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冯小刚在《大腕儿》里调侃过“成功电影”的定义：
“成功电影就是拍什么电影都拍广告最多的，不拍观众最爱的！所以，我们做电影的口号就是：不求电影最好看，但求广告费最高！”
戏谑的台词背后，是20年前就已经初露苗头的，国产片的商业化思维。
《大腕儿》上映没多久，院线制改革推行，“电影产业”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后，在电影产业的激荡二十年里，国产商业片崛起，不断创造着新的票房纪录；下游院线扩张，银幕建设到了观众家门口，看电影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的消费活动——内地电影市场开始了它生猛的成长之路。
当票房的增速超出GDP增长曲线的时候，有人开始形容“这是一个没有上限的市场”。行业欣喜若狂地迎接对电影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的观众，谈下沉市场、用户画像；类型片卖座，工业化概念开始被讨论，观众对电影的接纳让一切都充满希望。
正值从业者雄心勃勃，打算建设一个更大、更好的电影市场时，“寒冬”来了，行业自我净化、重整旗鼓的动作尚未完成，去年的疫情让一切忽然被打回原点；逐渐复苏后，前几日的大片撤档、影院关门，又让从业者再次泄了气。
危机似乎从未远离电影产业。从艰难起步到高速发展、褪热，遭受重创，再重建复苏，停滞，中国电影产业可谓命途多舛。但每一次危急时刻的脆弱、不堪一击背后，暴露的都是中国电影产业太多从未被解决的症结。
“一个行业要发展，可以不那么快，但必须有规则和秩序。”有资深电影人对毒眸（ID：DomoreDumou）表示，曾经的电影行业缺少制约，很多电影人只关心自己眼前的利益，各自讲故事，缺乏长远的目光，产业也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今天。
回过头来看，中国电影产业20年，风起云涌，中间每个时间节点里的每个问题，都为今天行业的脆弱埋着伏笔。好在，二十年的路并不算太长，像一个普通人从出生到青年，经历了青春期的叛逆、倔强、不成熟，犯过错，但终归是在成长的。
到了2021年，站在一个新的20年的起点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电影产业的“青春期”，该结束了。而正在思变的电影人，或许可以把这20年的尾声，变成中国电影更好地活下去的开篇。
1519号文和“勇敢的决定”
大多数九零后的童年是没有电影院的，在家里看录像带、盗版碟，或者是在学校的大礼堂、城市的露天广场看电影。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是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放映模式下的，更像一个“特许行业”：
有资格拍电影的是包括长影、上影等在内的16家制片厂，国家拨款给其拍摄，每年的产出有限；中影集团以固定的价格买来影片，向省级电影公司征订拷贝，定多少付多少钱，片子卖得再好，也大多与片方没有什么关系；放电影的，是各地方的国营影院。
不管是拍电影还是放电影，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观众可选择的并不多，全年票房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把中国电影行业称之为“市场”。
1994年，政策向“一定规模的进口片数量”开口，《亡命天涯》这部外片拿到了当年的票房冠军——虽然只有两千余万的票房成绩。这个开口之后，一直到1998年，最卖座的电影都是像《侏罗纪公园2》《泰坦尼克号》和《简单任务》这样的进口片或者港片，内地的导演还没有找到属于他们的商业电影语法。
直到《不见不散》在1999年贺岁档上映，以4300万的票房从外片和港片手里拿回冠军位置，冯小刚也自此成为一个卖座的商业片导演。2001年上映的《大腕》，是冯氏喜剧风格的又一次延续，只不过当年票房排在它前面的，仍然是《珍珠港》和《霹雳娇娃》这样的外片——内地商业电影还是打不过外片。
整个电影市场，也处在艰难的境地。1995年，全国票房9亿多，有报道曾指出，当年的观众人次只有750多万，有效银幕3000块左右，很多影院白天卖羊毛衫，晚上放电影。
难则求变，困局之下的九十年代，一系列政策红利，孕育着内地电影发展的机遇：1993年，原本只属于中影的发行权放开，中国有了市场化的发行公司；1997年，“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均可“参加摄制电影片”，电影内容生产层面的权限也开始放宽，民营电影公司应运而生，并在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力量。
更彻底的变革发生在新世纪初。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概念，2003年，“十六大”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被写进报告——电影被定义为产业了。
有从业者曾经提出，这个定性非常重要，就如同打地基，决定了中国电影未来的方向和道路，“如果不将它定位为产业，那么现在的一切发展都无从说起”。
那是一个电影还未形成市场规模、大家都并不明确何为电影产业的年代，多位电影人对毒眸表示，能在那种情况下把电影定义为产业、决心发力，是当时发生在电影身上的“勇敢的事”。毕竟在那之前，电影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承载了更多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而那之后，电影才被真正赋予了产业意义。
要成为一个产业，就要有产业规律、有产业意识，建立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是重中之重。于是在2001年的12月18日，另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发生了。
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颁发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实施细则》的1519号文，其中的第四条指出：实行以院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减少发行层次，改变按行政区域计划供片模式，变单一的多层次发行为以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
2002年，院线制正式推行，原有的僵化的发行体制被彻底打破，电影发行交到民营公司手上，发行效率提高、放映渠道被拓宽，市场化机制真正建立，电影有机会释放出其巨大的活力——在很多从业者看来，院线制改革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第一个决定性起点，是“电影市场的改革开放”。
“英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吗？
尽管中国电影的“改革开放”比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晚了近30年，电影产业的起步略迟，但在那个“了不起”的决定之后，中国电影开始频繁地有奇迹发生。
很多人习惯把2002年上映的《英雄》作为第一个里程碑，在全年票房不足10亿的情况下，《英雄》就贡献了2.5亿，曾有央视的调查证明，观看电影《英雄》的观众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已经多年没进过电影院了——从这一维度上来看，《英雄》的成功毋庸置疑。
如果说冯氏喜剧在商业上的成功，是相对有独创性、带着明显作者风格的，那么《英雄》则具备了更大的“复制与模仿”意义：
过亿的巨额投资、豪华的演员阵容，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星光熠熠的首映礼为典型事件的高调营销宣传动作，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方法，在国产电影身上验证了可行性。
《英雄》之后的几年里，卖座的国产电影是与之相近的《无极》《神话》《天下无贼》《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国产商业片进入到大场面、大制作的阶段。
当一种模式或类型成功后，同质化的影片会就大批出现，在消耗了观众的新鲜感后，“成功模型”最后的价值也会消失殆尽，这是国产电影在当年就露头的习惯，而这一点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只不过，国产商业大片涌现，对于票房的拉动力却并不明显。2003-2006年，全年总票房分别为10亿、15亿、20亿、26亿，中间“哈利波特”“黑客帝国”和“魔戒”等也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直到2008年，内地影片在与外片的竞争中开始显现优势，票房排名前三的是《非诚勿扰》《赤壁1》和《画皮1》，前两部影片都拿到了超3亿的票房，而表现最好的外片是《007大破量子危机》，仅以1.4亿的票房排名第七——那年的总票房为43亿，实现了较上一年30%的增长。
看起来市场正在蒸蒸日上，但彼时就有电影人指出：我们缺少的不是商业大片，最缺少、最薄弱的是中等投资规模、中等回报的主流故事电影。“现在或者是大投资高票房，动辄上亿的电影，或者是大量的全国票房仅有几万、几十万元的影片，还有的干脆就进不了院线。中国电影呈现出一个很不健康的金字塔形状，而理想的形状应该是纺锤形的。”
可惜的是，这个理想的形状，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成型。之后的几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迅猛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也并不在内容供给，而是依靠下游的生长壮大。
于2005年初正式成立万达电影院线公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成立那年，全国只有5家万达影院，2006年涨至15家，王健林一句“电影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产业”开启了万达院线的强势生长之路：
2007年5月，万达有了第一块IMAX银幕，当年年底在全国拥有了28家自有投资影院；2009年全年票房只有60多亿，万达院线就产出了8亿多，开启了院线“老大”的地位；2012年，万达集团收购AMC，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
有当时就进入院线行业的从业者对毒眸感慨，那是最好的时候：“只要你大步向前走，拼命干，就有无数的机会。你见到一个工地，说这里要建一个有电影院的商场，几天之后，锃光瓦亮的影院，就这么奇迹般地开业了。”
政策的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水平和提升，商业地产崛起，以及大批敢想敢干的电影人，共同制造了一个能让产业下游从无到地发展壮大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期。
从2002年院线制推行时全国1834块银幕开始，10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涨到了13118块。
其中，另一个重要的节点是2010年初《阿凡达》上映。在影片上映前，全国只有六百多块3D银幕，完全无法满足热情的观众对这部3D大片的需求，于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内地多出了三百余3D银幕。
也是在那个时候，《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其中提出：2009年至2012年基本完成地级市数字影院建设改造任务，完成部分县级市数字影院建设改造任务；2013年至2015年基本完成县级市和有条件县城的数字影院建设改造任务。
从此，国内电影市场下游的影院数字化改造和新影院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这为电影产业的飞速发展打着地基。
“聪明人”，“短视”
影院的生长、产业基石的建立，为国产电影另一个里程碑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用12.67的票房，带动华语电影进入单片10亿＋的时代。它的出现让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等老牌导演对内地票房市场的主导地位暂停，新导演的作品被观众买单的能力开始显现；也结束了“英雄时代”，证明了商业电影可以不用大投资大制作，小成本也能博得大票房——
自此，中国电影彻底挥手告别全年票房10亿左右的“旧时代”，进入一个商业片的“新时代”。
在这个新的电影时代，越来越多的“聪明人”入局。
“不管你是做项目的，还是想做公司的，或者想去投IP的，都有无数的故事可以讲。”有资深从业者提到那个热钱遍地的年代：找一套模式，以现状做背书，给资本讲故事，把故事讲得丰满、圆润。“资本不在意你所谓的专业到底是什么，只要你的逻辑、故事他听得懂，一个电影公司是能靠讲故事拿到几个亿的。”
因为彼时的电影行业是上行的，2012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的170亿元，到2013年的217亿、2014年的294亿，电影市场每年的票房增速都在30%左右，2015年12月初，全年票房突破400亿大关，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数字下，很多从业者都开始相信，未来中国电影市场黄金十年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电影市场漂亮的成绩，引来了资本的疯狂。文娱行业并购、跨界投资成了一门风潮，影院买卖溢价率10倍左右都算“低价”；像皇氏乳业、熊猫烟花等大批和影视毫不沾边的企业，花重金收购各类影视公司、参投影视项目；也有《人鱼帝国》背后的地产商金主，豪掷数亿美金请来各路大牌演员和好莱坞团队，还亲自上阵担当制片人、编剧，要拍一部“好莱坞式商业大制作”。
大量跨界资本涌入电影行业，资本的疯狂，让很多还停留在PPT阶段的电影，只因流量明星的加盟意向，就能拿到不小的投资。“拍电影大有希望，能赚到钱”，有从业者对毒眸感慨，当时的投资逻辑在电影行业讲得通，热钱涌动之下，懂不懂电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什么赚钱投什么，什么赚钱快拍什么”。
这样的狂热，给日后市场的发展留下了隐患，观众也受到了“伤害”：以青春片为例，《致青春》成功之后的几年里，打情怀牌、充斥着分手车祸和堕胎等狗血元素的青春片扎堆，投资小、周期短、回报大，市场的投机行为与其亲手制造出来的烂片，二者联手，早早地为青春片失去观众信任这件事埋下了伏笔。
另一点无法忽视的是，2015年令人振奋的400亿票房背后，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票补。有从业者提出，2015年全年各方累计砸入了40亿元票补；也有资深发行人士曾对毒眸表示，那一年票补能带来的票房效能一度达到了1：12的峰值，“100万的票补可拉动1200万票房”。
回过头来看，票补的确做到了让不看电影的人走进影院，助推了内地市场票的高速发展，但因为“便宜”而看电影的消费者留存下来了多少、有多少转化为稳定的电影观众，谁都给不出确定的答案。甚至有人在当时就认为，一路上涨的票价和停滞不前的观影人次背后，可能藏着一个更为悲观的信号：
观众正在离电影院越来越远，我们的电影市场，还没能培养出一批真正属于它的，忠诚而热情的观众。
最明显感受到这一点的，仍然是下游影院，比起电影内容创作者，它们更直截了当地感受着与观众之间距离的变化。
原本观众去影院排队、购票，影院推销自己的会员卡、优惠券，观影前在影院驻足，发生周边消费行为，这是电影院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但线上票务平台崛起后，只需要打开猫眼、淘票票选座付款，卡点到了影城，检票观影，散场后离开——
“在票务平台后，影院‘躺着’卖票、赚钱，太容易了。”有从业者回忆，当时的电影院以为“有人帮自己买票挺好的”这一短视行为，导致其逐渐丧失了话语权，最终成为被动的放映终端：“根本没有意识地，拱手让人。”
回到最简单的逻辑
好在，警钟适时地敲响了。
2016全年票房455亿，算上被纳入的服务费，也只比上一年增长了3.9%，之前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增长率，在这里戛然而止。对于这一点，毒眸曾经提出疑问：基础设施、营销票补拉动观影需求的时代是否已经即将成为历史？大IP、流量明星堆积的烂片方法论是否失灵？中国电影想要更进一步，该上哪去寻找新推动力？
而答案就在这一年增速放缓的电影市场释放出来的信号里：优质内容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观众“反应”过来了，烂片骗不到钱了。
要重新找回观众，方法只有一个：过硬的优质内容和口碑。
“我们回到最简单的逻辑，我拍好电影，别人喜欢我的电影，买票看我的电影，这是最正常的逻辑，就是买和卖的关系。如果这样，就变成一个正向循环，拍好电影的人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大家凭本事吃饭。”有从业者说道。
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2017年的《战狼2》、2018年的《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和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都是强口碑话题传播度、观众正向评价与高票房正相关的证明，而延展下去，一个更好的信号，像当年陈思诚接受毒眸专访时说的那样，“中国电影观众是对类型的包容度很高的”。
2019年春节档大爆的《流浪地球》和3部都卖得不错的“唐探”证明了这一点，科幻片也好，类型化的系列电影也罢，其共同指向的，都是成熟的电影市场应该具备的能力：工业化。
有从业者说，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是自下而上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电影工业化’的讨论十分热闹，也十分嘈杂——举凡自下而上的改革或升级，就是让市场自身不断试错，由企业自己去承担‘电影工业化’的成本、代价。”
前几年在各大峰会、论坛上，大家都在谈谈这个问题。而在“工业化”之前，也有人认为应该先思考另外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电影行业“无法金融化”。
“无法做影片，无法做资产抵押，无法做杠杆，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无法金融化。”简单说，一家影视公司要做规划的时候，是无法保证在电影部分保持稳定的、可测算的增长的——这就意味着第二个问题：无法资本化。
当这个两个问题可以被回答之后，再探讨工业化会发现：工业化的底层，不是做表格，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影片大肆宣扬的高标准、高规格。“而是可以分、可以合，可以标准化，可复制。”有从业者认为，如果做电影的人，全都是手艺人，没有产业人，去哪里谈工业化呢？
“残忍”的是，正当行业还在为这些问题而探索、寻找答案的时候，另外一些干扰因素加入了。
2018年，“阴阳合同”事件揭下了行业的又一块遮羞布，部分影视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股价暴跌、商誉暴雷，一大批影视公司关闭、关门；2020年，疫情出现电影行业停摆了半年，好在复工后，《八佰》振奋了市场和观众；
2021年春节档，《你好李焕英》等国产片让市场全面复苏，新的票房纪录似乎随时可能出现；但紧随其后的，是全面降温的暑期档，片荒、内容供给不足带来的观影热情冷却，让多个档期和月份的表现跌回了多年之前；前几天疫情反复，全国各地不少影院再次关门，被赋予救市希望的《长津湖》撤档——
中国电影似乎一直在挣扎，每当有了点希望，想伸手握住的时候，又扑一场空。
“没有什么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行业小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在各玩各的，到现在了还没有形成共识”……
不同的声音充斥着市场。在行业受到重创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投机、短视，和行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每一个隐患，都没有轻易地放过我们。
更好地活着
一切历史都关乎当下。
当我们试图从“中国电影产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回溯里，找到摆脱当下困境的方法时，不同的电影人对毒眸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我蛮看好这一轮的，潜藏在所有表面的不堪下的变革。”有资深从业仍然满怀希望，期待一个巨大的变革的发生，而这个变革甚至“使得我们有可能有机会赶在好莱坞之前，弯道超车”。
那么“机会”藏在哪里？答案很多，甚至就藏在产业发展的现状里。
从上游说起，“产业意识首先应该在创作方面”。有从业者认为，中国故事的类型创作方法论，是重中之重，类型创作的基础需要夯实，“以科幻片为例，未来中国科幻电影应该怎么做，可能遇到什么问题，是要成体系地输出给行业的，形成一个传递机制，会避免很多错误。”
持久稳定的类型创作能力的形成，才有机会带来稳定的优质内容供给，这对培养民众的观影习惯是一件长期利好的事；与此同时，技术的革新对电影的加持，也为行业的升级提供了想象力；电影院身份的转换，经营模式的创新、影院场景的升级和多业态的合作等等，产业下游仍然有机会充分焕发生机……
新鲜的血液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入行业，他们对类型有自己的思考，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很快，对电影的热情也很高涨，假以时日，会带来中国电影内容创作领域根本性的革新。
另外，我们也始终坚信，老牌的电影公司和有腰板的电影人，是很难“倒下”的。
“即使资金链一断再断，但只要给他们做电影的机会，只要他们想认认真真地做电影，还是会有好的项目出来。”有资深从业者说。而这背后的逻辑在于，过去做电影的成功经验到今天仍然有适用的部分，“电影能力”仍然存在，所以几乎是只要有机会出现，他们仍然有逆风翻盘的能力。
毕竟，中国电影产业20年，电影人披荆斩棘地走了过来，有很多好的东西被留了下来。
在很多次采访中，都有影视行业的从业者对毒眸表示，电影是有造梦功能的，而似乎也只有电影人喜欢说自己有一个电影梦，“你好像很少会见过做电视剧和综艺的，说我是因为有个电视剧/综艺梦才进入这个行业的”。
电影梦听起来是一个有些虚无缥缈的词，它抽身于电影的商品属性而存在，似乎在一个产业和市场里，大肆地聊电影梦显得非常幼稚。但回顾中国电影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在每一部有时代意义的影片身上、每一次了不起的变革背后，都有“电影梦”和情怀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撑。
顺着这种精神力量延展下去，更美好的畅想是，在行业不景气、产业支离破碎的现在，中国电影、电影人，仍然有“还手”的余地和重启的能力，或许可以把乌云蔽日的当下，扭转成“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的起点。
前不久，有电影从业者与江志强聊天，聊到去做电影之外的内容，江老板不解：电影现在受到这么大的挑战，我们是电影人，要想的难道不应该是如何继续地做电影，去改变现在的市场吗？
“我们，要捍卫电影啊！”
（感谢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电影人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