，打算定居海南。

一名海南小型影视公司的创业者看好行业发展，“岛内影视需求不大，中小机构生存空间有限。头部影视公司入驻海南，不仅能规范整个市场，还能创造更多需求，我们也有机会进入他们的产业链，承接更多业务。”

在历经近30年风雨，五代更替之后，B端客户的企业财税服务市场有望进入产品变现期。

智研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财税服务市场规模达到1664.1亿元，2012-2020年实现年均复合增长率11.47%。此外，有报告预计在2021年将涨至2664.4亿元。

在这竞争激烈的市场，已经有9万家财税相关的企业入局，有已经上市的老牌机构，有正在跃跃欲试谋求上市的新贵，也有资本加持的新力量，所有企业都在探寻突出重围的路径。

【第一新声】将于2021年底评选《2021年度中国高成长科技企业系列榜单》，并相应推出“高成长”系列行业与企业调研采访，“财税领域高成长榜”将作为细分行业榜单之一进行征集与评选。本篇文章主要聚焦“财税领域”，通过调研与采访，为大家梳理和分析行业的最新动态与趋势。

01

超千亿市场，9万玩家厮杀

随着财税数字化的推进，中国财税领域企业服务市场规模逐步上涨。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财税服务产业竞争现状及未来前景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财税服务市场规模达到1664.1亿元，2012-2020年实现年均复合增长率11.47%。此外，有报告预计在2021年将涨至2664.4亿元。

中国财税企业服务行业发展多年，但我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财税服务行业委托比例来看，韩国、美国、日本企业委托财税服务机构提供财税服务的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量比例分别为95%、61%、84%，而我国截止2018年仅为30%。这反映出我国财税服务市场渗透率较低，这也证明了潜在市场巨大。

实际上，财税服务的需求主要来自两类，一是针对G端客户的税局涉税服务市场和针对B端客户的企业财税服务市场。前者市场规模有限，市场集中度较高，并且商业模式比较传统，对参与企业而言，增量利润弹性不高。

而B端客户的企业财税服务市场空间大，对参与公司来说，赛道多样、拓展空间广阔、弹性大。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之后，有望进入产品变现期。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企业普遍采用人工模式进行财务管理。从80年代开始，会计电算化成为了新兴热潮，90年代之后，SAP、Oracle等著名厂商将ERP（企业制造资源计划）系统带入中国，开启了企业财税服务的新篇章。2010-2014 年以传统财务软件记账为主。2014 年至今则是智能记账，出现了 SaaS的服务模式，财税数据不再局限在电脑端口，可以上传至云端，实现票财税集成一体与智能记账，纳税人员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财务记账、财务查询、税收管理等。

对于企业财税服务市场的发展，慧算账联合创始人张明淇向第一新声介绍：“未来有两大变化，第一是因为社保入税，随着政策社保和纳税监管的合并，整个财税外包市场和人力资源也开始出现进行合并的现象，包括我们的很多客户也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社保类的业务，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化。第二是来自于技术的进步，金税四期到来，让整个税务的信息化带来了外包服务的广阔前景，这种大体量的集中作业外包合作形式能够存在，可能有更多自动化、机器人来参与客户的服务和交互。”

简约费控创始人兼CEO俞洋也提到了政策和科技的变化，但观点却略有不同，其向第一新声指出，企业财税服务市场有三方面的趋势。一是政策趋紧，包括金税四期系统的升级改造，税务统一征收社保，以及会计事务所由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等，这样会使得企业对于合规的要求越来越严，或者不合规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变。而这必然减少一部分做小客户的代理记账公司，他们是服务类型的公司，而不是软件行业的公司。代理记账的公司数量减少，但业务量和质量将会提升，未来对记账的服务更强调专业化。

二是随着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使得每一家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越来越迫切。三是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管理方式或者业务模式的转变，应该以客户为中心或者以客户价值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在整个内部管理的角度来看，更加趋向于和西方管理学的模式接轨。

具体在政策方面，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税务改革政策。例如自2016年5月起，中国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于2016年，金税三期的新税务管理系统已成功在中国建立。2018年，国家税项及地方税项已合并计算。约有10项会计准则于2017年至2019年修订或颁布。中国政府于2018年及2019年颁布逾300项财务及税务法规。

2020年上半年，中国政府颁布逾50项财务及税务政策及法规。因此，企业需要投放更多工作及资源去采纳改革后的税务政策。由于违反中国税法的最高处罚一般较高，中国中小型企业管理层遵守财务及税法以及会计准则的意识逐渐提高。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市场发展，企业需要规范其财务数据才能上市。因此，越来越多企业有意委聘解决方案服务专家与其合作，以改善其财务管理及提高其税务效率。因此，金融及税务解决方案服务的市场需求有望于可见将来进一步增加。

市场广阔、政策助推让财税服务领域的企业兴起、资本狂热。

第一新声根据天眼查检索“财税”统计，有91993家相关企业存续。仅2021年1-8月份，财税领域20+融资事件。

第一新声发现，在财税领域活跃着一批国内知名投资机构，其中不乏高瓴创投、腾讯投资、IDG资本、众麟资本、软银中国资本等机构的身影。

02

大浪淘沙，截然相反的命运

国内创业者嗅到机遇，蜂拥而至，纷纷入局企业财税服务赛道，盼望着拿下一大块“蛋糕”。但切入的细分市场不同，命运也是截然相反，有的企业“乘风破浪”，有的企业消失匿迹。

目前来看，市场上企业财税服务的企业主要有4类，分别是财务记账的SaaS产品，用友、金蝶地位难以短期撼动；费控报销类SaaS产品，从费控报销+商旅服务切入企业的支出管理；电子发票类SaaS产品，以发票为切入口，链接企业的业务、财务、税务系统，通过为企业提供整体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降本、增效；代理记账类SaaS产品，服务代账公司入手，布局2B的定制化服务。

入局者多，但在经历了5年的大浪淘沙之后，已有企业或被淘汰出局，或止步不前。

以费控报销SaaS创业公司为例，2015年被称为费控SaaS元年，在2016年市面上就有六七十家，如今存活下来且比较活跃的不足10家，包括简约费控、每刻科技、汇联易、分贝通等还依然颇受资本青睐。

每刻科技和简约费控均是以“费控报销”为切入点的玩家，都成立于2015年。

每刻科技是一家智能云财务产品和解决方案服务商，旗下拥有每刻报销、每刻档案、每刻云票等产品。

每刻科技CEO魏美钟介绍，针对报销这一环节的企业痛点，每刻费用管理SaaS平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商务平台，主要是对外打通吃住行消费、信用支付、税务总局发票底帐库等数据链，并提供AI识别票据及验真查重功能，可以对接传统本地布署的报销平台，为其打通外部数据链，实现增值赋能；第二部分为报销平台，对内打通ERP、CRM、HR、钉钉、微信、OA、资金平台等应用系统，实现自动记账、更新日志、基础主数据同步、便捷登陆、批量支付等功能。这样费用管理SaaS平台就包含了整个公司费用全面管控流程，也涵盖了报销标准、补贴计算、财务合规性等，可以让所有环节参与者人效提高50%-90%。

简约费控从报销和费控开始为中大型企业提供SaaS产品和服务，提供包括报销、费控、财务共享中台以及业财一体在内的四个版本。

“我们发现‘费控报销’是个不错的切入点，随着互联网消费在中国的普及，企业消费的业务场景很多都已线上化，同时由于费控也需要符合财务相关的会计准则，各企业的规章制度虽然不一样，但和其他业务相比，相对比较统一。”简约费控创始人兼CEO俞洋向第一新声说道。

小苗朗程合伙人方正浩表示:“根据行业研究，我们认为费控和财务共享是中大型企业的普遍需求，市场的空间在数十亿以上。经调查，简约费控在大中型企业中的案例数、大客户口碑、坚持SaaS的产品理念、产品的能力，都独具亮点，有望成为服务中大型企业客户的头部SaaS厂商。”

汇联易联合创始人兼COO倪嘉褀曾表示，一些海外厂商的产品涵盖了非经营性采购或是差旅业务，但都没有把产品捏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费控SaaS是中国特色产物。

而电子发票市场则开拓了全新的赛道。借助国家营业税改增值税变革及全行业范围推广增值税电子发票的政策，企业特别是餐饮、酒店、出行、连锁等生活消费领域的企业，积极上线了电子发票。

百望云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续岩向第一新声解释：“电子发票能在企业中得到积极推广，原因有二：体验与成本。近年来，企业特别是生活服务类企业非常重视全方位提升消费者体验，而传统的开票方式，耗时耗力，体验不好，使用电子发票后，企业可以提供扫码开票、公众号开票、APP开票等方式，形式多样、操作便捷、无需长时间等待，消费者体验良好。对企业而言，可通过系统对接的方式实现订单系统与开票系统的链接，减少错开、虚开等风险，减轻开票人员操作压力，同时也节省发票领购、开具、流转、存储各方面的时间、人力成本，切实为企业带来效益。”

新的服务也会诞生新的商业模式。

“百望云2016年即All in 电子发票，就是因为看中了电子发票可以作为企业级服务的入口。而在6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与企业共同探索、共同成长，从简单地为企业提供销项发票管理、进项发票管理，渐渐将服务延展到纳税申报、智慧财税升级、供应链协同、数字科技等领域，形成了‘智采’、‘智链’、‘智票’、‘智税’、‘智数’五大产品线，覆盖从战略寻源、采购优化、对账结算、电子发票、智慧财税到支付融资的数字商业全闭环，助力产业互联网数字化变革。”续岩表示。

“在线+”模式蓬勃发展，电子发票大势所趋。2020年后，受疫情催化，“在线+”经济模式有望进一步发展壮大，而在新形势下，传统纸质发票将不再适应。电子发票优于传统发票的特点是可追溯，用户可以随时从电子发票中取回发票，去做相关的财务行为。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预计，2022 年电子发票开票张数将达到 545.5 亿张，行业规模达到 103.6 亿元，行业整体正处于初期高速发展阶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未来除基础性服务收费外，也将出现诸如代理记帐、银行融资、B2B 多元交付丰富加值服务的商业模式。

我国电子发票开具张数与收入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此外，新兴代理记账公司众多，暂未跑出头部玩家。由于各省市的报税系统不统一等因素，代记账业务具有服务属地化、同质化、低门槛等特点，市场高度分散、竞争激烈，目前的市场玩家地域性比较明显，暂时没有跑出头部玩家。

中国税务合规依旧以服务为主，由大量代账公司提供代账服务，自动化工具所占的作用有限，而代账公司未来的营收增长点也落实到其他的增值服务。由于内外帐的实际需求，很多企业对于在线化会计SaaS产品的接受度较低，会计更多是滞后行为，目前该市场更多的被用友、金蝶等传统品牌商占据。

03

如何突围？

未来B端客户的企业财税服务这个大赛道何去何从？业财一体化、增值服务、智能化等方面是目前企业追逐的方向。

首先，业财一体化是指将企业经营中的三大主要流程，即业务流程、财务会计流程和管理流程有机结合，最终让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融为一体。

每刻科技CEO魏美钟曾表示，下一代企业财务SaaS的终极形态，或将可以为用户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轻量上线、简单易上手。另外，从数据采集，到数据处理，到记账凭证，到纳税申报，到报告分析，整个公司的数据实现业财税一体化，数据可共享，且实时更新。

不过，早期的业财一体化更多停留在财务会计（偏向对外披露报表）层面，更强调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因此这一阶段的业财一体化主要是ERP系统和财务系统的打通，是以财务部门是进行主导的。

目前来看，中国的业财一体化仅仅达到了第一阶段（ERP和财务系统的打通），但由于本身客户对于SaaS财税的接受程度较低，整体业财一体化还处于相对初级的状态，如何打破业财税三座数据孤岛是关键点？

简约费控创始人兼CEO俞洋表示：“每一个企业都需要财务业务一体化，无论是给到一个平台、引擎或者工具，核心是衡量到底应该去做哪些业务，这些业务的财务成本是多少，投入产比如何，单位经济模型是否成立。如果成本大于产出，或者大于为客户创造的价值，那么就要查看到底在哪些环节上做优化，使得创造的价值大于成本，这一系列都需要数据的支撑。而这些数据都是业务和财务的数据，所以必须财务业务一体化。”

但是，俞洋也谈到：“从数据层面看，我们认为 SaaS 是未来企业服务的方向。企业内部有很多交易，都会用到互联网上的资源、数据。所以单纯保守在本地部署，很难融入整个互联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传统环境部署的系统，即使是一个庞大的 ERP 系统，即使整合了内部的数据资源，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它其实还是一个孤岛，没有办法和时代同步。”

“从财务部门的角度来讲，其实是金蝶、用友在做的事情，把大型企业的业务、财务等数据流、资金流、单据流、凭证这些都打通，进行良好的管理，但是其实对我们服务的客群来讲，业务财务一体化与中小企业的营收没有直接的关系。”慧算账联合创始人张明淇解释称，“小企业主把财务外包，所以他身边没有人天天提醒他，今天收款多少，比昨天少还是多了，这种比较近距离的贴身服务没有，那么只有我们第三方来做，所以我们的业务财务一体化主要变革的方向，在为主企业提供更好的贴身服务感受。”

百望云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续岩认为：“业财税的融合，其关键不是技术的突破，而是对企业的真实需求有洞察。以我们早期服务的一个大型集团客户为例，其财务负责人明确表示，财务系统的建设非常花时间，不可能用个一两年就作废了，所以他们在选择服务商时，不但要求其能满足当下的使用需求，还必须能够预见未来技术变革、政策演进、企业发展等情况，尽量保证集团能够长期使用。这是他们最终选择与百望云合作的原因，其实也是百望云长期以来的追求。”

未来的业财一体化将向管理会计的方向发展。不同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更多为企业内部的决策提供支持，一方面满足财务会计的核算和报告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支持到管理层面，包括预算管理、成本管理、绩效管理等方面，最终融合的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可以一起为公司的战略目标以及决策分析赋能。

其次，基于价值链的自然延伸，很多厂商也在加快拓展配套服务，向前端企业支付、消费金融等领域拓展，后端向数据服务等领域拓展，配套服务体系逐渐完善，这为企业改善营收结构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例如汇联易推出了新的授控支付功能，切入到企业消费领域。

大部分的创业公司，无论是发票、财务、税务、人资还是社保，从单一环节切入，一旦发展到中期就会发现受到很多限制，企业接入成本高但收益少，这一点在仅做企业报销和申报服务两类创业公司中已经得到验证。企业应该专注服务对象，定位应该是小微企业全链条财税人资服务，看似有几个产品，但客户都是同一批客户。所以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发布不同产品，提供增值服务。

百望云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续岩表示，增值服务大家都在做，围绕两方面，一是满足企业内部需求去延展，为内部决策做支撑。二是企业之间跨行合作，通过拓展边界，实现合作多方的利益最大化。

“特别是去年，因为疫情原因，很多企业面临了非常大的挑战，比如原材料采购，因为多地管控物流出现断裂，导致原材料供给和价格都受到冲击；比如在线化升级，企业需加快数字化建设，但数字化的方向非常多，前端、中端、后端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到底从何入手，决策也非常困难。百望云适时推出了《弹性管理解决方案》，依托我们强大的百望云数字商业平台，帮助企业建立全面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更好的成本控制、更精准的供应链管理、更全面的风险管控和多维度数据的实时可视化展现，在帮助企业度过当下的波动性经济危机的同时，还能建立起快速响应的弹性管理系统，为未来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续岩说道。

”公司还是聚焦主营业务，从报销和费控为中大型企业提供SaaS产品和服务，今年还新增了云简业财产品。只有坚持SaaS，才能把客户的先进经验吸收到产品中去，反哺平台上其他用户；只有在做好积累之后，才能有新的用户用系统，有各色的业务场景、管理场景和业务流程。“简约费控创始人兼CEO俞洋表示，“对于其他的业务，一是金融、差旅、企业采购等业务，公司是与合作伙伴合作，二是对于代理记账、或者卖机票、订酒店给客户等业务绝对不做，而是和携程、京东、滴滴等平台打通，我们把这些数据的能力赋能给客户。”

此外，深度融合新技术，财税服务趋向自动化、智能化。

例如OCR光学识别，票据识别智能化；AI自动生成凭证，核算自动化；RPA可实现自动化，自主登录查验平台，自动开具核验发票；按规则收集比对明细，对账自动化等。

“技术的核心是为了合规，因为之前大量的工作是人在处理，当企业越做越大，例如管理一千人、一万人的时候，审计的专业度可能会下降，所以技术保证了大量的操作标准化的问题。”慧算账联合创始人张明淇说道。

在他看来，行业最后的竞争压力会走向财税服务的差异化。“财税毕竟是一个服务业，事实证明大量的服务公司脱颖而出，并不是单纯的依靠价格竞争，差异化服务才会带来整个行业格局最后的变革。我认为，聚焦于中小企业的企业并不会随着竞争的激烈度而萎缩，可能会随着社会服务水平的变好，整体的费率还可以上涨，因为毕竟是刚性的需求。”张明淇说道。

总而言之，如今对于财税领域的相关企业来说，如何将业财一体化做到更大的平衡，为客户提供更多增值服务、与新技术融合，不侵犯用户的隐私权，做到安全、合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摸索。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25日消息，近日，国内DPU芯片企业益思芯科技宣布完成Pre-A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联想创投、栎芽资本（Oakseed Ventures）联合领投，鼎心资本、励石创投、东方富海、一旗力合等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进一步推动益思芯科技在DPU芯片、智能网卡领域的布局，满足AI、5G等新兴领域对于数据存储与网络交换的更高要求。 

益思芯科技为云计算及企业级数据中心提供全方面的芯片解决方案，包括下一代智能网卡中的DPU芯片、计算存储(ComputationalStorage)及高端网络芯片。

DPU 是 Data Processing Unit 的缩写，目前已经被视为下一代数据中心的核心。在美国，由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四位资深工程师创办，前任总裁 John Chambers 担任董事长的Pensando，Juniper Networks CTO 兼联合创始人创办的 Fungible 和英伟达在美国争夺这个市场。而国内还没有供应商，不论是企业或互联网公司绝大部分依赖进口。

益思芯科技的创办人黄益人先生是美国 CNEX Labs（曾获美国戴尔 Dell、思科 Cisco Systems、微软、Seagate、三星、Micron 等机构的战略投资）的联合创始人和 CTO；拥有近三十年芯片设计经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留学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曾在思 科系统(Cisco Systems)、Sandforce 和华为美国研究所Futurewei负责交换机芯片、固态硬盘控制器、智能网 卡的架构与设计；拥有 几十 项美国专利发明，其中包括 NVMe over Ethernet、 Interlaken 等协议相关专利。黄益人先生设计的芯片全球总销量累计超过 2 亿颗，所率领开发的芯片均为一次流片成功。“我的目标是打造拥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半导体公司。我们以DPU芯片为切入点，逐步满足国内与国际数据中心对大芯片的需求。”创始人黄益人先生说。

互联网和企业数据中心，在面临一个巨大变革。在 AI 和 5G 的时代里，人工智能、万物 互联和摩尔定律的尾声推动异构计算兴起的趋势，加上虚拟化和安全的需求，迫使数据中心必须从以 CPU 为核心的架构，转为以 DPU 为核心的组合式离散基础架构。

CDI(Composable Disaggregated Infrastructure) 。在新的架构里，DPU 扮演的角色是减少CPU在网络交换、数据存储、数据安全、虚拟化等方面所耗的算力，并且实现更灵活、更安全的数据中心。益思芯科技将依托其团队技术创新研发能力，打造世界级的领先产品，成为整个产业的中流砥柱。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创投集团总裁贺志强表示：伴随 AI、5G、云计算等技术的发 展，数据增长推动着全球算力需求的增长，催生出新计算生态发展机遇，DPU 规模部署 逐渐成为数据中心演进方向；益思芯科技 DPU 智能网卡解决方案，加快了企业在安全、 网络、存储、AI、HPC 等业务数据的处理效率，并有效降低成本。创始人黄益人先生是半导体芯片的行业专家，也是 DPU 智能网卡行业带头人，团队核心人员拥有 20 年以上相关科研经验。我们期待在以 DPU 为基础的新计算变革中，益思芯科技将带来更多新技 术、新应用和新方向的突破。与此同时，联想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已深耕超 20 年，拥有完善的产品布局与丰富的客户服务经验，未来将与益思芯科技携手在技术与产品方面紧密合作，为教育科研、智能制造、生命科学、气象海洋、石油勘探等多个领域提供全面的高性 能计算解决方案，赋能行业智能化转型，共同推进新基建建设。 

栎芽资本（Oakseed Ventures）黄志伟表示：“黄益人先生是国内罕见有近三十年数字芯片经验的专家。不论在数据中心网络领域，还是存储领域，放眼全球，黄益人先生是绝对的权威。”黄志伟本科及硕士均毕业于麻省理工电子计算机系，师从全球超低功耗数字芯片专家和现任麻省理工工程院院长Anantha Chandrakasan，毕业之后曾担任麻省理工《超低功耗数字芯片设计》博士班的助教，随后在思科系统担任投资执行总监。黄志伟专注企业IT与科技的早期投资，近一半的投资案例在三到五年内都取得7至42倍的增值， 72至118%的内部收益率（IRR）。“设计企业数据的芯片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十年、二十年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芯片不是软件，不能迭代，如果流片后发现错误，在时间和资金上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网络和存储芯片极其复杂，若设计不好很容易造成死结。目前国家在支持国产半导体产业，但我们看到不少没有足够经验的团队，募集很多的钱，这样风险是很高的。黄益人先生过去三十年中屡获成功的产品开发和创业经验，扫除了众多投资人对风险的顾虑。我们有信心黄益人先生带领的团队不仅仅能设计出可靠的芯片，而且是在技术上全球领先的。”黄志伟补充说。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25日消息，百度宣布旗下智能生活事业群组业务（以下简称“小度科技”）已经完成 B 轮融资。小度科技此次融资后，投后估值达 330 亿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百度方面并未公开本次融资的投资机构。截至目前，小度科技已进行了三轮融资，其中战略融资和 A 轮融资发生在 2020 年 9 月、2020 年 11 月。对于新一轮融资的完成，百度方面表示，这将对小度科技自身发展，以及进一步建立更多元的战略生态体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小度助手已经应用在包括智能家居、随身设备、智能车载三大场景中，应用产品覆盖智能音箱、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手表、智能汽车、机器人等多类硬件。近年来，小度科技也在不断扩展硬件品类，接连发布了 TWS 耳机、小度智能学习屏、智能中控屏、定位年轻人的“添添”旋转智能屏等。

就在本月的百度世界大会上，小度科技发布其首款电视产品“小度智能巨屏电视 V86”，正式进入电视赛道。据景鲲透露，之后小度还将带来家庭场景下的其它硬件产品。

事实上，小度内部也有一套成型的产品规划架构，即“1+X+Y”。其中，“1”是小度助手，即小度语音自然交互系统，这是小度以软件平台为中心发展的核心。“X”是交互类硬件，只要和用户有交互的产品都是小度的触点，包括电视，音箱，手机，还是耳机、平板等。“Y”则是生态层，是智能家居 IoT 层。

‍如果说，阿里、京东、美团、滴滴、拼多多、苏宁等互联网巨头，甚至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盒马等独角兽企业的共同梦想是什么？“进入社区”，也许会是很多人意料之外的答案。

将商品送到距离消费者最近的100米近场景，打造社区型细胞经济，将是创造远超7-Eleven“七万家便利店，年销售额千亿”的诱人计划。仅合作全中国600多万家的社区“夫妻老婆店”，就能服务全中国2亿用户，承担了全中国超过40%的快销品流通，创造万亿经济的新互联网平台。

这条路最开始的先行者是阿里零售通，但京东的刘强东才是推广大使，在2017年“豪言未来5年开100万家京东便利店”，将社区经济的概念推向大众。疫情之中互联网巨头直接下场，让VC直呼投不起的“社区团购”则是最强音，如今悄然开出400家店的盒马邻里等新物种，则在探索最优解。

但互联网巨头真的在社区中立足了吗？消费者是否接纳了互联网巨头走到“家门口”？Tech星球在最近的调查中发现，“苏宁小店在北京全面关闭了”“京东便利店诞生了个孪生兄弟”“社区团购的生意不受待见了”“又有新物种想通过补贴进社区”等诸多新现象。

进军社区的战争始终未熄火，互联网巨头执着于此是何解？

01第一场冒进：京东苏宁阿里的百万店计划

北京立水桥地区是人流隘口，背后就是亚洲最大的天通苑社区，拥有60万人口，是京东便利店和苏宁小店等互联网社区店最为集中的区域。

在这里有一家开了三年的京东便利店，守着背后的明天城小区某号院的300户人家。“去年隔５０米还有家苏宁小店，干不下去黄了。”李玮告诉Tech星球，北京被称为“便利店荒漠”不是盖的，自己家的生意还不错，全靠房子是老板自己的资产，节省了主要成本。

２０１８年，李玮的老板以加盟京东便利店的模式，在小区楼下开了这家便利店，此后店内日常运营基本交给李玮。“加盟费每年给京东几千块，京东给这块店面牌子。”李玮提到，除了从京东的掌柜宝进货外，和京东平台没有更多联动。

据介绍，虽然大部分的日常货品通过京东进货，但是店内竞争最激烈的水饮品类，并不从京东进货。这块会有可口可乐或者农夫山泉公司送冰柜或者补贴电费等额外利润。通过每天售卖日用品，这家便利店“每天产生４００－５００元毛利，这里包含自己的工资。”

距离这家京东便利店50米的距离，2020年还黄掉了一家苏宁小店。李玮并不知道他们真实的生意情况，但“死因”很清晰：“苏宁小店在我们和如邻的中间，而人流是从小区两边出来。”在其看来，苏宁小店虽然占据了C位，但很多客人都是出了门就近在京东便利店或者如邻便利店购买，商品价位甚至略高的苏宁小店，没有给出消费者多走５０米的理由。

在李玮看来，无论京东还是苏宁都没给线下店导流，线下便利店的成败核心还是选址。“你看711那些便利店，谁开在街角胡同里，都是在路边或者商业街。”而在这个社区人流固定的地方，这家苏宁小店的选址看起来不像很懂行。

Tech星球在天通苑和顺义多地走访，很多苏宁小店都已经闭店。有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如今从北京开始全面漫延的苏宁小店关店潮，失败原因主要是直营模式下的激进扩张。选址、定价策略，员工的激励等措施都存在一点问题，这三点涉及到的是便利店生死攸关的“人、货、场”三方面。

尽管京东便利店仍有不少，然而并没有实施自己擅长的直营制，供货、换门头、换POS模式下的弱连接，导致这些加盟店与京东平台没有形成联动效应，再拓展加盟店数量的意义并不明晰。

回首2018年，苏宁计划在全国新开1500家苏宁小店，预期两年过万；京东则放言5年内开设超过100万家京东便利店；天猫小店计划一年开1万家门店。

如今，苏宁小店最高的数量应该停留在4500家左右，面临全面关店的可能。京东便利店在经历过撤换负责人后，开店数量肯定没有实现。天猫小店则进展更慢，基本很少能遇到。互联网巨头第一次进社区，以豪言失败写下近乎结尾的注脚。

究其原因，还是能给的升级太少。新零售ERP企业管家婆与这三家小店都有合作关系，其内部人士对Tech星球表示：“互联网巨头能给便利店提供的是进货渠道的升级，成本最高能降低50%。”他表示，以前很多夫妻店、小卖铺和便利店的进货渠道，都是打电话的模式，现在从京东掌柜宝、阿里零售通、苏宁零售云等渠道进货。

可是近些年，上涨的房租成本和社会上第三方的进销存SaaS和零售批发B2B渠道，也抹平了互联网巨头带来的进货成本红利。思考后的京东和苏宁，悄然个革新了自己的社区小店模式。

苏宁小店年初在南京试行过加盟政策后，如今在全国推广加盟制，最终放弃令其半年亏损超22亿元的直营小店模式。通过苏宁金融、苏宁零售云等资源赋能加盟合伙人，同时给小店装入苏宁菜场、苏宁生活帮、快递服务等新业务，试图激活新苏宁小店的人流量和业务量。

而京东则启用“京喜便利店”这一新业务，并在5月17日开出首家店。不同于京东便利店的加盟模式，京喜便利店采用直营模式，线上接入京东App、京东到家、京喜拼拼小程序等平台流量，线下支持“到店购”“到店自提和隔日提”“到家送”等多种模式，将京东多种服务融入其中。

京东苏宁等平台经历过第一次进社区的挫折后，走向了各自的反面。摸不透社区店运营的真正命脉，正是这一波互联网巨头的难解困惑。而“谁又踏入错误河流，谁又能乘波而起”，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验证。

02第二场曲线进击：美团、滴滴、拼多多的“卖菜梦”

与第一波互联网平台想要拿下社区店不同，第二波互联网平台依托社区团购，寄希望通过团长+自提点的模式，干掉社区店。

这波进社区进行得轰轰烈烈，美团、滴滴和拼多多都是急先锋。而社区团购能够被青睐，主要是在疫情期间兴起后，资本意识在生鲜电商领域，相比前置仓和到家模式，只有社团团购模式可以做到微盈利。

从2020年的高歌猛进，到今年年初尝试进军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现在社区团购的发展节奏已经大幅放缓。北京朝阳的东辰便民超市老板赵强告诉Tech星球，社区团购没有想象中厉害，而这并非仅仅是政策监管的原因。

据Tech星球获悉，目前橙心优选在北京的分佣政策是营业额的10%，而且拉一个新人有8块钱的微信红包奖励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是太明显，“橙心优选接入几个月了，每天只有10多单。” 在其看来，北京的竞争还是太激烈，小区门口都有生鲜店和便利店，旁边还有大型的永辉超市，30块钱起的商品就免费随时送，甚至还有农贸市场的超级便宜物品。社区团购在标品和非标品的商品，以及配送上都没有特别的优势。

尽管社区团购看起来很鸡肋，赵强还是在3天前又接入了美团优选。这几天下来，让赵强有点后悔。以笔者下单100元后购买的产品看，几样熟食和海鲜产品都需要占据宝贵的冰箱位置，所以赵强刚到货就打电话催促来取货。

在与其交流中，赵强提到自己更愿意消费者来店里购买，原因也很简单，虽然多带了一些单量，但是线上商品的价格太透明，自己分到的佣金就没多少。“你知道你这100块钱的东西，我都赚不了10块钱么。”

不仅在北上广零售商业发达地区，过去疫情催生的社区团购热也正在消退。Tech星球观察到，很多团长拉起的微信团购群也正在荒废，有团长提到是因为“美团、滴滴和拼多多都下线了‘0.01元秒杀’等补贴手段，引流的商品没了”。在价格无法与社区商店拉开价格明显区分后，社区商店也不愿接手与店内消费竞争的自提业务。

滴滴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曾在成都高新区地区拓展过“橙心优选超市”，试图自己打造进社区的渠道。从2020年10月开出首家店看，主要供应蔬菜水果、肉禽蛋奶、米面粮油和日用百货等商品，都是社区居民即时性、高频率的消费品。

受制于多方面因素，滴滴方面消息，目前橙心优选超市没有大规模开店的计划。而始终没有开店的美团优选和多多买菜，据Tech星球了解，也已经放缓了拓城的脚步。

但巨头们想进社区的野心并没有停止。Tech星球独家获悉，目前美团优选在部分地区，已经试行了送货上门的政策。

从Tech星球获取的美团优选团长操作的界面看，团长可以选择消费者自提和配送上门两种选择。在配送的选项里，可以自主选择起送金额和配送费两种模式。比如，选择购物满10元即可免费配送，或者每配送一单都需要1元。值得关注的是，两种模式都有0元选项，这也意味着配送区域预计都是小区内，团长一般是闲暇的小区住户，最后赚取售卖商家的利润佣金。

只是没了“隔日自提”这一社区团购的最大特色，C端消费者还能否略有实惠购物，B端平台方还能否依靠延时履约做到微薄盈利，都要打上问号。模式是否可行，也得看未来美团优选是否将这政策变化扩大区域实施。

但如此一来，送货上门的美团优选和美团闪购的定位也越来越类似，后者在帮商铺送货上门这条路上已经探索多年，暂时未形成巨大体量。二者前路如何发展，相信美团内部也会继续试验。

如今，在橙心优选关闭成都总部、美团优选探索出路，多多买菜依靠拼多多主App输血的整体行情下，互联网平台终于意识到流量和补贴不是万能的办法。第二波进社区的互联网新巨头，似乎也在上演“虎头蛇尾”的戏码。

03第三场进击之路：阿里的内部两条社区线路之争

要说哪家互联网巨头对社区生意最在意，不是美团这种天生的地面战争选手，而是电商业务为核心的阿里巴巴。

社区便利店这波，天猫便利店跟进过；社区团购这波，阿里内部甚至有饿了么、淘宝买菜、盒马集市以及投资的十荟团等 6 路大军跟进；最新的社区生意模式中，也是由阿里的MMC事业群和盒马邻里打造，不同于此前所有的社区生意模式。

但最新的盒马邻里和阿里MMC的发展路线并不相同，前者是以改造供应链为主，后者是开店到社区的下沉模式为主。

以最新诞生的盒马邻里看，侯毅在接受36氪采访时提到：“盒马邻里将是未来十年，盒马最重要的业务。”而MMC则被阿里B2B事业群戴珊解释为“不是社区团购，是创造新的业态和生活方式。”

首先揭秘从今年5月面市的盒马邻里，因为短短三个月时间，其已经悄然拓展出400多家，发展速度非常快。

Tech星球在北京寻找盒马邻里的店铺，发现这些店多开在通州大兴等非城市中心区。以通州一家7月份刚开的盒马邻里看，店员告诉Tech星球：“目前日成交额在3000-5000元，还处于补贴用户阶段。”据零售专家顾国建爆料，最新的盒马邻里最高每日达到742单，客单价35元，这样的店销售额在6500–24000元，在上海崇明区里的店平均销售额超过了10000元。单店成交额目前看比较惊人。

盒马邻里特殊的地方在于，相比社区团购主要以小区商店、驿站和楼道1号居室为自提点，本着节省线下成本不同，盒马邻里都是自主新开的社区店铺，统一的盒马门脸，统一的内部装修。

而且，与其寄希望从非中心城区突围的策略，略有冲突的地方在于，盒马邻里对店铺位置的要求都很高。从Tech星球实地探访情况，基本是在主街或者小区门口的黄金位置，这些店铺的租金必然不会低，选址有些要做“下沉市场里的贵族”。

第二，从消费品看，盒马主打的商品都是日常使用的便宜货品，试图让盒马鲜生和盒马MINI难以下沉的地方，也能享受由盒马供应链提供的服务。但从与店员的交流中得知，盒马邻里与模式相似的美团优选、呆萝卜等社区团购品牌，最大的不同在于盒马邻里店铺直接存养很多活海鲜。商品选择有些希望“社区高端用户撑起新开店铺每日交易额”。

第三，从流量获取看，依旧采用经常被吐槽的仅支持盒马App下单和结算模式。倘若盒马邻里选择以支付宝小程序为主，从线上导流线下的逻辑应该更加可行。“固执”的侯毅，一不依靠支付宝和淘宝导流，二不依靠阿里B2B升级供应链，打造独立的盒马事业群的理想相当坚定。

而对于未来说，盒马邻里作为线上为主的品牌，流量却来自线下社区，目前引流手段主要是补贴，比如现在3块钱任选三包商品的活动，笔者下单后选择了一盒小米红辣椒、一包香蕉（4根）、一包萝卜（3根），临走店员还赠送了一瓶饮料。这波继续线下反哺线上流量的“操作”是否可行，就得看盒马邻里对用户的真实吸引力了。

与盒马探索了近9种新零售模式不同，对于阿里MMC事业群来说，一直以来的节奏就是整合各种资源做赋能。此前脉脉上“意外”流出的MMC数字化小店示意图显示，在供给侧整合本地生鲜供应商、1688和零售通等平台，争取实现降低40%的中间损耗；中台赋能整合淘宝和支付宝等平台，小店内也做数字化工具升级，目标实现货配人。

据戴珊提到，依托零售通已经服务全国近150万夫妻店。对线下商业变革更升一级的阿里MMC，寄希望未来服务600万家夫妻店，形成触达10亿人次的消费网络，有行业认识评价：“未来是否会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还很难说”。

尽管结局难料，在8月23日，阿里最新的组织架构调整中，还是肯定了二者的发展模式。盒马集市再次回到盒马事业群，盒马的负责人侯毅不再向戴珊汇报，而是直接向阿里董事长兼CEO张勇汇报。至此，阿里正式形成两条社区竞争路线，阿里MMC与盒马探索的各种变形店已经在路上。

二者都是前端后端深入参与，线上线下统一配合，颇具革新潜力的样子，但要与旧环境中的所有势力博弈，颠覆的阻力也最大。

如果从阿里零售通上线的2016年算起，互联网巨头在短短5年时间，已经迭代了3种重要进社区的模式。每次莫不是百亿资金，万店计划开进。然而喧嚣过后，无论模式怎么变，社区消费者最终感到实惠与便捷才是唯一衡量标准。

“客户都不来银行网点了，全都手机银行上操作，买产品也都去支付宝、微信这些线上渠道。银行人吃啥喝啥？” 每每谈到此，某国有大行成都分行柜员周舟都忧心忡忡。

近5年来，随着手机银行功能不断完善，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银行业电子渠道分流率从77.76%提升至90.88%。银行网点客流量骤降。

疫情给早已门庭冷落的银行网点再次重击。按照“不聚集”、“无接触”等要求，用户尽量选择线上办理业务，近200万银行网点一线员工不得不开始转型。

“客户不来，我们就要主动出击。从去年4月份起，我们就开始疯狂电话营销了。一天差不多得100通电话才能完成任务。”某股份行武汉分行客户经理告诉作者。

如今，银行网点正陷入一种尴尬境地：装修越来越大气，设备越来越智能，但到网点的客户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网点开始裁撤。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银行业网点数达到22.67万个，相较2017年的历史高点减少2000个，仅2020年就减少近1300个。银保监会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显示，截至8月6日，2021年以来银行业注销网点已达1528个。

尽管这样的数量变化在银行业属于合理范围内的“新陈代谢”，但趋势表明，银行网点已经不再是银行业拓展业务规模的法宝。

22万多银行网点会成为“21世纪的恐龙”吗？

银行网点“不务正业”

今年6月末，一家电竞主题银行网点在上海市长泰广场开业。该网点由平安银行联合哔哩哔哩（B站）电竞联合推出。

走进该网点，仿佛走进了一家“网吧”。网点里有一片电竞体验区，配备了十台全套专业电竞设备，还有一面手办墙。装修风格也以平安橙和B站蓝为主色调，活泼明快。平安银行称，电竞主题网点是其“抢滩”年轻一代的战略布局。

上海长泰广场，平安银行联合B站推出的电竞主题网点内景

但一个月后，作者于下午三四点钟前来“探店”时，网点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鲜有用户来办理业务。据网点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有20-30位用户上门，以张江科技园周边上班的年轻人为主，中午时分，还是会有人来体验电竞。

但在周舟看来，上班族很难有时间去银行打游戏，不过，电竞网点还是能赢得不少年轻人的好感。

而在腾讯、顺丰、迅雷等企业总部环绕的深圳南山软件产业基地，邮储银行在网点内开了家咖啡馆。网点负责人介绍，周边企业众多，在寸土寸金的南山区，该支行免费为周边企业提供路演中心和商务会场；变身咖啡馆为周边用户提供饮品和洽谈休息区，吸引周边潜在客户走进银行。毕竟，到银行办业务是低频需求，而喝咖啡、会谈是高频刚需。

“现在深圳很多银行网点都设置了咖啡机，环境很舒适，客户来了可以免费喝咖啡，待上大半天。”据深圳某股份行柜员闻雯介绍。

近年来，银行网点转型咖啡银行、书店银行、蛋糕银行等花样翻新，“不务正业”背后，正是离柜率高企的无奈之举。

“见不到客户就不知道客户的需求。怎么维护客户呢？营业网点的那么多任务，大堂经理和理财经理都要见到客户才能有业绩。转型咖啡馆、搞电竞都是为了吸引用户到店。”周舟表示。

一些银行还大量上马高科技范儿的“无人银行”、5G银行、智慧银行，但在银行业专家、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看来，耗费大量硬件和运营成本、堆积大量高科技设备的“智能网点”，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砖头银行”。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无人网点”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人来。

媒体曾探访建设银行在上海开设的业内首家“无人银行”，这里接待最多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业考察团。有员工坦言，这个网点主要用来宣传获客，但业务“基本上不能干什么”。

近五年国有大行裁撤2600个网点

董希淼表示，物理网点多是我国银行业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的突出特点。很长一段时间来，银行通过增加网点，吸引和服务客户，实现规模扩张，提升市场份额。

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与网点数量呈正相关。作者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末，六大国有银行合计拥有10.67万个网点，在银行业22.67万个网点中占比达47%。

邮储银行以近4万个网点夺冠，农业银行以2.3万个网点次之。遍布城乡的网点也为邮储、农行带来庞大且稳定的个人低成本存款，截至2020年末，邮储和农行个人存款余额分别达到8.53万亿元和11.23万亿元，邮储是个人存款占比最高的银行，农行则是个人存款规模最大的银行。而被称为“零售之王”的招行拥有1866个网点，网点数在股份行中仅次于兴业。

董希淼同时指出，网点是银行成本最昂贵、管理最困难、风险最集中的服务渠道。如果众多网点分布不够科学合理，就会成为银行巨大的包袱和负担，是一种“沉没成本”。

某外资行高管范华对作者表示，新开网点的性价比大幅下降。“网点要开在比较好的地段，租金就不便宜，要在北京的核心区，一年起码租金也要1000万；网点要配备基本的人员设备，要达到合规要求、与监管对接，都要耗费大量成本。银行就会做出基本评估，网点投入的成本与拓展的客户收益相比是否划算。”

一位城商行高管刘铭透露，某股份行平均每个网点的年经营成本达到1500万元，近千家网点每年的运营成本就高达150亿元。

“正常情况下，尤其在重点城市的布局中，一个网点没有1-3年的经营，很难收回开网点的成本。”范华介绍，“我们现在不靠新开辟分支机构去拓展客户，更多考虑做精现有网点。”

周舟表示，网点失宠与用户现金业务越来越少密不可分。现金时代，网点是用户交易绕不开的环节，2015年开始，微信支付、支付宝通过红包大战快速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同时，手机银行的功能不断丰富，网点开始变得越来越鸡肋。

2016年末，在一次支行网点行长的培训中，刘铭做了一个小调查。“不包括去网点上班，今年你去了几次网点？去网点办的是什么业务？”

调查结果令人尴尬。“有一半支行行长一年都没有去过银行网点。而去网点的行长们，有2/3是去销卡，现在情况只会更严重。”

敏感如工行，自2015年开始不再新增网点，2016年开始明确提出控制物理网点总量，将轻型网点作为覆盖服务空白区域的方式。银行业自2017年才开始整体放慢新增网点脚步，此后，“网点改造”成为关键词。

另一个背景是，银行业躺赚的“利差”不断收窄，叠加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比以往要更精打细算过日子，降低运营成本。

董希淼指出，近年来社区支行、小微支行裁撤较多，因为它们功能相对单一，在客户金融需求综合化的趋势下难以满足客户需求。此外部分银行没有进行顶层设计和合理规划，有少数银行在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建设上冒进，支行设立未经严格论证，过多、过滥，脱离了客户需求和业务发展实际。

近五年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分别以净减少988个、744个网点居前。六大国有银行合计减少2613个网点。而股份行为了布局新市场，在近年仍有网点新增，但增幅已大大放缓。

近200万银行柜员被迫转型

裁撤低效网点的同时，银行在更大力度地压降网点营业面积。

“过去网点讲究形象气派，一租就租三层楼，500平起。现在只租两层。”刘铭说。

“现在新增以轻型网点为主，简单说就是不办现金业务，有各种智能设备，有工作人员指导如何使用。”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告诉作者。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银行柜员身上。银保监会年报显示，2018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员工总数达到390万人。网点员工一般占据从业者半壁江山。

“我这个网点属于深圳的CBD区域，但现在大部分客户只有开卡、销卡的时候才来网点办理，每天到网点办业务的甚至不到十个人，柜员的工作量大幅下降，也开始做营销工作，股份行、城商行的柜员尤甚。”闻雯介绍，“有的人比较内向，以前的工作也从来不涉及这部分，就很难适应转型，最后不得不离职转行。”

而她在网点负责的个人贷款业务，如今也要和手机银行抢业绩。“只有一些需要线下核查的贷款我会参与，还有一些传统用户对线上贷款不熟悉。但越来越多年轻客户都知道，手机银行上就能完成贷款申请和风险审核。感觉自己的饭碗朝不保夕。”

农业银行在近日召开的年中经营工作会议中提出，加快完成全年网点布局优化任务。农行2020年报指出，其2.2万个网点已完成智能化转型，并将持续推动网点基础运营人员向营销服务岗位调整。

邮储银行在2019年报中曾提到，该行将年度租赁到期且面积超标网点纳入面积压降计划，累计优化网点175个，压降面积3.6万平米。压降台席8515个，优化柜员5395人，其中3567人调整至网点营销团队。

“’守株待兔’不行了，网点员工必须主动出去寻找客户。”刘铭表示。“许多银行把理财经理的企业微信好友数作为考核指标之一，用户不来网点没问题，可以线上保持互动。”

老年客户推动网点逆袭

银行裁撤网点已是大势所趋。但银行网点还承载着基础金融服务的职能，银行服务不均衡的现象仍然存在，如何避免弱势群体落入“数字鸿沟”同样需要纳入考量。

例如2020年末，工商银行克拉玛依阳光支行终止营业申请被当地银保监局驳回。银保监局在批复中称，该支行毗邻农贸市场，小区人口密集，老年及高龄人员较多，如终止营业将无法满足周边居民及商户的金融服务需求。

闻雯告诉作者，此前她所在的深圳市宝安区某网点，周边有许多工厂，招工需求量很大，工人开工资卡的需求就络绎不绝，每天起码有150-250人左右。“个人和对公业务的开户、销户，另外就是购买信托等比较复杂的理财产品，这些业务都还要到网点来办理。”

周舟表示，现在还去网点办业务的，要么特别有钱，如私人银行客户；要么是普惠用户和弱势群体，如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此外，不少老年人喜欢到银行网点聊天。

今年3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通知》，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优化网点布局，保留和改进人工服务，尊重老年人使用习惯。要求银行保留纸质存折、存单等老年人熟悉的服务方式，不得强制老年人通过自助式智能设备办理业务等。银行也纷纷推出“老年版”手机银行APP，字号更大，排版简洁，功能简单。

平安证券分析师袁喆奇在研报中指出，用户对传统银行网点服务的需求降低是长期趋势，但不善用新兴技术的中老年人群对网点仍有强烈需求，而这部分人群在人口结构中占据半壁江山。

亦有部分银行基于网点服务在互联网时代逆袭。如浙商银行绍兴分行针对网点客户老年人占比较高的特点，在网点设立“暖心驿站”，老年客户不用等待网点开门也有了去处，同时开展养生保健、反诈骗等学习。基于老年用户的服务，其绍兴越城支行成为全行个人金融资产规模第一的网点，而绍兴分行的个人金融资产余额占到全行的十分之一。

范华表示，银行已经不会再靠增开网点去拓展市场份额和业务。但是在一些战略区域和战略业务方面，网点的布局并不只有经营成本和效益的单一考量。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带、自贸区等地，网点还承载着战略布局价值。建行在2020年报中称，在网点布局上保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渠道建设的资源投入。

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曾撤出乡村地区的国有大行再度回归。工行在2020年报中称，积极推进贫困地区线下渠道布局和优化调整，落实贫困地区增设机构网点的总体规划，在县域新增网点150家。建行也在网点布局中向县域倾斜，新增63个网点中有31个位于县域。

银行网点要学苹果和蔚来？

“如果现在允许我们增设网点，我们一定会抓住机会申请。”张敏是一家民营银行高管。民营银行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一行一店”，每家银行只能有一个营业网点。而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等互联网银行则没有实体网点。

在张敏看来，当前银行业的电子渠道分流率已经遇到瓶颈，网点的价值开始被重新审视。

2020年下半年，互联网贷款、互联网存款被先后规范，商业银行被要求严控跨地域经营，互联网存款业务应通过自营渠道开展，互联网存款产品从京东金融、陆金所平台上纷纷下架。

张敏告诉作者，网点带来的品牌形象、信任感仍难以替代；民营银行的APP等渠道在年轻用户中认知度不高；线下拓展年长客户存款时，没有网点他们就不放心。

张敏还指出，以信用卡业务为例，前几年商业银行普遍通过网络获客拓展业务，但近两年银行发现线上用户逾期率偏高，而过往线下地推获得的客户更优质，忠诚度更高，风险更低。

平安证券袁喆奇认为，无论传统商业还是金融服务业，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是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苹果、蔚来等科技公司在线下门店的创新尝试，或许能给银行业带来新的启发。

袁喆奇总结，蔚来中心是线下流量入口和会员服务中心，而非直接为了实现销售指标。门店设计上一层可以参观试驾，二层设有会客区、亲子空间等，将品牌塑造成为生活方式的代表。其体验中心也都位于城市核心商圈，并且通过电竞比赛、亲子活动等活动与用户互动，增强情感联系。苹果零售店也是重体验、轻销售；重门店的质量而非数量，在核心城市打造少量旗舰店的方式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关注度，并通过各类主题活动增加与客户交互频次。

已有金融机构采用了和苹果、蔚来等相似的策略。美国知名金融机构CapitalOne在标志性城市地点建设咖啡馆，客户可以五折享用毕兹（Peet’s）咖啡的手磨咖啡和点心，还能预约现场的银行专家探讨财务规划、资产配置。

平安证券认为，未来的银行网点需要从被动获客向主动获客转变，从提供单一金融服务向提供社交、生活、金融等多元服务转变，重新打造线下流量入口。

“过去提到网点就是办业务。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网点的交易功能在弱化，我们更希望把网点作为展示银行品牌形象的窗口，强化它的品牌软实力作用。这也是当前网点转型的一大方向。”范华表示。

（文中周舟、闻雯、范华、刘铭、张敏等均为化名）

8月23日，必扬投资总经理何河发微博称，如今寺庙香火大不如前，很多以前一出手就捐几十甚至上百万的中小企业主，近年来都不见了。

于是就有寺庙策划一种纾困方案，对于以前曾经捐赠过寺庙的施主，如果企业不幸濒临绝境，那么寺庙方面可以把以前的捐赠一次性返还企业，以解燃眉之急。

随后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转发何河微博，对何河文中寺庙策划的“纾困方案”给予肯定，还举例称饿了么最早就是拿的玉佛寺10万元天使投资。

朱啸虎提到的“玉佛寺投资饿了么”确有其事。

2009年，为了支持大学生创业，上海玉佛禅寺觉醒大和尚提议，由寺庙方面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联合多方扶持有志于在上海开展创业的上海高校毕业生，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当年，玉佛禅寺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设立“觉群大学创业基金”。这1000万元善款以“贴息贷款”形式优先帮助家庭困难、有志创业的上海高校毕业生在沪创业。

而饿了么则是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2009年第一届受益者。饿了么创业团队曾在上海慈善基金会和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联合主办的创业大赛中，获得最高额度资助10万元全额贴息贷款。

2016年，饿了么创始人兼CEO张旭豪在活动中回顾了创业初期得到觉群大学创业基金10万元资助的经历。同时，张旭豪宣布饿了么团队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50万元，用于进一步支持玉佛禅寺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项目，帮助更多想创业的大学生。

觉群创业基金已累计资助创业项目超200个

成功率达80%以上

根据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官方网站信息介绍，截止2020年，该基金已累计资助创业项目219个，成功率达到80%以上。

除了饿了么以外，还有盛视天橙、帝亚实业、威佩网络科技以及贝孚幼儿教育等多个创业成功案例。

目前，这几个项目发展良好，有些还成为所处行业中的头部玩家。

比如和饿了么同属于第一批受到觉群大学创业基金10万元资助的盛视天橙公司，2009年成立，又于2015年登陆新三板，成为中国互联网+视频制作第一股。根据其公告，盛视天橙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472.65万元、500.70万元、1065.68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0.41万元、9.99万元、266.20万元。

还有威佩网络科技公司，即电竞赛事平台“VPGAME”的运营主体，亦曾接受过觉群大学创业基金资助。目前，VPGAME已成为电竞圈内比较知名的综合性平台。公司业务包括DOTA2、CS:GO、LOL以及守望先锋等电竞周边服务、电竞赛事平台、创办世界范围的各项联赛等。

寺庙办慈善基金一抓一大把

但以扶持创业为目的或只此一家

其实类似玉佛禅寺这样的宗教机构创立慈善基金会并非仅此一家，很多知名寺庙均设立有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

2000年9月，深圳市弘法寺成立弘法寺慈善功德基金，主要开展抗震救灾、建桥修路、扶贫济困、捐资助学、扶持养老等活动。

2012年7月30日，湖南省长沙洗心禅寺慈善基金会成立，是湖南省首家由寺院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主要开展扶贫济困项目、教育项目、人文项目、环保项目等。

2014年3月，杭州灵隐寺发起成立云林公益基金会，对赈灾济困、安老扶幼、自主教育文化事业等项目进行帮扶。

这一类由寺庙发起成立的基金会，全部都是以公益慈善活动为目的，资助方向也都以社会活动性质为主。例如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有条件读大学、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解决困难、促进环境保护以及救灾活动等。

而以资助大学生创业为主要目的的寺庙基金会，可能还真只有玉佛禅寺一家。

不同于解决贫困、弱势人群经济困难，提供创业资金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活动。在商场中，创业者的项目想要活下去，往往是通过“找VC”实现，也就是要有投资人或者投资机构。

从这个角度，玉佛禅寺实际上扮演了一位具有公益性质的投资机构。那么，寺庙算是一个好的投资机构吗？

是寺庙？还是VC？

深度剖析玉佛禅寺提供创业资助的整套逻辑，会发现其和传统商业行为的运作模式几乎没有不同。

简而言之，在传统商业融资活动中，存在VC、LP和创业者这么几个角色。

而寺庙创办基金会资助创业，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投资行为。那么，寺庙即可视作为“VC”，而香客实际上就是“LP”，创业者则相当于是“修行者”。

传统融资体系与寺庙构建的新体系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融资规模不同

传统VC身为专业投资者，往往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而寺庙成立的基金会来源基本全依靠信众的香火，其中不乏有些寺庙的资金实力不比传统投资机构差。

所以传统VC看中的项目，一出手投个成百上千万并不少见；而寺庙基金会受限于条件，只能提供有限的资金支持。

投资条件不同

传统VC决定是否放款给创业者，需要考量很多因素，包括创业者的项目是否有足够的盈利空间，是否有较高可行性等。

而寺庙基金会同样受限于自身条件以及其公益属性，除了考量创业者的项目可靠性外，还有一些额外条件约束。例如玉佛禅寺的基金会只针对在上海毕业的高校学生，并且优先为条件困难的创业者提供资助。

参与度不同

传统模式下，“LP”这个角色并不是谁都可以做，如果没有“硬实力”，也没法成为一名“LP”。但是在寺庙基金会体系中，任何人只要捐赠一笔香火钱，即可视作“LP”。而且香客作为“LP”并不参与项目分红，而传统LP则参与分红。

这意味着寺庙基金会体系下，整个投资链开放度要远超传统投资模式。夸张点说，如果你曾经在玉佛禅寺烧过香捐过钱，你也间接参与了饿了么天使轮融资。

性质不同

传统“VC”虽然叫做投资者，但也是商业活动的一环，这就说明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盈利追求。所以有时候创业者在拉投资时，会被要求让渡一些利益。比如将股权转让一部分，或者签对赌协议等。

而寺庙基金会因其本身公益性质，投资创业者的核心目的是为了降低受助者实现梦想的门槛，因此，投资人获得融资的附加条件一般并不高。

比如觉群大学创业基金提供的创业资助为50万元贴息贷款，贴息比例不低于50%，直至免息。这对创业者来说，既能够有资金实现梦想， 负担也并不大。

寺庙算是好的投资机构吗？

如此看来，寺庙成立创业基金会帮助创业者可能会成为宗教事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无论从公益层面还是从商业层面，寺庙成为投资机构均有一定优势。公益层面上，基金会为创业者提供资助，并没有违背其公益属性；为条件有困难的创业者提供帮助其实和其他社会慈善活动没有本质区别；而在商业层面，寺庙提供的融资门槛低，更符合本就条件不济又有梦想的创业者。

更深层次而言，寺庙这种投资机构实际上弥补了传统VC没有条件或者无力覆盖的空白。

近年来，“资本寒冬”这个形容词在行业中屡见不鲜。导致这种情况出现一方面是各大投资机构变得越来越谨慎；另一方面也有大家“钱袋子”更紧了的原因。那种“随便大手一挥就投一个项目”的情况恐怕会越来越少。

这对于还没有什么资源的创业者，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来说，手上握着好项目却苦于没有资金启动，相当于梦想从一开始就被击碎。

所以，寺庙作为投资机构恰好可以弥补不足，相当于风投市场中的“下沉市场”。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完全具备可行性，并且能够形成完美闭环。

传统商业模式中，VC赚来的钱投给创业者，之后进行投后管理，创业者项目若盈利了再将收益用来运营、继续投资。

寺庙模式中，寺庙从信众募集资金，用于运营、慈善以及建立资金投资创业者，创业者成功后回报寺庙，帮助到更多人。

这一套环节中，寺庙模式甚至要比传统模式更具优势。

寺院的募资主要来源于香火钱，这虽然取决于信众数量多少，但比起传统VC来说募集更容易。VC实际上同普通公司一样，具有盈利压力，自身如果没有合适盈利模式，即使有好项目也没有钱投。

这其实就是两套模式中的“LP”角色问题，寺院模式中，信众作为LP，“投资寺院（供奉）”主要是为了获取精神回报。他们往往投资的驱动力并不是看寺院是否“盈利”，因此，更愿意出钱。

而传统模式中，LP对VC的要求和期待要更高，如果VC投不出好项目或者不盈利，LP则可能放弃投入。

不过，看上去寺庙模式中似乎缺失了“投后管理”这一环节。

传统模式里，VC完成投资后通常不会“任由创业者发展”，毕竟投资方期待所投项目能够有所回报。所以，往往VC们会专门安排人员做投后管理工作，主要目的是了解创业者项目运营情况。及时发现项目的问题，并且帮助创业者解决问题。

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赚到钱”。对于创业者来说，可以利用好VC的投后管理让自己的项目运营的更好；但也必须承认这类似一种“监督”，对创业者亦带来较大压力。

而在寺庙模式中，虽然寺庙并不会专门做投后管理，监督指导项目运营。但是却可以另辟蹊径的用“给创业者解压”的方法做“投后管理”。

比如寺庙可以为创业者提供“禅修”这种活动，让身背着各种压力的创业人能够有效缓解压力。例如2014年，北京龙泉寺就专门针对公司高管办过“禅修班”。活动完全免费，但要求参与者不能使用手机，静心学佛。

此外，寺庙虽然可能不能提供商业方面的运营指导，但是如果创业者项目合适，寺庙亦可以为项目提供信众（流量）支持。

目前，建立专门针对创业者的慈善基金的寺庙并不多，并且上海玉佛禅寺也只针对在沪大学生提供资助，不妨畅想一下，如果全国各地的寺庙甚至各个不同宗教机构都建立类似基金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根据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我国信教公民近2亿人。

信众基数足够充沛，再结合宗教机构的公益属性，如果能够与商业市场有机结合，既推进公益事业，同时还能促进商业发展，一举多得。

或许以后烧香拜佛，一笔捐款就能成为未来某个大项目的天使投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