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投了那么多SaaS企业，平时工作时自己会用吗？”

在外，谈起SaaS的机会、发展和商业问题，Allen（化名）讲得头头是道。但在一次和朋友的交流聚会上，一向谈笑风生的年轻投资人Allen竟然被这个问题“直击灵魂”。

“仔细一想，我们常用的就是微信、电话、Word、Excel沟通，就连钉钉飞书之类也不怎么用，使用的工具很普通并没有那么‘高大上’。”他笑道：“这还挺有意思，看投资方向的时候，我们满世界都在讲数字化，反观自己的工作方式倒是没跟上大潮。”

数字化时代，长期处在在风口、先锋位置的投资机构，似乎也出现了“肉体跟不上灵魂”的现象。

01 “三座大山”下的投资机构

“股权投资并不是对数字化依赖非常高的行业。大部分中小机构工作方式比较传统，人不多，默契配合就可以运转。不像需要堆积大量人力的行业，对于数字化替代有较高的需求。”

另一位专注早中期投资的机构合伙人李牧（化名）告诉《商业数据派》，国内中小型投资机构居多，规模小，所以整体对数字化的敏感度不高。

这个观点也得到Allen的支持：“Excel就足够了。我们的LP的数量没有那么多，管理的资金的规模没有那么大，没有数百个项目需要管理。整个团队就投了几十个项目，一个人分下来就是二三十家。管理难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然而，这种自给自足，全靠默契的传统工作方式实际上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疫情之后，数字化需求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李牧表示，疫情“逼迫”投资机构的线上早餐会变成了五湖四海线上共聚，传统长期面对面沟通建立默契的方式受到挑战，怎么提高线上协同效率成为了新问题。

面对监管、效率和LP三重的压力，数字化也逐渐成为投资机构的刚需。

实际上，除了本身来自于投资机构内部协作的方式变化，投资机构所面临的市场大环境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据国际咨询公司贝恩公司发布《2022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投资交易额创下10年新高，达到1280亿美元，然而，募资和退出规模在下半年大幅下降，创下5年新低。

“现在募资确实很困难，这是客观事实。”Allen表示其实不只是“找钱”，“找项目”等环节也存在“内卷”现象。在大环境承压下，投资机构也面临降本增效，提升“内功”的问题。“至少要有熬过寒冬的能力吧。”

投资领域，除了GP，“不缺钱”的LP尽管站在食物链顶端，但是也出现了钱多、项目多，难管理的问题。在未建立信息化系统管理的情况下，母基金管理可能存在数据统计难、资料整理难、文件分散、要点管控难、经验传承难等问题。

“从传统模式来看，很多母基金都让子基金不断地上报各种数据，子基金对此也很困扰，上报的数据也是良莠不齐，在汇总、交互的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

北京科技创新投资投后执行总经理王苗苗曾表示，“特别对于一些没钱购买管理系统或者根本不够重视的小基金，以前做上报可能就是一个Excel，但现在可以通过一些资管SaaS系统做日常管理，季度报告的时候可以一键上报。”

时不我待，不进则退。

但有意思的是，在金融行业里，与银行等机构相比，私募机构的数字化进程是相对传统的。一些较大规模的投资机构已经实现系统化，但是大部分企业依旧像Allen一样处于“Excel时代”。

市场需求正在逐渐苏醒，接下来的问题则是是否有合适、好用的产品。实际上，许多中小机构对实用数字化工具的敏感度不强，也说明：市场上缺乏一个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解决核心痛点的产品。

那么，投资机构们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数字化工具？

02 “办公与资管的集合工具”

“现在手机有太多个办公APP，但从使用体验的角度，我希望当一个懒人，工具可以更聪明，拥有更完善的功能。”李牧表示，日常的数字化需求有两类：一是协同办公工具，如形形色色的会议软件、办公软件等；二是专业的投资管理软件。

“在募资环节，LP要对过往的业绩，被投企业情况，项目储备情况做评估，翻账本。这必须要依靠信息化工具。”李牧称，公司三年前机构内部就开始用信息管理系统，主要作用就是沉淀下来成为团队知识库。“机构要成长，团队要扩大，优秀的经验如何有效传承？”

然而，对于机构来说，日常协作办公和系统管理往往是割裂的。

李牧举了一个案例：“基于某个项目发起审批或者讨论，多个系统之间是割裂的，导致协同需要在多个软件中来回跳转，数据也无法同步。”

对于这个现状，李牧提出了畅想：能不能有个比较好的协同工作软件，所有的事情都在里面处理，文件随时调用？

短期内，“大一统”的应用无法实现。不过，针对李牧的解决方案畅想，市面上已经出现了针对投资机构的协作软件融合。

《商业数据派》独家消息，4月底，飞书上线了与面向VC/PE的SaaS产品——飞书投资云。该平台集合投资管理和日常办公协作于一体，相当于一个面向VC/PE的“飞书投资机构版”。据了解，这款产品是由鲸准和飞书一起打造的。

该平台打破了OA、人力资源、财务系统之间的鸿沟，可以根据投资流程设置详细日程提醒以及在线协作，保留“头脑风暴”的痕迹。

一方面，现在国内公司大多各自为政，希望在自家建立一个超级大平台。但这需要大量的生态和资本能力才能推动。另一方面，协同办公产品的基本技术能力很好，但是和专业化能力是脱节的。

打造李牧所期待的“协同工具”，平台融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协同办公软件里实现专业的投资管理，这件事可行性到底大不大？

03 解决投资中的“非艺术问题”

投资机构的专业功能刚需和平台之间如何寻找契合点？

SOSV Chinaccelerator (中国加速) 执行董事吴敏嘉（Minjia Wu)，向《商业数据派》详细分享了三个方面的工具需求：股东及资料库管理、与外部联系人的关系管理、采购和比较数据。

其中，与项目相关的投后管理存在较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我接触过一些创业初期的公司，他们在解释自己的投资历史方面做得相对很差。他们之前的投资者，尤其是机构基金，没有经过严格的程序来帮助这些公司充分了解签署新的投资协议时，股份的变化。”

“风投公司面临的最大行政挑战之一是如何快速进行尽职调查。公司变化很快，如果你花了3个月做尽职调查，当你完成时，这些数据可能不新了，因为3个月公司或许有了新面貌。”吴敏嘉认为投资机构需要一个信息系统来帮助被投企业做更高效的投后管理，可以减少管理期间的尽职调查流程，并提高效率。

大约4至5年前，SOSV投资团队就通过谷歌Drive和Dropbox等平台和Excel工具对被投和加速项目进行投资管理的手动操作。“然而，Excel的问题是用户永远不知道文件是否是最新版本。” 她说道。

投后项目的财务报表、投后项目的权益等等需要通过非常复杂的Excel表去实现。这个表格模型搭建比较复杂、信息也容易缺失，后续更新信息的代价比较大。”

在投资云的产品设计中，其项目管理功能和群聊打通，意味着在沟通项⽬时，能将相关信息沉淀⾄项⽬中，进⾏推进和归档，同时也能通过⻜书多维表格快速创建轻量级项⽬台账。

比如，一个项目投过后的融资情况，谁退出了，项目估值增加多少，项目分红多少，都能统一记录和管理，系统可以自动找到创业公司收集投后财务数据以及其他的量化指标。

一位投后管理负责人曾表示：“投资行业实际上是在打一个信息差，二是判断力。”

作为一个长期浸润在投资行业的人，李牧认为要尊重投资行业的“重经验”的非标化特征。“投资是一种非标化的艺术，但我们可以把不艺术的部分标准化，投资人就可以在艺术的内容上尽情发挥。”

在投后管理过程中，投后项目的数据收集和动态掌握是很重要的事情。然而，投后管理不可能像投前一样花费大量人力和资源做研究，毕竟还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找新项目，所以，这一类工作适合数字化工具解决。

飞书投资云产品4月上线，据悉目前已有近20家机构在试用。接下来，《商业数据派》也会对试用效果做长期跟踪。

04 马太效应下的中小机构生存需求

“与其谈降本增效，我更关心LP哪里来。” Allen表示，在头部效应逐渐凸显的大环境下，无论是项目端还是资金端，许多中小机构位置都比较尴尬。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查询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含创业投资基金）的机构管理人共有14494家，其中管理基金的数量共59851只。其中，大型机构（50亿以上）共有474家；中小型机构分别为1470家和12550家。

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末，我国已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24404家，较2020年8月末登记数减少43家，同比降低0.18%；备案基金数量114,361只，较2020年8月末增长24,577只，同比增长27.37%；备案基金规模19.05万亿元，较2020年8月末增长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6.83%。

▲图片来源：融中研究

显然，中小机构数量占比较高，同时基金规模上马太效应较明显。

“这个时候我们说内部管理效率就像是‘何不食肉糜’，上下游资源才是最痛的痛点。”Allen说道。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此情况下，广大中小机构的生存刚需则是“募资”。

“有一些机构给IR岗位定的KPI有点严苛，比如一年内募资到1个亿。在市场上LP有很多，但什么样的LP是活跃的、跟基金调性匹配的，其实需要长期的深耕才能知道。通过全面、数字化的追踪，会更容易知道这一点，不然哪怕有合适的LP，也可能会错过合适的融资窗口。”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道。

据悉，鲸准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其精选了1000多家投资活跃，比较稳健的LP机构信息出来，GP可以直接触达到这些LP。

“如果有一个资管平台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配资，我们很乐意买单，但是我们的业务也在上面跑吗？从LP端自上而下地推动的话可能更现实一些。”Allen表示。

不过，短期吸引中小机构可以绑定LP的目的使用，但长期想将这些客户留下来，提升粘性和复购率，依旧需要从产品上形成吸引力。

“早期风投的难题不是信息太多，需要软件来管理和分析这些信息，而是信息太少。”吴敏嘉认为，对于这类机构，前面说的解决“量”问题的平台都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处于早期阶段的风投公司需要制定正确的流程来获取早期信息。这意味着要建立系统来跟踪小规模数据，并在创始人和风投之间快速测试和分析这些数据。”

“投资中早期项目的机构更多依赖经验，对于既有知识的分析。会有少量分析工作但不算多。越关注早期项目的机构，依靠数字化分析做决策的需求越小。”李牧举例说明了这个问题。

针对“如何看一家半导体公司的行业地位”的问题，团队可能回去查业绩数据、营收等等。但是一个30年行业经验的合伙人可能会告诉你：这家公司设计出来的芯片是谁在给它加工。如果是台积电，说明这家公司肯定有行业地位，因为台积电的产能很紧张，只有认可这家公司才愿意为其开放一部分产能。

信息量少、非标化，对于这部分的需求突破是能否让中小机构买单的关键。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如何兼顾小规模、个性化的需求，尽管SaaS相对灵活且轻量，但在产品设计上也颇具挑战。不过，这也侧面验证，投资云等产品在功能设计层，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05 结语

“投行转型并非简单地通过将新技术引入现有的IT架构来实现，而是必须打破固有观念再造行业模式。”一位管理博主如此评价。

任何行业都是与时俱进才能长期存在，尽管投资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也无法在大浪潮下保持不变。一边是行业意识逐渐觉醒，一边也需要真正的“知心人”，转型的投资机构和读懂诉求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双向奔赴”。

当东京奥运的脚步渐渐远去，体育的超级周期其实才刚起步不久。8月29日，由懒熊体育主办的2021体育营销峰会在上海顺利举行。在各类品牌纷纷涌入体育营销领域的背景下，懒熊体育为本次峰会提出了“运筹千里”的主题。

懒熊体育对2021体育营销峰会的定位，旨在汇聚全球的体育联盟、品牌主、企业管理层、营销广告公司、行业从业者、创业者，用商业思维打通体育产业和跨界行业。我们聚焦赛事、运动队、体育明星等行业焦点，关注版权、平台等幕后逻辑，探讨如何用更好的故事和科技营销向体育爱好者、消费群体传递价值。

在当前特殊的全球环境中，如果把这一次“超级体育周期”比做一场篮球比赛，那么8月份，大约就是第一节刚刚结束、大家完成试探、制定策略准备发力的时候——东京奥运会刚刚落幕，经过欧洲杯、奥运会的“热身”，行业得以稍作调整，为接下来一年多的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卡塔尔世界杯、成都大运会做足准备。

本次峰会涵盖5场主题演讲，2场圆桌论坛，近20位上台嘉宾、上百位商业领袖、营销机构、品牌主媒体汇聚于此。除了现场活动，本次峰会也搭建了线上直播和互动社群，通过官方微信社群、视频号、微博以及多个第三方播出平台，为全行业呈现了这一天的精彩内容。

通过体育营销机构、IP持有方、品牌方等多个从业者视角的分享，本次峰会对体育大赛、体育场景、运动品牌、体育资产等话题讨论了体育营销的发展情况和继续壮大的方法论。此外，“2021中国体育营销运筹之星TOP10战略榜”和“2021中国体育营销决胜之星TOP10创意榜”两份榜单也揭示了行业的榜样和未来方向。

开场懒熊体育创始人&CEO韩牧发表了“运筹千里”的主题演讲。针对体育营销领域的近况和未来，韩牧表达了代表懒熊体育视角的5点总结趋势、体育营销推进的6个共识、以及将来行业的4点可能性。

韩牧表示，通过这届奥运会，观众的表达越来越年轻化、平台角色加重、营销到消费的距离缩短、品牌从伏击变成游记、运动员个体的价值也得到延展。在行业共识方面，大赛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证明、营销评估机制亟待完善、体育教育可能成为营销切口、中国本土团队也将获得“本土化”带来的机会；而在另一方面，体育营销的“唯成绩论”依然没有被打破，品牌对体育营销价值独特性的认识也有待提高。归根结底，韩牧认为，体育营销本质上对体育资产的管理，这是参与体育营销的各方值得思考的方法论。

而在将来，大环境收紧的情况下，“精打细算、品效合一”会越来越成为品牌主的诉求；体育营销因为其风险低，也有机会得到更多品牌的关注；利用最近的“超级体育周期”，体育营销的从业者有望完成“原始积累”；而在新时代消费者表达方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让IP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会对营销思路有很大帮助。

在CAA中国带来的主题演讲中，CAA中国首席执行官顾抒航分享了在新机遇下，CAA作为体育娱乐经纪公司的发展思路。市场瞬息万变，但体育营销的一些确定性更加值得关注。一是体育资源的重要性，二是科技发展的时代背景，三是消费人群非常年轻，围绕这些基本点去发展和整合资源仍然会非常有机会。

“奥运的力量”主题圆桌论坛中，在懒熊体育副总裁张兵的主持下，安踏品牌副总裁&CMO朱晨晔、关键之道创始人&CEO张庆、笑果文化CMO金仲波、数字品牌榜创始人&CEO仇勇分享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长期主义依然是体育营销的关键，但在具体的操作中，敏捷性新的团队越来越重要。

随后，特步品牌副总裁朱鼎分享了特步专业跑鞋160X系列的传播思路。朱鼎认为，外部环境来说，特步抓住了一个非常短暂的马拉松小周期，时机正好；“新疆棉”事件也给了国内品牌一个非常强大的助力。从公司内部来说，那就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跑鞋的产品力。归根结底，体育营销需要建立在长期主义护城河的基础上。

峰会下半场一开始，悦跑圈联合创始人兼COO吴文业做了题为《Z时代体育场景革命》的主题演讲。以别克跑团联赛为例子，优质的体育IP并不是单单来源于某一个这样的机构，恰恰是通过这样不同身份机构之间的联合孵化，使得我们产生更多具有更爆发性能量的赛事IP。

随后，韶音科技大中华区营销总监杨云发布了名为《韶音：定义运动耳机》的主题演讲，分享了韶音在聚焦专业运动耳机路线上的经验之谈。杨云认为，聚焦运动场景、运动体验以及运动人群是体育相关产品营销的关键，此外，在技术层面、用户体验两方面，品牌也需要在特定的体育场景中找到适合用户的产品。

最后，在“挖掘体育资产新价值”圆桌论坛上，爱奇艺体育CEO兼FMA董事长喻凌霄，盛力世家创始人兼CEO李胜，曼城足球俱乐部中国区商务总经理汤锡钢、活力火星创始人兼董事长丁冬梅分享了各自对此的经验。一方面，欧洲五大联赛、中超等顶级赛事IP的版权价格在国内经历大幅震荡；另一方面，快手、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平台的加入为奥运会提供了更多活力和年轻化元素。如何在新周期内思考并挖掘体育资产的新价值，是体育营销领域里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重要议题。

体育营销是一场马拉松，跟其他领域相比，体育营销可能更需要长线规划，根据体育的节奏，一步一步发展。在国内的体育营销仍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懒熊体育联合众多行业嘉宾，希望从业者沟通智识，与各方一通“运筹千里”，助力体育营销长期发展。

玉佛寺资助饿了么的行为，近期突然受到关注。

8月23日，必扬投资总经理何河发微博，提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如今寺庙香火大不如前，以前一出手就捐几十甚至上百万的中小企业主，近年来都不见了。

另一方面，寺庙正在策划纾困方案，对曾经捐赠过寺庙，但企业不幸濒临绝境的施主，寺庙可以把以前的捐赠一次性返还企业，以解燃眉之急。

随后，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转发该条微博，提到当年饿了么就是拿的玉佛寺的10万元天使投资。

早在2016年12月，饿了么在外卖市场打得火热时，其创始人张旭豪便曾提到，饿了么天使轮拿的10万元是lucky money（好运钱）。

2009年，玉佛寺曾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并联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市教委和团市委四家单位，共同启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玉佛禅寺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项目。以银行委贷形式，向审核通过的创业实体或毕业生提供贴息贷款，其中“饿了么”是该创业基金2009年的资助项目。

玉佛寺也于近日出面回应。上海玉佛寺相关负责人对媒体提到，虽然寺院发起了这个创业基金，但该基金不是寺院在负责，而是多方共同管理。玉佛寺从未参与过任何天使投资，这是项目资助，并非投资。寺院没拿饿了么的股权，也不参与分红。

寺庙建立基金会偏向于公益慈善行为，与一般的投资机构的形式有所不同。不过，一些创业公司赚到钱后，会捐钱给寺庙，这也算是另一种“投资回报”。

如饿了么发展起来后，在2016年向上海市慈善基金捐赠50万元，用于支持“玉佛禅寺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项目。

这可以说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背后，也可见有些寺庙的资金实力强大。

事实上，国内很多寺庙都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化版图。

香客的供奉、游客的门票已经难以满足寺庙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还有宗教产品售卖、功德排位、修行体验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还有些寺庙已经开始了集团化运作，比如少林寺旗下便经营有实业、出版、旅游、电商等多个领域的公司。

当寺庙遇上商业，也出现过诸多争议性事件。寺庙的商业化探索，势必要把握好平衡和尺度。

寺庙的基金会，都在投什么？

寺庙建立基金会，玉佛寺并非特例。

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等6部委局联合发布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到宗教团体可依照《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的规定，申请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

大多寺庙基金会都以慈善为目的。从玉佛寺的回应也可看出，尽管其涉及了投资行为，但是这种创业资助更偏向于慈善性质。寺庙将曾经获得的香火钱，为条件困难的创业者提供资助，但其并不参与分红。

玉佛寺创立的基金会，大部分支出也仅用于公益事业。根据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2020年的审计报告显示，基金会总资产已增至2906万元，当年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是825万元，比2019年的573万元增长不少。

与此同时，其2020年公益事业支出为486万元，总支出为541万元，公益事业支出占据了很大比例，其它支出则包括工作人员薪酬福利、行政办公等方面。

根据其官网，截至2020年，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累计资助项目219个，资助总额2088万元，资助项目横跨二十余个行业，如科技成果转化、电子商务、教育培训、广告传媒等。

公益项目，图源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

玉佛寺创立这一能为创业者提供资金的基金并不多见，更多寺庙基金会并不涉及任何商业活动，更具公益性质。

比如深圳市弘法寺成立的弘法寺慈善功德基金，主要开展抗震救灾、建桥修路、扶贫济困、捐资助学、扶持养老等活动。这也是大多寺庙基金会的主要功能。

一直以来，寺庙的商业化问题争议颇多，当寺庙成立基金会时，也更被希望是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并主要参与非营利性活动。

2012年，曾有深圳市政协委员在微博上发言，“认为弘法寺最应该回馈深圳市民和社会，最佳的形式，是由弘法寺出资成立基金会，建设一座大型三甲医院，要广东一流水准，不以盈利为目的。”

当时微博上一项关于“如果弘法寺出资建医院你最希望什么”的投票中，其中“不要沦为赚钱机器，真正为患者谋福利，兑现医院的公益性”的选项，以83%的占比遥遥领先。

其他选项分别为，“多请医术高明的医生，做到妙手回春”“加强服务，不要再现排队难，服务态度差，敷衍患者的情况”“建设一流的医院大楼，购置最先进的设备”。

可见，寺庙的“投资”道路，往往要把握好尺度，反之，则可能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此外，在公益性质的“投资”背后，许多寺庙已经迈入了商业化扩张的道路。

中国寺庙的商业化版图有多大?

寺庙经济在过去数年经历了蓬勃发展。

大多国内著名的寺庙，都会给游客提供丰富的游览体验，并收获可观的门票费，也有许多衍生的服务可以带来收入，比如武术培训、佛教用品等。

门票费曾是寺庙的主要收入来源，在70年代主要是用于解决寺庙的自养问题，几元或是十几元的门票，大多用于维持寺庙的正常开支，但此后有寺庙为了获取利益，大幅抬高门票价格，这些现象也曾引起关注和讨论。

在门票与旅游相关开发的基础上，许多寺庙开始了更多元化的商业化探索，其中典型便是少林寺。

1982年，一部电影“少林寺”爆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少林寺。少林寺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也跟进潮流地尝试了多种商业化手段，包括注册公司、商业演出、建立分寺、开淘宝店。

在开公司这件事上，少林寺称得上集团化运作。1998年，少林寺成立了实业公司，经营起少林禅茶和少林素饼生意；2002年，创办名为少林书局的出版公司，出版有《少林功夫》等图书；2007年，成立少林欢喜地有限公司，经营体育用品、文化用品和旅游纪念品等，同时也在少林寺常住院内经营餐馆；2008年5月，一个名为“少林欢喜地”的淘宝店开业，经营佛教用品、武术用品等。

除了这些生意，少林寺还曾通过授权少林相关网络游戏、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发少林音乐、为联通号码开光并拍卖号码等方式拓展收入来源，这些尝试颇为前卫。

与外部合作，算得上一种较为轻松的商业化手段，寺庙仅仅授权部分版权，便能获得许多收入。

静安寺成立的百寺基金，也曾与多家企业合作。2018年，名为“百寺公益”的微信公众号提到，其将与小雨科技的合作，后者是一家寺院、法师、信众提供多种弘法工具与专业服务的公司。合作后，小雨科技将每年年度纯利润的15%捐赠给百寺基金，支持弘法事业。

但寺庙在拓展收入来源的同时，其商业化带来的争议也颇多。

就少林寺而言，“和尚开豪车”“少林寺海外买地”等传言，都曾在网络上引起风波。

另有部分寺庙的商业化外包给其他公司运作，比如法门寺景区曾在2014年被曝幕后操盘手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简称曲江文投），当时其为景区制定了盈利模式表。

根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法门寺文化景区盈利模式主要来自宗教区与非宗教区。宗教区包括：门票收入、悟佛园吉祥系列产品、禅修村修行体验活动、功德牌位、佛像供养、相关节日、大法会、募捐活动等。

而非宗教区包括：土地增值开发、户外广告经营权、街道桥梁冠名权转让、温泉资源有偿使用、旅游商品的贴牌生产以及品牌授权使用等。

其中也诞生了许多争议性事件，比如2009年3月20日，寺庙与曲江文投便产生矛盾，当时诸多僧人开始拆掉门口新建起的围墙，不愿被划入景区。

虽然寺庙少有公布财务收入，但显而易见的是，除开中小寺庙，名寺的商业化往往足以养活自己，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收入。

冲刺上市被叫停，

有寺庙将版图扩张到了海外

随着寺庙商业化版图的扩张，部分寺庙也试图冲刺上市。

2014年左右，四大佛教名山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都被地方政府及国企作为旅游开发的重点，大多也已计划上市。

2018年4月，证监会官方微信提到，普旅股份已经按照证监会要求撤回上市申请、普陀山的IPO正式宣告结束。

其中涉及的问题是，在这些景区中，宗教能否作为上市资产。2012年10月22日，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10部委，公布了《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禁止“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上市”。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已上市二十余年，上市资产中并不包括寺院资源。而此前，中国佛教协会曾发文表述，普陀山被指出上市业务中表面上未有涵括寺院等佛教资产，但普陀山与佛教不可剥离，这也导致普陀山的上市难以避开佛教商业化的影响。

《意见》的发布，也让佛教名山上市计划瞬间暂停。当时，名山的寺院，正被地方政府和企业运作得火热，但此后陆续宣布暂停上市计划。

除了试图上市外，也有寺庙将版图扩张到了海外。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曾在1997年内于尼泊尔建造了“中华寺”，坐落在佛祖诞生地——蓝毗尼。

相比这种特例，真正在海外开拓疆土的寺庙仅有少林寺。2001年，少林寺在德国成立德国少林寺，将其定义为“少林文化中心”，通过会员制的形式，吸引少林功夫爱好者，开设少林功夫培训道馆。

德国分寺，也是其海外扩张的开始。此后，少林寺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少林文化中心”。

少林寺由于代表了中国武术文化，加之影视作品的影响，在全球具有一定影响力，才能招纳足够多的“洋弟子”，但能有如此影响力的寺庙还是少数，大多寺庙还是基于国内市场进行发展。

如今，寺庙整体商业化运作都受到了限制。早在2016年，国家宗教局便联合多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

其中对佛教道教商业化的主要表现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对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提出了具体规定与明确要求，包括治理违规设立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寺庙财务监督问题等。

可以说，寺庙在国内的商业化发展，经历了早期高速化发展、乱象丛生的阶段，逐渐在监管下走向理性，寺庙也需要在宗教本质与商业化中找到平衡。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印象中“上不了台面”的车贩子，成了“月入5万、上不封顶”的高质量工作。“以前都是不好好学习长大卖二手车，世道怎么突然变了？”在二手车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孙庸不淡定了。

今年3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18个新职业中，二手车经纪人成了热门职业。据央视报道，二手车经纪人入行薪资即可达到1万元，资深的二手车经纪人甚至可月入5万。孙庸证实了这一说法，“运气好时，卖3辆车就能赚5万元提成。”

有些二手车经纪人专门服务企业客户，即B2B销售人员。“这类销售一次可以卖出10辆甚至20辆二手车，以一辆二手车提成2000元估算，一单生意就可以赚4万元。”

高薪“诱惑”之下，二手车经纪人在就业市场彻底火了。

在北京多家职业技术学校的招聘会上，二手车销售、鉴定等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数据尤其亮眼。北京相关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负责人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二手车相关专业的就业率已超80%，二手车鉴定和销售专业更高。”

于是，有人毅然放弃考公务员，也有人离开了高薪的传媒行业，他们怀揣着暴富的美梦，投身二手车行业。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涌入，冲击着二手车市场经验丰富、学历普遍偏低的老员工们，后者不得不回炉重造，增加竞争力。

连带着相关培训机构也赚得盆满钵满，负责人发现报考人数暴涨，正酝酿着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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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务员不如卖二手车

如果不是看到二手车经纪人月入5万的消息，李志或许依旧在按部就班备战国考，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拼抢一个铁饭碗。

李志今年22周岁，毕业于西安一所普通高校。在大四期间，李志为自己的人生制定的下一个规划是报考公务员。不同于那些敢拼爱闯的同龄人，李志认为目前市场就业压力大，大厂盛行“996福报”太过恐怖，不如回家考个公务员，“工作稳定还有面子”。

然而，想迈过公务员门槛并不容易，今年第一次参加国考的李志虽顺利通过笔试，却在二轮面试中折戟。

李志不死心，决定再战，距离参加下一年国考还有一段空档期，他便一边找临时工，一边备考。机缘巧合，李志在求职交流网站接触到二手车经纪人的职位，“薪资1万起步，月薪5万没问题”深深吸引着李志，甚至有些动摇他报考公务员的决心。“别说5万，在我们这座二线城市，月薪2万就能实现财务自由，比起不一定能考上的公务员，二手车经纪人更吸引我。”

说干就干，李志考取了中级二手车评估师证书，这对于一个备战国考的人来说并不难，“认真听完网课就可以通过学校组织的线上考试，周期仅15天左右”。

当然，储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还远远不够，李志计划今年10月份参加当地的二手车评估培训。在李志的家乡，二手车商城会定期举办培训，店长亲自传授经验，培训费约800-1000元。与此同时，李志拼命恶补汽车功课，丰富知识储备，甚至在网上购买了一些关于如何与人沟通、提高情商的心理学类书籍。

比起还处于筹备阶段的李志，同期考取中级二手车评估师的赵瑾动作更快，已抢先一步成为二手车经纪人。

在此之前，赵瑾在一家大型电影公司做运营，工作轻松且薪酬、福利待遇都不错。

放弃稳定、舒适的工作，投身陌生领域，这在常人眼里并不容易。但赵瑾只用了2天时间，从决定转行到递交辞职申请，一气呵成。或许在影视行业待久了受到熏陶，赵瑾喜欢电影，对《阿飞正传》极为推崇，他将“没有脚的鸟，注定要一直飞翔”（《阿飞正传》台词）奉为座右铭。不仅如此，赵瑾的发型、穿着都在模仿电影中的阿飞（张国荣饰）。

过去，在影视公司，赵瑾的“日子过得太稳定了，就像温水煮青蛙”。这令他感到无比乏味。在朋友的帮助下，赵瑾如愿在姚家园一家大型二手车店做了二手车经纪人，第一个月就拿到了6000元工资，在前辈们看来，新人能拿到这个数已经属于高薪了。

赵瑾目前的薪资结构为底薪+提成，其底薪为4000元（去年这一数字还是2000元），提成根据售出车型的利润来分配。“二手车行业实行师徒工作制，师傅带着徒弟收车、验车、售车，交易成功后两人分取提成，徒弟与师傅二八分账。”

尽管只是拿小头，赵瑾的月薪依然很快达到了8000元，师傅的收入就更高了，平均月入3万元，旺季时更高。

二手车行业向好，为无数就业者打开了一条财富通道，李志、赵瑾仅仅是这条通道上的沧海一粟。越来越多怀揣财富梦的年轻人正涌向这个行业。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0年，TOP100二手车市场从业人员达到12.7万人，驻场企业人员为11.84万人。

从业者大增，也带火了相关培训行业。一位二手车评估师培训机构负责人告诉未来汽车日报，目前报考二手车专业评估师相关证书的生源陡增，今年5月份，报考人数比去年同期大增约40%；6月更是暴增60%。

不仅报考人数增多，考生整体素质也显著提升。上述负责人透露，报考二手车评估师证书的人群主要分两种，一种为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另一种是社会人员。

以往，在社会考生中，本科学历占报考总人数的5%-10%，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20%。生意红火之后，价格也水涨船高，“目前报考费用为1000元，以后可能会涨20%”。

新人带证上岗，老人倍感压力。于是，评估师们也内卷起来。

过去，大家考取中级二手车评估师证书后，就开始投入工作。近来，多家培训机构出现了一批“回炉重造者”，老资历们回来考取更高级别的证书镀金，提升业务水平。

2

年入百万者比比皆是

一个普通的二手车经纪人尚能月入5万，那老板能赚多少？

“二手车行业是投入越高，收入越高。”钱鹤在花乡二手车市场经营着一家小规模二手车店铺，他负责寻找车源、卖车，妻子负责看店，另有一个伙计负责修整收回来的二手车，车辆过户等业务由外包公司负责。

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三人小作坊，令钱鹤达到了“小康”的生活水平。为了控制风险，钱鹤只收低价的热门车型，只要在收车环节不出问题，基本上不会亏钱。

抛去日常开支，钱鹤每年可稳定盈利约40万元。“只是比较辛苦，事事要亲力亲为，全年基本无休。”

当然，钱鹤只能算一个小老板，那些拥有一定规模的二手车品牌店，老板年入百万者比比皆是。

孙庸算了一笔账，每年的10月至次年2月是二手车市场的传统旺季。在此期间，一家中等规模的二手车品牌店每月交易量约为40-80辆，每辆二手车的利润大致为5%-15%。

如果取平均值估算，假设店内每月销售30辆价格为20万元的二手车，这家店每年的税前收入可达600万元。如果加上“每辆车产生的金融费和服务费”，年收入还要再多50万-60万元。

除去店内维护成本、员工成本、税费等开支，一年的税后利润大约为180万元。

高利润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孙庸所在的二手车公司每年需拿出50万元作为“风险储备金”（风险金数目与店铺规模成正比），来应对员工收车失误、淡季周转率低等不可抗因素。

“几乎所有二手车经纪人都在收车环节‘翻过车’，不管资历如何。”花乡某二手车交易店经理郭大全就在收车环节踩过坑。

2018年，郭大全通过个人车源收购了一辆2014年产的保时捷帕拉梅拉，收车时检测车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到店之后评估师复检才发现，这辆帕拉梅拉的发动机经历过大修。无奈之下，最终只能以收车价70%的价格出售给客户。那一单生意，郭大全赔了8万多元，这件事他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

还有一次，郭大全的一个学徒在收车时，误将日产蓝鸟当成日产西玛收回店中，后者的平均收车价要比前者高5万元，虽然后续与车主达成协议，车主同意退车，但公司还是扣除了其当月的绩效奖金。

如今，二手车经纪人的身份得到国家认可，从业资格也有了一定门槛，郭大全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越来越多高素质人才进入二手车行业，有助于行业变得更加规范，并且他们的专业能力可以降低在收车环节出现失误的风险，收益更加稳定。”

3

我在抖音卖二手车，月入40万

卖二手车，不仅需要“火眼金睛”，能准确鉴别车况，还需要与时间赛跑。作为一个资深二手车人，毛毛深谙其中之道，二手车在店内存放时间越长越贬值，“如果一辆二手车在店里存放一年还没卖出去，那么这辆车再无利润可言”。

2020年疫情期间，与毛毛相熟的几个同行开始在短视频平台直播卖车。“本以为他们是拍着玩，但后来发现线上转化率确实不错。”于是，毛毛心动了，他也加入了短视频大军。

最初，毛毛的粉丝量只有几百，每条视频的点赞量也只有几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毛毛现在拥有近3000多粉丝。虽然粉丝不多，转化率却不错，毛毛在当地有了一定知名度，吸引了不少本地消费者来店内购车。这一年多以来，毛毛通过抖音累计成交28辆二手车，成交额约为150万元。“上个月约有10位客户通过抖音账号找到我，最终成交了3单。”

毛毛的逻辑是，二手车商必须经营短视频账号，利用线上流量将车卖出去，提高二手车的周转率。周转率决定着一辆二手车的利润。一般来讲，周转率越高意味着二手车的流动性越强，转换为现金的速度越快。

来源：短视频平台截图

抖音ID为“博豪名车”的负责人进一步向未来汽车日报梳理了短视频卖车的逻辑，短视频账号通常由二手车公司的名义注册，前期通过做估车视频、二手车交易直播等内容吸引流量，拉近与网友的距离，线上直播由店内销售负责，拍摄和剪辑由专业的外包团队完成。有意向客户通过线上渠道咨询或者交付定金时，店内有二手车经纪人与客户对接，提供一对一服务。

上述负责人透露，目前该抖音号经营时间近1年，积累了13万粉丝，每月通过抖音大约可成交30辆二手车，占当月成交量的43%。

凭借做短视频、直播卖车，二手车行业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毛毛透露，一位河北的二手车抖音博主，直播一年便坐拥400多万粉丝，单月成交量超300辆，年营收高达500万元。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流量就等于财富。

为了赚取流量，二手车博主们费尽了心思。有人披上马褂，边说快板，边讲解二手车；有人将罕见的豪车搬进直播间，让粉丝们与豪车“亲密接触”；还有博主亲自带粉丝购车，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粉丝花最少的钱买最适合的车。

短视频平台大V们享受着流量红利，缔造了一个又一个暴富故事，“流量小户”们的生存空间则令人堪忧。“在一些小城市，如果出现一位短视频平台流量很高的二手车博主，借助宣传效应很容易‘垄断’当地客源，从而形成寡头效应。”

4

二手车经纪人拉开变革序幕

年轻人涌入、流量加持，二手车行业正迎来春天。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1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约843.42万辆，同比大涨52.89%，相比新车销量同比25.6%的增幅，高出近27个百分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预计，“今年中国二手车交易量或将突破1600万辆，增长率有望达到15%。”

中金机构更是大胆地预测，伴随供给侧不断优化、消费者认知的培养和豪车渗透率提升，二手车市场空间有望于2025年实现近一倍扩容。

罗磊向未来汽车日报表示，汽车保有量提升与减税等政策促使二手车市场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在此背景下，年轻人涌向二手车行业，一些专业、具有一定规模的玩家开始成为二手车市场的生力军。这有利于加速二手车行业规模化发展。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做过一项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市场上有50%以上的二手车企业，注册年龄不超过5年。

二手车市场商机无限，嗅觉敏锐的资本力量第一时间将手中的热钱投入其中。

6月10日，瓜子二手车母公司车好多集团宣布完成总额3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由H capital领投，红杉中国、IDG、杨浩勇个人基金跟投；6月15日，优信二手车宣布已与蔚来资本、愉悦资本签署总额为3.15亿美元的融资协议。

与此同时，一场变革序幕也徐徐拉开。“与美国二手车市场相比，中国二手车市场虽然在数量上有了进步，但在监管、制度方面仍有缺陷，这也是目前中国二手车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告诉未来汽车日报。

三线及以下城镇市场监管不到位，在那些“灰色市场”，二手车商们深深扎根并赚得盆满钵满。

“要想富，大事故”是一句在二手车市场广泛流传的口头语，在长春从事二手车买卖的宋冉表示，有些车商会特意以低价收购事故车，整改、翻修后以高价卖出。一系列操作下，卖三辆车获利44万、卖一辆小众豪华车够吃一年的故事屡见不鲜。

“这些地方的消费者普遍对二手车不熟悉，也不具备鉴别事故车的能力，所以很容易陷入车商的圈套。”

不过，这些乱象或许将不会持续太久。

今年商务部会同公安部、税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的通知》，为规模化、品牌化的二手车集团向下沉市场渗透提供了土壤。

宋冉认为，二手车集团进驻下沉市场有利于肃清交易不透明等乱象，二手车经纪人将逐渐取代鱼龙混杂的车贩子。

“未来3-5年，中国将涌现出大量的品牌连锁二手车企业。”罗磊预测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披着分期付款外衣的教育贷，将一批又一批求学者带到了坑里。

近日，华尔街英语的破产传闻甚嚣尘上，不少报了课的学员突然发现，自己还有几万块钱的课没上却退不了款，更有人因为办了教育贷，课不能上了，但还得分期还款直到大后年。

教育行业上一次发生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是在线教育企业学霸君资金链断裂，无数家长投诉无门；再往前是优胜教育暴雷，维权家长堵了公司总部的门。和华尔街英语事件最像的，是2019年的老牌成人英语机构韦博英语暴雷，二者均为成人英语培训机构，都有着数十年的发展历史。

两家学员的损失也颇为相像，均有大额学费，其中不少人办理了教育贷。当时就有报道显示，韦博英语暴雷后，涉及近万名学员、涉事金额超亿元，学生中有一半以上背着贷款。

据业内人士透露，华尔街英语的课程销售每个月的合格业绩是15万，最便宜的课程价格在4、5万。这个数字足以吓退大多数有意向的客户，但销售们通常会把这个数字说成每月一两千，名为分期付款，实为教育贷。

教育贷的风险在于，合同一签，学员就和金融机构建立了借贷关系，与华尔街英语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即便华尔街英语不能正常提供授课服务，学员们仍需继续还款。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年多，金融行业经历了最强监管，P2P被清退，行业进入规范的轨道，而教育行业，早在2018年就提出了教培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三个月课程的规定，为什么还有机构在大力推广教育贷，而金融机构也仍在放贷？如今，“双减”的靴子已经落地，未来，教育贷还有生存之地吗？

“华尔街英语破产，

我还要还贷款到2028年”

在苏州工作的27岁女孩璐璐，背上华尔街英语的教育贷以后，被拖入了以贷养贷的深渊长达四年。她一度精神抑郁，想放弃生命。

2017年，璐璐大学毕业来到苏州，就在刚面试完第一份工作接到Offer时，她路过一家华尔街英语门店。被销售人员拉进去后，她想离开门店都难。工作人员先是给她测试了英语水平，随后以各种话术洗脑，劝说她报课。最后当销售说到学费3.2万的时候，璐璐立刻表示太贵了。

但销售又叫来了财务，说可以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她们说跟金融机构有合作，分期付款，两三个人围着我，我当时整个人是懵的，直接跟我要了银行卡，就这样不清不楚办了3.2万的贷款，分了32期，每个月还2000多元。”璐璐告诉深燃。

后来她总共去上了大约10次课，原本那份工作承诺的薪资是每月6000多元，璐璐觉得自己能承担每个月的贷款，后来工作出了状况，她又开始找工作，中间断档一个月，而且她找到的第二份工作一个月收入才3000多元。

承担不了贷款，璐璐不想上这个课了。报课后三个月，她去找机构协商退款。合同里写了报课后的退费规则，但工作人员给的答复是只能退几千块钱了。她觉得很不划算，就没有退。

换了月入3000多元的工作，除去房租生活费，她还不上贷款。借款平台一再催促还款，拿影响个人征信说事，璐璐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借别的平台的钱还款，从支付宝、微信开始，到其他各种网贷平台。

“2018年是我最难的一年，压力大到我几乎缓不过来，饭都吃不上了，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是想着去哪弄钱，每个月一发工资就开始还各个APP上的钱。”最多的时候，璐璐的贷款滚到了4万多元，每个月要还6000多元，几近崩溃的时候，她都想过轻生。

最后实在扛不住了，她找姐姐借了1万，从支付宝里借了2万多，一次性把所有的网贷都还了。在支付宝里又分了几十期来还，“最终，一直到2021年6月份，我才还清了所有贷款。这时，距离我第一次接触华尔街英语，已经过去了4年。”

事后回想，璐璐觉得还是教育贷害了她。要不是当初销售人员拿这种方式诱导她，她刚毕业手里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借钱，是不可能报几万块钱的课程的。她总结，销售人员太强势，而自己太没有经验。

4年时间里，璐璐都是在华尔街英语带来的噩梦中度过的。在她还完款几个月后，璐璐突然听到华尔街英语倒闭的传闻，而她还有价值2.6万的课没有上。

江姗今年40岁了，在南京生活，2019年以来，她在华尔街英语报课累计投入了7万多元。最早，华尔街英语的销售在商场向她介绍课程，用的依然是销售擅长的制造焦虑法。“不学英语你很快就落后了，学了能换一份更好的工作，回家也能教孩子，”江姗被说动了。

但一听4万多块的学费，她打了退堂鼓。销售人员拿出分期付款的方案，每个月只需要1600多元，最后她分24期办理了贷款。不久之后，销售又以有一个特别大的优惠活动名额，可能帮她把课程升级到顶级为由，劝说她又续了3.3万元，办了一年的分期。

上了一段时间课，江姗觉得效果不明显，而且课程顾问在她续费后就变得判若两人，经常好多天后才回她消息，课程内容和服务她都不满意，于是找机构协商退费。

经过漫长的流程，虽然对方跟她沟通确定可以退5万元，但那之后便没有了动向，一直到2021年5月，江姗发现她一直对接的课程顾问也联系不上了。

“破产”的消息传来，江姗更加心灰意冷了，5万块钱退不了，她现在每个月还得继续还贷款，一直要还到2021年底。

在黑猫投诉上，类似的投诉有611条。这些学员对自己头上少辄几万、多辄几十万的贷款欲哭无泪。一份网传的华尔街英语学员自发填写的维权统计表显示，仅广州就有60多名用户的合同金额超过10万元，最高的一笔金额61万元，合同最晚到期的时间是2028年5月。

暴雷的教育贷，

为什么停不下来？

这个当时看似解了很多人燃眉之急的“分期付款”，如今让大多数人遭到了更大的损失。

令人疑惑的是，早在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为什么这些机构还在收取时间跨度长达几年的学费？

多鲸资本合伙人姚玉飞告诉深燃，当时的政策规定的是有资质的学科类校外线下培训机构。还有很多超范围经营、证照不全的线下机构，以及在线教育、职业教育、成人英语等方面的机构没有被明确算在内。

所以，像华尔街英语这样的成人教育领域的教育贷一直未受限制，学霸君这样的在线教育机构在暴雷前也在采用。也因为有教育贷，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课程包被销售们用话术包装，一如既往地畅销。

“教育机构推教育贷是为了提高客单价、增加现金流、提高销售人员的提成，同时绑定用户，而消费者的心态是，能不占用自己的资金就尽量用别人的，而且大多数人贪图大课包便宜。所以，选择教育贷是买卖双方博弈的结果。”姚玉飞说。

这中间还有一个被忽略的角色，那就是放贷机构。在教育机构暴雷事件中，金融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大多数人的学费金额非常大，要不是教育贷，很多人很难一次性报这么长时间的课程。而且很多学员不知道的是，他们接触的是培训机构，实际上最后的债权关系是发生在个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

金融机构为什么愿意提供大额贷款给教育机构的学员？实际上，金融机构眼里，教育贷是个优质资产。

大数据猎人创始人李可顺提到，金融机构有白名单，教育培训行业跟其他行业相比，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款标的。金融机构认为，如果是家长给孩子报培训班，大多数家长对孩子教育投入的意愿非常强烈；而如果是成人教育，上培训班的人群相对更有上进心，增加了技能之后他们理论上更容易升职加薪，算是优质群体；第三，教育的课程内容间接划分了群体，比如学英语的群体大概率比技术工人群体优质。

不过，李可顺认为，金融机构在类似的爆雷事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金融机构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有用户真实的证件信息、手机号码，能够通过大数据去判断用户真实的还款能力，防范骗贷现象。

“其实金融机构比普通人更能意识到某个行业是否存在风险，应该对他们合作的机构进行一定的防控，暴雷是行业动荡的原因，不应该由公众去承受损失，金融机构风控不作为的现象应该被注意到”。李可顺指出。

当然了，教育机构运转良好时，学员、金融机构、培训机构三者皆大欢喜，而教育贷的存在，让教育机构的经营风险加大，学员可能承担的风险也被放大了。

教育机构用教育贷增加自己的现金流，又把现金流用于投放和扩张，把预付费当作收入来使用，一旦新的获客跟不上，资金链马上就断了。

普通的消费贷，用户先享受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后期还款，而教培行业一直以来都是预付费制，用户还没上课，先把钱全交了，一旦机构暴雷、跑路、倒闭，钱退不了，贷款却照样得还。

谁会是下一个华尔街英语？

政策没有对教育贷造成灭顶之灾，那此次史上最严的“双减”重锤落地，会对教育贷产生什么影响？已经办了教育贷的机构会不会暴雷，新的教育贷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先来看双减细则。首先明确主体，文件标题是《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正文特意备注了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也就是说，《意见》约束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线上和线下培训机构，也就是提供一年级到九年级应试科目培训的所有机构。

其中有关收费方面的规定是：通过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加强对培训领域贷款的监管，有效预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发生。

“双减后，现金流好、经营正常的企业受影响比较小，但经营状况差的企业，暴雷可能性非常大。阿卡索、鲸鱼外教等机构的部分家长已经在要求退费。”姚玉飞说。

所以，接下来，由“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学科类教育机构暴雷现象，可能还会出现。

姚玉飞提到，未来，对于针对成年人的校外培训来说，按照“双减”政策执行，基本上不会有贷款的需求了，这就等于变相断了教育贷在这个领域的市场。

但双减政策并没有明确提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素质教育。在他看来，很多人确实需要成人类课程来提高技能，在课时费较高时，教育贷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方式。

在姚玉飞看来，教育贷属于消费贷的一种，如果不涉及高利贷、骗贷等不合规操作，跟装修、买手机、买房买车贷款没什么区别。

教育贷是个市场行为，只要双方签署合同时明确告知，自愿签署，教育贷是正常的服务合同，但成年人做选择，应该对贷款风险有预估，对销售人员的话术引导要加强识别。教育贷是贷款，不是分期付款。贷款合同明确写着放贷机构名称，任何人无论何时签署任何合同，都要提高法律意识，看清楚主体、条款。

所以，在目前的规定下，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成人教育领域，教育贷依然不会停。普通用户能做的是，了解风险、擦亮双眼、理智消费。

至于成人教育机构会不会暴雷，这取决于机构的经营状况。不过，此次华尔街英语暴雷也将成人英语市场面临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在姚玉飞看来：“最早中国有很多外企，很多人能通过提升语言技能去外企工作，而现在，很多外企在撤离；第二，随着英语在高等教育中的普及，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已经没有了基本的英语学习需求；第三，随着技术和硬件的发展，有道翻译、科大讯飞、搜狗翻译等产品已经能够满足翻译方面的需求。”

华尔街英语重线下，暴雷有疫情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成人英语的市场需求在大大萎缩。

所以，因教育机构经营状况恶化或用户挤兑带来的暴雷现象并不会停止。下一个华尔街英语，随时有可能出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璐璐、江姗为化名。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金科路上的长泰广场，毗邻有40余万人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上海客流量最大的商圈之一，如今，正成为新能源汽车品牌的角力场。

蔚来、理想、小鹏，国内三大造车新势力已拉开阵势，上汽大众ID、上汽R、东风岚图、福特电野马等传统车企的新能源车系也相继扎堆，再加上即将开业的高合企业和刚撤离不久的特斯拉，9家新能源车企先后在此聚集。

此外，上海的兴业太古汇，北京的侨福芳草地、东方广场、三里屯，深圳的平安金融中心，广州的珠江新城、广粤天地，成都的远洋太古汇、万象城，一二线城市的地标性商圈都成为新能源车企比拼的流量入口。车企将体验店开在商场入口处、临街黄金铺位，与奶茶店、咖啡馆、餐馆等争夺客人。

这种由特斯拉开创的“新零售” 模式，已经成为一股风潮，甚至影响到了传统4S店的运营模式。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资金压力，比如，特斯拉将关闭高端商场门店的传言便一直不绝于耳。“新零售”，是传统车企的未来，还是新势力的内卷？

争夺CBD

“入驻商场，这是现在车企最流行的‘新零售’模式了。”汪明（化名）向作者感叹道。他是长泰广场上汽品牌的一位店员。

2011年4月，特斯拉率先试验这种在商场里开店的模式。他们希望，客人们在吃饭、逛街时能够走进来，了解产品，预约试驾。相对来说，传统4S店开在偏远的郊区，投资巨大，但前往的客户目的性更强。

对于这种尝试，特斯拉曾心存疑虑。他们的招股书写道，不知道新店策略是否成功，消费者是否愿意以这种方式买车，高档购物中心是否能够接受我们的门店入驻。

两年后，特斯拉在中国的商场也迈出了第一步。2013年4月，中国第一家特斯拉体验店在北京侨福芳草地开业。那是北京的高端商场之一，以独特的艺术气息闻名遐迩，商场内甚至有数十件达利的作品真迹。

特斯拉入驻后，售价近百万的Model S成为了那里最贵的商品之一。

随后，这个模式被国产造车新势力纷纷效仿。2017年11月，主打豪华品牌的蔚来汽车在北京东方广场开了第一家“蔚来中心”，占地3000平方米，号称租金过亿。但这座蔚来中心“只谈感情，不谈销售”，客户们可以在此喝咖啡、看书、遛娃，甚至召开商务会议。

东方广场位于王府井商圈，距离侨福芳草地不到5公里。有媒体统计，2/3特斯拉门店的5公里内一定会有蔚来门店，麦当劳与肯德基式的相爱相杀，在这两家车企身上重演。

“在早期，公司首先会考虑城市的地标性商场，比如广州的珠江新城，北京的东方广场，这些地方客流量大，消费能力强，在这些地方开店，一方面为了品牌效应，另一方面希望潜在客户能够找到我们。”蔚来汽车广州区域公司总经理陈清向作者介绍。

不过，在地标性商场开设的门店多是高端旗舰店，除销售功能外，还有品牌效应；数量更多的则是分布在各大小商圈的小型门店，他们是各大车企的销售主力。

蔚来门店以蔚来中心和蔚来空间为主，前者一般有两层，一层用于展示车辆，二层是车主休息、交流的“牛屋”；蔚来空间在2019年推出，规模小，成本低，只有一层用于展示车辆，但可以提供咨询、试驾和销售服务。

根据蔚来官网数据，他们在全国共有267个服务网点，但是以蔚来空间为主，比如广州的9家门店中，只有1家是蔚来中心；上海的16家门店中，也只有3家是蔚来中心。

小鹏在2018年推出G3时，走的是平民路线，车价低于蔚来、特斯拉，也没有刻意打造高端旗舰店。但随着小鹏P7的走红，高端车主增多，他们也开始在“面子”上下功夫。

7月27日，小鹏汽车成都大慈寺旗舰体验中心正式开业，这是继今年6月北京三里屯旗舰体验中心开业之后的第二家城市旗舰体验中心。未来，他们还将在杭州、广州等地布局。这些旗舰体验中心与蔚来中心异曲同工，二楼专门供车主休息、交流。

当然，小鹏的销量能够稳居造车新势力前三，也是依托于那些“里子”门店。他们目前在全国有214家门店。

拒绝经销商？

“直营”——这是“新零售模式”与“传统经销商模式”最根本的区别，门店的控制权由车企牢牢地掌握。

一位头部新能源车企的中层人员向作者分析，这是因为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性比较高，这就需要掌握更多的车主数据。如果车辆通过经销商卖给车主，车企与车主之间的联系就不会那么密切，也很难获得一手的资料。

“你可以把汽车想象成装上4个轮子的手机，苹果、华为的数据不就是掌握在厂商手上吗？”这位中层人员说。

理想汽车在招股书中就曾写道，汽车之家的线上和直营经验，让创始人李想意识到基于经销商的传统销售系统的局限性，如缺乏数据驱动来简化销售并改善用户体验，而直营服务网络极大降低了渠道成本，使得众多用户受益。

一直以来，经销商都是中国汽车销售行业的支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4S店绝大部分都是由经销商控制、运营，他们在车辆定价、营销方式、客户关系上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车企与经销商的关系也时强时弱。

2016年曾发生过一起震惊汽车行业的一汽奥迪经销商“逼宫”事件。

当年11月，德国奥迪宣布与上汽集团组建合资销售公司，新公司将单独设立销售渠道，这引起了一汽奥迪经销商的集体抵制。十几天后，经销商们向奥迪公司下达“最后通牒”，如果12月1日之前不给答复，他们将不再从厂家提车。

这起事件最终以奥迪暂停与上汽集团的合资谈判而告终。从那之后，车企与经销商之间不平衡的关系逐步被外界所熟知。

张磊（化名）是一家知名传统车企经销商的管理人员，他向作者介绍，去年疫情期间，经销商的销量下滑，为了减轻经销商的财务压力，降低4S店退网率，有车企就对经销商提供了财务上的支持，如提供贷款、延长付款期限等。

“新能源车企采用直销模式是被逼无奈，经销商不愿意卖新车。”张磊从传统经销商的角度向作者分析。

在他看来，对于那些新能源车型，经销商们一直都在持观望态度，他们更愿意去卖丰田、奥迪、大众这样的成熟车型。新车型打市场时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有时车企为了走量，往往会将价格压得很低，经销商们无利可图。

另一位车企人士则向作者表示，燃油车后续的维修保养是传统4S店重要的收入来源，而新能源车型的保养费用较低，这也是经销商不愿意卖新能源车的原因。

不过，传统经销商也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疫情的影响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0-2021年度中国汽车流通渠道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4S店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4S店下降为28229家，同比下降5.8%，共有3920家4S店退网。

张磊向作者介绍，经销商们也在反思、调整，比如，如何改善经销商与车主之间的关系。

“客户一直都是销售链条上知情最少的环节。”张磊说，“但随着汽车之家、懂车帝等平台的崛起，客户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新能源车企的统一价格模式又教育了市场，经销商在价格上做营销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一些传统车企也在尝试“新零售模式”，比如大众、奔驰、广汽等，他们新推出的新能源车型有不少就是直营，并在商场里开起了体验店。

伺候好车主

在传统的经销商体系里，从购车、提车到保养，车主们面对的一直都是4S店，即便是车辆出现了故障，也只能与4S店沟通。但是在“新零售模式”下，车企与车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使得车企们格外小心。

“哥，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打骚扰电话。”陈鹏（化名）拍着胸脯对作者说，他是广东佛山一家小鹏汽车体验店的销售人员。

今年7月，作者前往这家体验店咨询小鹏P7，由于此前备受骚扰电话的困扰，在试驾结束后，作者特别向陈鹏强调后续不要电话联系，在那之后，他就从未打过电话，只是偶尔会在微信上询问是否还有购车意向，并同步一些优惠信息。

不打骚扰电话，不在朋友圈制造购车焦虑，这是蔚来、小鹏、特斯拉、理想等新能源车企共同的特征，也与他们的提成、考核模式有关。

特斯拉广州番禺店的销售人员李楠（化名）向作者表示，他们有一个综合考核体系，并不是卖一辆车赚一笔提成。她曾在一家传统豪华车企的4S店工作，那个时候，每卖出去一辆车都会有一笔不菲的提成，如果价格卖得高了，“宰”客户一顿，提成会更多。

但是在特斯拉这些新能源车企里，车价全国统一，根本就没有商谈空间，客户们来之前大多对价格已有了解，也就完全没有了讨价还价这一过程。

不过，今年4月的女车主车顶维权事件，让特斯拉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一度跌到了冰点。

“我们销售顾问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门店体验车辆，与客户交朋友，买不买不要紧。如果天天去打推销电话，客户是不会跟我们交朋友的。”陈清向作者表示，他们对销售顾问的一个硬性考核指标，就是客户的满意度。

为了提高销售顾问的服务质量，他们从各行各业招聘人才，那些拥有奢侈品销售经验的人会更受欢迎。长泰广场蔚来门店的一位店员就表示，有同事就是从LV专柜跳槽过来的。

在造车新势力中，蔚来是公认的将车主服务得最好的车企。

陈清说，蔚来内部有一个说法：当销售顾问将钥匙交给车主后，服务才真正开始。他们定时对车主做回访，为车主提供附加服务，比如加电、补电服务等。在他们的APP、微信上也有专门供车主交流的社区。

一位蔚来车主向作者直言，当他提车之后，就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六七位蔚来的员工24小时在线解答他用车时的疑问。

“蔚来车主”甚至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就像是一块块行走的广告牌，经常会向身边的亲戚朋友推荐蔚来，有的车主还会自愿去蔚来中心、蔚来空间充当志愿者。

对抗高租金

新零售让新能源车企从4S店的夹缝中打开一条活路，特斯拉、蔚来、小鹏、理想等车企，分别在相应价格区间抢夺油车的市场。

张磊从传统经销商的角度向作者分析，传统车企的销售成本主要由经销商承担，比如承建4S店、库存、销售人员管理等，但直销模式则需要车企来承担这些成本。由于新能源车企会维护与每一个车主的关系，这也意味着销量越多，车企的成本压力就越大。

“这种模式传统车企玩不来，大众、丰田、本田、吉利等，每年都是百万级的销量，如果去直营，车企的压力可想而知。”张磊说。

不过，在陈清看来，直营是蔚来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直接面对每一个真实的车主，是实现他们公司使命的前提。他们的使命是“为用户创造愉悦的生活方式”。

“即便是以后销量变大了，我们也会坚持这种模式。”陈清说，“为了应对资金压力，我们内部也有很多解决方案，比如我们的OTD模式，就可以提高供应链能力。”

所谓OTD模式，是指“订单-交付”模式，车企会根据客户订单情况来生产车辆，这有利于减轻车企的库存压力，绝大部分的新能源车企都会采用这样的模式。

此外，新能源车企大多采用销售、交付互相隔离的方式，在同一座城市里，无论客户在哪一家门店购车，但提车时就需要到统一的地方，门店只会停放几辆供展示、试驾的车。这种方式在传统经销商体系里不可能出现，因为不同的4S店有不同的老板，新车的交付很难统一管理。

不过，随着销量的增加、品牌认可度的提高，头部新能源车企的销售模式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小鹏汽车在直营店之外还放开了特许经营店，后者保持着与直营店一致的品牌形象、客户体验和价格，公司根据销量和客户满意度向其支付佣金。根据其财报，2020年全年和2021年第一季度，小鹏向特许经营商支付的佣金分别为2.3亿元、7710万元。

小鹏汽车称，特许经营模式能够迅速扩大销售和服务网络。

蔚来汽车也早已在非地标性的商场开设蔚来空间，甚至蔚来中心，这有助于降低门店的经营成本。

“随着公司的发展，用户越来越多，之后选址就不仅在地标性商场了，也会考虑那些用户保有量多的地方。”陈清对此解释说。

开创新零售模式的特斯拉也早早地调整了策略。早在2019年11月，他们就陆续关闭了北京朝阳大悦城、上海浦东嘉里中心的体验店。彼时，马斯克还表示，将会陆续关闭大部分实体门店，并转向线上销售，只会保留那些客流量高、销售额度大的门店。

今年5月，因为不愿承担更高的租金，特斯拉关闭了上海长泰广场的门店。此后，有传言称，特斯拉将关闭所有位于高端购物中心的展厅，转而在租金较低的地方开店。

截至发稿，特斯拉没有回应作者对于上述传闻的求证。

不过，特斯拉确实已经在“回归”。比如在广州，他们在番禺区开设了一家与传统4S店并无太大区别的门店，咨询、销售、试驾、保养，除了交付之外，传统4S店的服务在这里一应俱全，门店的周围也分布着多家传统4S店。

2015年10月，特斯拉在核心商圈广粤天地开设了广州第一家体验中心。据番禺门店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面积是广粤天地体验中心的数倍，但租金却相差无几。

“我们坚定地认为2021年是国内VR行业的新起点，我们创业者应该要抓住这样一个好机会。”Pico CEO周宏伟在2020年12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

现在，对他和Pico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的起点。

据界面新闻报道称，Pico周六（8月29日）上午发布了全员信，称Pico将并入字节跳动的VR相关业务，整合字节的内容资源和技术能力，将在产品研发和开发者生态上加大投入。

这也间接证实了日前媒体的报道，不过收购金额可能有出入。此前有行业媒体报道称，字节跳动将花50亿元人民币收购Pico，不过后来据36氪跟进报道称，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表示“收购金额或许能达到15亿美金（折合人民币约 97 亿元）”。

一位Pico内部人员对虎嗅表示，他们接到通知不对外作任何回复，统一以字节跳动输出的说明信息为准。

Pico成立于2015年4月，中文名叫北京小鸟看看科技科技有限公司，赶上了VR（虚拟现实）热潮，是VR头盔设备制造商，致力于VR设备研发、内容及应用等，并拥有自己的应用商店Pico Store。它经历了2015年和2016年的虚火，也经历随后的VR低潮，不过一直坚持到现在，如今是VR领域仅存的几家VR设备制造商之一。

内部信还称，被字节跳动收购后，Pico将与歌尔继续合作，双方已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确保供应链的稳定运转。

目前尚不清楚Pico的300多号员工是整体加入字节跳动还是会部分加入，以及其CEO周宏伟是加入字节跳动担任要职还是回到他的老东家歌尔声学任职。

根据天眼查信息可知，Pico（北京小鸟看看）和另一家音响品牌Libratone（北京小鸟听听）均注册成立于2015年4月，二者均为歌尔声学孵化出来的创业品牌，两位CEO均曾在歌尔声学担任高管，这是歌尔放在北京的两匹赛马，如今一匹已经被人相中。

据36氪报道，原苹果资深工程师李晓凯已于7月份加入字节跳动，隶属于新石实验室，担任硬件技术主管，目前正负责字节跳动收购Pico团队的相关对接事宜。考虑到周宏伟创立Pico前即是歌尔声学副总裁，如果不能直接汇报给张一鸣，他是否愿意给字节跳动打工，成疑。

Pico为什么卖？

过去几年，Pico一直很低调，主要是VR这个“风口上的猪”在2016年后就跌了下来，这些VR领域的创业者也就逐渐淡出了喜欢追热点、追风口的媒体的射程。当今年5月得知Pico将要发布新一代VR一体机Pico Neo 3时，估计很多人惊讶于他们还活着。

有媒体报道称，Pico Neo 3开售24小时，销售额破千万，按照2499元计算的话，约卖出去4000台。

IDC今年3月发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AR/VR市场报告显示，2020年，Pico位居国内VR一体机市场份额第一，Q4份额高达57.8%。而Pico成立至今其VR头盔设备累计销量突破50万台。

同时，Pico在VR生态建设方面也做得不错，目前Pico Store平台上线游戏及应用已达百余款，其中优质6DoF游戏有80多款。

加上去年以来VR行业有回暖迹象，Pico在去年12月31日和今年3月初，分别完成了1.93亿元B轮和2.42亿元B+轮融资，两轮共计融资4.35亿元。

当时，Pico CEO周宏伟接受青亭网采访时表示：“随着B系列融资关闭，完成股东工商变更，也为长远的IPO做好了准备。”他甚至连在哪儿上市、何时上市都计划好了：“IPO主要考虑在国内创业板和科创版，预计时间在未来2~3年完成，而在此之前C轮融资也在规划之中。”

综上，这么前途一片光明的情况下，Pico为什么突然卖身了？

可能问题出在Pico的大股东歌尔声学身上。36氪援引消息人士的分析称，歌尔声学是Facebook旗下Oculus的主要代工厂之一，同时歌尔声学既是Pico的大股东又是Pico的代工厂，这让Pico在产品研发和资源方面有近水楼台之便。

可以看出，Pico Neo 3的产品的确有对标去年9月15日发布的Oculus Quest 2之嫌，甚至还进行了体验上的改良，以更符合中国人的脸型和头型。

周宏伟也坦言：“在Quest之前国内消费类VR产品基本处于探索阶段，Quest之后的产品形态和内容等都将以Quest为标准，这已经是一个事实。”

这让Facebook对歌尔声学既当代工厂又当竞争对手的行为感到不满，并试图更换供应商，这或许是促成歌尔声学卖掉Pico的内在原因之一，之二当然是外部出价足够充满诱惑力。

字节跳动为什么买？

据悉，字节跳动和腾讯都加入了对Pico的争夺，最终价高者得。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加入这场争夺战。

首先，收购可以实现最快的弯道超车。腾讯和字节跳动一定程度上都在对标Facebook，当年Facebook收购Oculus大概花了30亿美元（起初报道20亿美元），让Facebook快速拿到了VR的船票。对于想在VR行业快速占领市场的字节跳动和腾讯们来说，Pico是很好的标的。

加上Oculus Quest 2在发售三个月后销量就接近300万台，映维网预计Oculus Quest 2在2021年全年销量或达700万~800万台。这样的前景投射到它的中国对手Pico身上，或许让歌尔声学有了喊价15亿美元（未经证实）的自信，也让财大气粗的字节跳动有了花钱的动力。

其次，VR头盔曾被包装成取代智能手机的下一个智能设备。它在游戏、电影等个人消费领域的沉浸式体验，以及在VR看房、教育、工业检修等行业应用方面都充满了想象力。

字节跳动在今日头条、抖音以及海外版Tiktok之外推出的其他产品，并没有获得巨大的成功，或许也让字节跳动加大了对智能硬件的投入。而VR有天然承载它的短视频业务的场景和载体，可能碰撞出新的创新和新的内容形态。另外，我们看到近期很多关于字节跳动在VR专利和游戏方面布局的新闻，而Pico软硬兼具，或能部分缓解字节跳动的“创新焦虑”。

再次，最近也不知是真火还是上火的元宇宙概念，同样让字节跳动和腾讯等社交巨头看到了VR的重要性，有观点认为，VR是元宇宙的天然入口之一。马化腾和张一鸣的海外同行扎克伯格甚至喊出要在未来几年内把Facebook打造成一家元宇宙公司，Oculus无疑就是它的入场券。

那么对字节跳动来说，它的入场券现在也有了——Pico。

当“躺平”的话题热度褪去，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95后管理者，已经开始在职场崭露头角。

“我们可能只是嘴上躺平，或者躺平5分钟。”一位95后受访者告诉对Tech星球。不管是毕业即创业，还是在互联网大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他乡——一群年轻职人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蹿升。

80后赶上了移动互联网大潮，留给90后和95后的红利并不多。他们需要比上一辈更加出色，才能脱颖为中流砥柱。更要有皮实的心，才能在“年龄倒挂”时淡定面对超半数以上的年长下属。

2018年领英发布的《中国千禧一代商业决策者洞察》显示，当年90后在公司中CEO、CFO等高级职位占比最高，趋向于中小企业。2019年，据券商中国调研，A股市场上90后董事长已多达15位。“到了2021年，也有不少当初创业的人回归大厂，以总监及以上身份继续管理团队。”一位VC投资人告诉Tech星球。

“是什么让你达成了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成就？”“你如何理解办公室政治与领导力？”“你们和80、70后管理者有何不同？”萦绕着这样的疑问，Tech星球采访了5位后浪职场菁英，他们年龄最小的96年出生，最大也不过91年。一些是互联网大厂中高级管理者，一些已是企业CEO。

把年龄比我大的人招进团队，不是“管住”他们，而是成就他们

Z先生，Facebook e6/M1，1996年出生

2017年7月，我以e3级别刚加入Facebook时，30多人的组里，只有一两个Junior的员工是ML（机器学习）的背景。但彼时的我非常看好ML的应用潜力，我在这个领域也很有自信。在和一位Senior Manager商量后，我们打算再某个业务下，建一个ML的中心化团队，我自告奋勇去带领该团队。

从0到1的孵化团队阶段，先是要在别人都不理解ML是什么的情况下，说服老板给我资源。于是我先带着两个人，做出别人五六个人的影响力（Impact）。有了展示案例（Showcase），就能继续扩充人手：再给我两三个人，我能给你们做出两三倍的影响力。

虽然是技术出身，但我有时要兼任项目管理（PM）、技术领导（TL）、工程管理（EM）三重身份。这种感觉就像在创业公司里做“万金油”，让我明白很多问题不全靠技术解决。

与此同时，我也要保证自己的技术能力可以一直服众。当我把年龄比我大的人招进团队，要让对方看到他们在团队有清晰的职业发展预期。我专注在做的不是“管住”他们，而是给出技术指导，支持他们取得成就，以及帮成员挡住其他组的人找来的麻烦。

我的汇报下线，初级工程师每周会议时间不超3小时，资深工程师不超过6小时，这一点力求和国内大厂不同。

3年后，我的团队从最初3人增加到了10人，他们平均每个人都能在团队待稳2-3年。我的职级也一路高歌猛进到e6（主管工程师），转为了Manager。

这个过程也伴随压力。有一次，一个着急的项目上，我一直逼一个合作组的Partner Engineer交付，导致对方的总监最后直接对我说：“我要送你一个负面反馈，因为你不尊重他人的时间。”有时候即使你做得再好，沟通也要考虑他人感受。

技术上我还会继续提升，包括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等领域。我还要学习如何管理更大的团队规模。一直往上看，就不会摔下山。

培养一批管理者，比自己下场做管理难度更高

B先生，某A+轮创业公司CEO，1993年出生

和其他选择社交、消费品牌等to-C业务创业的95后不同，我们的方向是to-B。

这个市场是更残酷的。我们面向的客户不像C端的消费者——B端的企业客户，尝试一个新产品的试错成本很大。他们不会care我们公司是不是有活力，他们倾向去看市占率等冰冷的数据表现。哪怕我们这个2015年成立的公司，而所做的“无代码”市场是2019年左右才开始在国内有声量。

我是一个“理性的情怀主义者”。创业本身是理性的，但要有足够的热爱、或足够对现有解决方案的厌恶，才更有可能接近成功。

创业的热血，从在校内孵化器的那段时间就有了。那年上海的冬天很冷，空调陪着我们在30平米的房间48小时连轴转，写代码的同学裹着被子coding。加班到凌晨3点多的时候，我们出去吃了个烧烤。没想到一回来，所有电力设施都毁了：当时的校内设施没能承受住我们的用电负荷。不仅代码和文档丢了，网络和空调也歇菜了。

因为，相信年轻人对社会带来的驱动和变革，我们依然欢迎没有任何工作经历的年轻人加入，从头培养。如今，公司不仅融合了30人左右的80后、70后的资深人士，也有接近20人的00后成员。

在公司管理中，我是一个比较“中庸”，不喜欢强管控的人。比起“集权”，我更倾向“集众智”。同时我也跟下面的人说，没有做出成绩前，不要谈什么权力。话语权不是靠强管控实现的，我们是一个强调空杯心态、能力说话、结果导向的地方。

目前的挑战，在于如何培养中层，提防公司成为“中空组织”。OKR除了作为统一目标、打破部门墙的工具，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观察潜在管理者的工具。中层不能光靠空降，但培养一批合适的管理者，比我自己下场做管理难度更高。也是我和团队接下去努力的方向。

管理的人一半年龄比我大，但没遇到过因年龄来质疑我的

Y女士，前爱奇艺推荐算法总监，1991年出生

2013年，我在阿里实习期间拿到了“阿里星”。三年后我出去创业。又过了两年，才加入爱奇艺做推荐业务的总监。

创业这段经历中我能得到很多。一是更本质的价值判断，二是对公司闭环的理解。

越高级别的领导，会越关注公司本质的问题。比如公司是否盈利、增长做得如何，而不是纠结某部门算法参数调优问题、某实验看上去如何。清晰的价值判断帮助我快速和人达成共识，甚至在对方无法明确说出诉求时，明白对方想要什么；也懂得如何更好分配手中资源，包括人力和精力。

做公司，会要求我搞懂销售、运营、产品、售前等环节。当时创业的方向是医疗，去见一些科室主任的时候，我在手术室外等4个小时，他出来可能两三句话就把我打发走。我给自己的自信之一，在于学习能力：任一领域从不懂到懂，都只需要三个月到半年，过程无非不停看书看paper、找人交流。

做了领导，才知道老板的付出与承担应比别人更多。越往上走，理解你的人也越少，他们不知道公司现金流、投资人、客户、回款带给你的压力是什么；不知道“你见100个投资人或客户，90个都会不睬你”的滋味；也不知道你每天都要失眠，想着别人下个月工资怎么发。

经历了创业期间对成本的严格把控，即使是回到大公司的职业路径上，我也能在工作中对取舍更果断。

我现在6分技术4分管理，带过最大的团队有40-50人，算法+工程为主。有一半人年龄比我大，但没遇到过因为年龄来质疑我的。读书时也曾间接因为能力光环，遇到过被人误解中伤的事件，在完全走形的故事面前，解释是无用的，这也让我明白：未来面对有恶运的人时，自己也要嘴下留情，保持自我独立判断。

大公司的管理学书籍我都看过，但个人并不觉得很有用。我的好奇心分布在全行业、各行业间联系以及商业的本质等课题上。

以前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晚睡，影响了身体。现在的习惯是6点起床，看书看到9点半出门；10点到公司，早上开会、整理要做的事情、处理组里工作进度；下午业务沟通，每天会有些不一样；晚上会排面试，大概11点入睡。

正因为年轻，30岁前能允许自己试错

Z女士，某初创公司Co-founder，1995年出生

在找实习、找工作这件事上，我自己一直比较顺利。在这次创业前的短短几年，我已先后在三家第一梯队的互联网大厂工作过。

过去，亲朋家的小孩、学弟学妹们经常慕名来讨教进大厂的方法。2020年疫情期间，我把求职咨询的业务立为兼职。2021年1月1日，联合了另外两个合伙人，新公司正式运营，我全职创业了。

我喜欢“先尝后创”，此前我还在上海做过短暂的民宿生意。现在一些人，一有点子就出来拉融资烧钱。而我认为健康的尝试，应该先小范围跑通商业模式，再规模化放大。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的公司业务能现金流健康。

在大厂里打工，当然比创业安稳舒服。大厂高P很多不敢创业，因为机会成本很高。但他们也因此让能力点变得相对垂直。大多数互联网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替代性其实很强。

创业后我除了产品，还要做运营、销售、服务设计，同时管理公司、搭团队、拉资金，技能点全面修炼。曾经你的决策只影响平行团队，上面永远有个老板们帮你做第二道决策来把关；而现在，你的一个决策就可能是公司营收的方向、甚至影响一个人的职业成长，决策成本大不同。

对我来说，正因为年轻，30岁前能允许自己试错。哪怕一年下来失败了，这个过程也能收获价值，同时不用担心回大厂找不到工作。

从今年5、6月开始，我们招进更多经验资深的员工，但在此之前，招的都是接受无经验、资历不错的人。对于95后、00后，我会不断给他们正反馈，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资源池，你们可以用我来帮你们解决问题，你们今后也是要带实习生、新面孔的。

仅是和90后相比，00后的员工就有很大差别。00后非常在意自己工作开不开心，他们的逻辑是“我们认可你，所以你才是老板”，不像90后还会顾及一下老板心理和工作成长性。我的沟通会全面全盘、公开透明。遇到刺头员工，就直接告诉对方这么做不对。如果对方业绩完成度好，哪怕和同事相处有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还有规则来制约。

现在，我们公司就像一个“狂奔的拖拉机”，边跑边补各种叮铃铛啷的零件。虽然现在30人的规模还用不上周报、月会、双月OKR、年度KPI、铁军销售等方法，但在公司下一个进化阶段来临前，我会也会系统性地学习，在员工的成长性、架构设计等方向做好准备。

每次都像是在合适的时间，恰好选择了同龄人中发展较好的位置

yc，前鹅厂增长与数据总监，1992年出生

我刚过完虚岁30的生日。回顾此前的人生阶段，“幸运、选择、努力”发挥了巨大作用：无论是本科提前录取选了理工科、留美交换转了机器学习专业，还是毕业进Facebook参与建设Instagram、一年半升到E5级、跳槽回国成为鹅厂最年轻副总监，每次都像是在合适的时间，恰好选择了同龄人中发展较好的位置。

也许是冒险精神和一点点的不计后果，帮我抓住了每次到来的机会。我算是近几届留学生中较早一批回国的人，这个“贸然决定”在一时间让朋友和家人都颇为惊讶，也在华人同事圈中引起了一阵讨论。

刚回国的时候，是最难熬的阶段。因为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业务管理，Facebook和鹅厂文化又有差异，同时业务又在打仗，亟需交付结果，也需要快速搭建团队。作为一个ESTP（“企业家型”人格）却又社交耗能的人，工作压力大时，会和我的猫在一起打个盹，或者听听音乐，能很好地充电。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概是88-89年，有几位80后的资深Leader，产品、运营、研发、数据等一线同学们以90后为主。整个团队氛围非常好，也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拼搏精神，后期规模发展到了100多人的“闭环团队”。

我感受到的办公室政治是比较少的，即便是做了管理者之后，也几乎只需要专注在业务本身的发展上。尤其是大业务目标艰巨、各团队都在打仗的时候，管理的难度反而很小，因为大家压力都太大了，都只想着怎么把蛋糕做大、赢下这场仗。

我发现，若想让别人认同我的观点，那么关键一定是“对TA有帮助、有收益”。目标一致，对方才愿意跟我讲话、做事儿。相比于“对抗、拉扯”，我们更倾向于“协同、共赢”。

我在做每件事时，都会算ROI来考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内，更快补充自己的能力、经验，加速成长。

从鹅厂的离开，源于自己对新目标的追求，也带来了新的成长和思考。最近两年，我对生活的幸福感、家庭、人文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追求，也意识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本来我的体脂率有28%，现在减到8%。工作中，我希望被市场、VC、领导们认可为一个能力全面的业务负责人，或是一个值得被投资的创业者。距离这些，还有更多历练等待着我。

十年后市场上最火的行业，也许和现在完全不同，希望自己能在科技行业保持先进性和好奇心，无论接下来的科技风口是什么，都能尽早参与其中。

随着元气森林和农夫山泉分别向对方核心版图入侵，唐彬森、钟睒睒之间的竞争逐步升级。

4月份，农夫山泉推出气泡水产品，从“日系”瓶装风格到“0糖0脂0卡”口号，对元气森林来了一个像素级模仿。

7月份，元气森林开始在天猫旗舰店售卖矿泉水产品，和农夫山泉一样，当起了大自然的搬运工。

更激烈的竞争早已在线下开打。

元气森林去年定下了向线下市场投放8万台冰柜的开春目标，以“进价50元，卖价90元一箱”的利润差额，吸引夫妻店转投阵营，尝试对农夫山泉们的护城河发起冲击。

面对“入侵”的元气森林，农夫山泉发起“天降财神”战役，由67岁钟睒睒亲自带队，反攻向元气森林擅长的气泡水领域。

依照规定：店家只要把农夫山泉气泡水放在元气森林冰柜里，每放一瓶，就送一瓶售价3元的长白雪矿泉水，最多送48瓶；如果在其他竞品的冰柜放农夫山泉气泡水，就送一瓶单价2元的农夫山泉，同样是48瓶封顶。

据新浪财经报道，这些费用不会算在农夫山泉对经销商费用的点数里，而是其针对元气森林的一笔单独开支。

钟睒睒的反应，颇有点狮子搏兔的意味。

比市场体量，农夫山泉2020年总营收达到230亿元，当下市值近5000亿元；元气森林2020年销售额不到30亿元，按4月份最新融资计算，估值400亿元左右，不到农夫山泉的十分之一。

比市场地位，和扎根水饮行业二十多年的钟睒睒相比，入行五年的唐彬森还是一个市场“新兵”。无论是行业资源还是运营经验，双方远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但让钟睒睒再次发动“天降财神”之举的原因，更多是来自对未来的担忧，即如何重获年轻人的喜欢。

面对小自己27岁的唐彬森，同样以营销见长的钟睒睒，不会忘记农夫山泉当年正是凭借对年轻人时代需求的洞察，才能在娃哈哈、康师傅等巨头夹击中崛起。

如今，这种洞察力已经转移到了元气森林身上。

凭借年轻人的喜好，过往3年间，元气森林销售额从1.8亿元增长到近30亿元。唐彬森更是定下了今年破75亿元的新目标。尽管离农夫山泉的百亿营收仍相去甚远，但行业黑马元气森林，正在给水饮行业老大哥们敲响来自“后浪”的警钟。

这是一场水饮赛道的多重角力：老与少、新与旧、互联网新贵与传统势力。

唐彬森曾在演讲中将小公司对抗大公司的胜利归结为幂指数定律（最终结果=基数×底数的幂指数）的胜利，认为大公司的优势在于基数大。但正如1.01的365次方远大于0.99的365次方，长期来看，唐彬森相信一定是底数大的一方能够获得最终胜利。

为了扩充底数，唐彬森率领元气森林四面出击，8月份被媒体曝出正在研制并销售螺狮粉、酸辣粉等速食粉类食品。除此之外，元气森林的生产线还延伸到了奶茶、咖啡、酸奶、能量饮料等多元品类。

唐彬森曾在2020年经销商大会上表示，元气森林还有95%的新品没有推出，2021年将是元气森林的产品大年。

另一边回过神来的钟睒睒，也开始尝试改善农夫山泉的产品老化之态，用诸如气泡水等新品增加对抗底数。

双方在竞争中狭路相逢。只不过，面对钟睒睒狮子搏兔的全力一击，唐彬森接得住吗？

钟睒睒给唐彬森下战书前，或许应该先发一封感谢信。

近两年农夫山泉旗下的东方树叶洗刷掉“最难喝饮品”的差评，并在Chnbrand 2021年中国顾客茶饮料推荐排行榜上拿到行业第一，唐彬森可谓是付出了一臂之力——尽管元气森林推出的“燃茶”销量不算高，却扎实带火了“无糖茶饮”市场，将东方树叶从市场边缘位置拉回到市场主流。

此前从未有过交集的两人，因为对茶饮赛道的一致看好，而产生了第一次的轨迹重合。

后辈唐彬森用实际行动，印证着老江湖钟睒睒领先市场的趋势把控能力。早在含糖茶饮占90%市场份额的2011年，钟睒睒就开始打出“0糖0卡”概念，率先在“无糖茶饮”领域布下棋子——东方树叶。

但有时提前时代太多的标新立异，可能意味着曲高和寡。主打“无糖”优势的东方树叶，在当时反成“难喝”的代名词，上线即遇冷。

东方树叶被消费者评为2016年“史上最难喝饮料之一”的这一年，唐彬森推出了“燃茶”，被钟睒睒错过的“无糖”风口，被唐彬森一把抓住。

同样是在这一年，国家卫计委发布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居民控制糖的摄入量，不超过25g。第二年“健康中国”战略中再次提出减糖降脂的要求。

伴随Z世代成为市场消费主体，低糖/无糖类健康化饮品逐步成为水饮市场需求新趋向。

行业巨头们开始纷纷下场——娃哈哈推出“安吉黑茶”，怡宝上线“佐味茶事”，统一复活“茶里王”，可口可乐上线“淳茶舍”……

东方树叶也在上线10年后，重获新生。去年8月，农夫山泉制作出一部情怀杀广告片，与时俱进提出“0糖、0卡、0脂、0香精、0防腐剂”的“五零”概念，迎合Z世代喜好。

背靠农夫山泉的渠道优势，乘上无糖时代的东风，东方树叶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逆袭。去年农夫山泉登陆港股，其招股书披露，旗下东方树叶和茶π两大品牌，在茶饮市场的占有率达到行业第三。

而以“燃茶”为起点，元气森林自此参透当下时代的消费品财富密码，推出大受欢迎的气泡水现象级新品，助推其估值在成立5年内来到400亿元，成为时下最热门创业公司。

以茶饮为节点，唐彬森、钟睒睒二人开启了在矿泉水、气泡水、能量饮料等不同领域的频频交手。

交集越来越多的两人，有着一个共通之处：善于在充分竞争的红海市场中找到突破口。

钟睒睒1995年进入水饮市场时，娃哈哈、乐百氏、康师傅早已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唐彬森2016年入场时，农夫山泉、娃哈哈、康师傅等巨头已占据市场80%份额。

但两人一个凭借天然矿泉水概念、一个借助“0糖0脂0卡”口号，各自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这背后均离不开两人的营销策划。作为新老两代营销高手，钟睒睒、唐彬森的一个相似点是——找时下最热门的渠道发声。

1998年投放“农夫山泉有点甜”广告享誉全国后，农夫山泉成了央视常客。两次水战的开打，也让全国的报纸成为农夫山泉广告位。媒体出身的钟睒睒，一手电视一手纸媒，把控着当时的舆论主阵地。

互联网时代的元气森林，则将“0糖0脂0卡”的广告覆盖到年轻人藏身的一切流量入口——小红书、B站、抖音等，甚至牵手李佳琦进行直播营销。

将口感上兼具甜味、碳酸饮料的刺激感，产品性能上营销“0糖0脂0卡”，视觉效果上突出简洁、清新日系风的元气森林，不断贴合进年轻人对新一代饮品在健康、味道、颜值、品质、心理上的全方位需求中。

但要比“搞事情”，唐彬森的营销道行在钟睒睒面前，可能还不够看。

由于进攻性的营销方式，屡次成为“行业公敌”的钟睒睒，被外界冠以“独狼”称号，相比之下，唐彬森的营销手段要温柔得多，不惹事儿不挑事儿，埋头砸钱买关注。

钟睒睒第一次出手，即得罪整个瓶装水市场。

上世纪90年代，市场上多是纯净水，钟睒睒自称“纯净水对人的健康无益”，借助央视平台，用三个对比实验教育全国人民：天然水浇灌的水仙花长势更好，喂食的小白鼠存活，纯净水会把血红细胞撑破。

一系列动作把宗庆后气得够呛：“水仙放在粪水里面长势更好，难道粪水就好?”甚至引得全国69家纯净水厂齐聚杭州，联盟声讨农夫山泉。

双方你来我往的竞争中，“天然水”概念随之传遍大街小巷，在之后5年内帮助农夫山泉坐上了水饮市场销量首位的宝座。

2008年的“水源们”事件中，钟睒睒挨个往十多瓶水里插试纸，自称试纸变绿才是“好水”，把农夫山泉、百岁山之外的大多数饮用水打入“坏水”阵营。

当时农夫山泉促销员配合着在全国商场免费派发酸碱测试纸，农夫山泉“弱碱性水更有利身体健康”的营销话术就这样再一次占领用户心智。这场风波致使当时市占率第一的康师傅份额跌去5%。

擅用媒体营销的钟睒睒，在2013年跟京华时报的口水战中，也不忘现场带货。

《京华时报》27天内用78篇报道，质疑农夫山泉水质不如自来水，并堵在农夫山泉发布会门口，给参会媒体派发报纸，报纸头版便是《农夫山泉退出北京市场》。

农夫山泉则把《京华时报》写的报道贴满展墙，准备100多页PPT给在场的媒体解释卫生标准、食品安全以及新闻报道的常识。

发布会的桌上，显眼处摆放着几瓶农夫山泉瓶装水，斥责京华时报使用舆论暴力之余，钟睒睒目视镜头，一口一口将水喝光。

但营销过盛，有时候也会对企业造成反噬。

今年4月，两家企业相继营销翻车，也暴露出当下的一些经营短板。

先是元气森林因产品乳茶宣传时混淆“0糖”、“0蔗糖”区别，被官媒评论其“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

再是农夫山泉模仿元气森林打出“0糖0脂0卡”的气泡水，因强调生产原料“拂晓白桃”出自福岛县，被市场监督管理局坐实虚假宣传，农夫山泉市值直接大跌500亿元。

作为新消费领域的网红品牌，元气森林被媒体曝出其营收额的80%都花在了营销上，对工厂等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因为其快速测试、快速迭代的特性，外界将元气森林形容为“像开发程序一样在做饮料”。

但这种互联网思维+代工厂模式下的元气森林，在快速增长的销量面前，很难保证产品品质和安全。

回望钟睒睒当年敢向纯净水市场开炮，主要依仗便是农夫山泉在千岛湖建成的亚洲最大单体水厂。

如今农夫山泉在全国拥有10个水源基地，144条饮用水、饮料生产线，在国内瓶装水市场内，早已是巨无霸的存在。

唐彬森想要成为下一个“钟睒睒”，还需要在规模体量上实现翻番。从天花板相对有限的气泡水进军市场更为广阔的饮用水，或许就是这一策略的体现之一。

对坐拥亚洲首富名头的钟睒睒而言，眼下担忧的不是农夫山泉的现在，而是该如何抓住年轻人的下一波喜好。

昔日一次次引领市场营销的农夫山泉，如今不仅成为元气森林的追随者，甚至酿出翻车灾难。

老江湖钟睒睒也需要向唐彬森这样的后辈们，学学该如何用互联网精神讨好年轻人。

202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唐彬森用一篇《用互联网精神而不是互联网思维来做好产品》的演讲，剖析了元气森林抓住年轻人需求的方法论。

面对外界不断总结的“互联网思维”、“分销裂变、私域流量”等爆款秘籍，唐彬森说到：“看到这种现象，我又喜又悲。喜的是，互联网的产品获得了认可；悲的是，很多传统企业照搬这些模式，让原本挣钱的公司变得不赚钱了。”

就像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抄华为的皮会死，抄华为的灵魂会牛逼。”唐彬森认为，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更多的只是皮和表象。它背后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和对人才的极度尊重的互联网精神，才是今天互联网创业者改造传统行业的原生动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元气森林成为全行业第一个使用非常接近糖味的甜味剂的企业。”借助这番演讲，唐彬森被评为亚布力论坛的年度“干货王”。

现在，就看钟睒睒如何吸收唐彬森的干货了。

参考资料：

《“独夫”钟睒睒》经济观察报

《元气森林线下渠道“拖后腿” 投放智能冰柜救场》 中国科技新闻网

《万字解读元气森林：套利与降维的游戏》增长黑盒

《专访元气森林：一瓶饮料崛起的新商业密码》i黑马

《一年连建三家工厂 元气森林欲撕“网红”标签》北京商报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30日消息，全球领先的血管介入器械公司业聚医疗集团有限公司（OrbusNeich Medical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业聚医疗”）宣布获得约2亿美元融资，由深创投及旗下红土医疗基金领投，建银国际、星河资本、万汇资本、招商证券投资等跟投，其中，易凯资本和中信证券担任财务顾问。本轮融资将加速公司各项新产品的持续研发，并促进现有集团业务在大中华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拓展。

资料显示，业聚医疗总部位于中国香港，是一家全球化布局的血管介入医疗器械创新企业，在中国、荷兰和美国设有生产和研发基地，分公司遍及全球。公司的血管介入产品包括用于冠脉和外周血管介入的导管、球囊扩张导管、刻痕球囊和创新型涂层支架，同时还有神经介入球囊及业聚医疗旗下合资公司的心脏瓣膜等多个重磅产品在研。多年来，业聚医疗的产品销往了全球数十个国家，在海内外积累了良好的口碑，获得了全球临床专家的一致好评。

业聚医疗CEO钱永勋先生表示：“业聚医疗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创新血管介入医疗器械的研发。此次融资获得了各位投资人伙伴的鼎力支持，我们将继续加大创新研发的力度，制造更好、更全面的产品。业聚医疗拥有专业且专注的研发团队、全球顶级的生产工艺以及成熟的全球销售体系，将持续造福全球心血管疾病患者。”

深创投红土医疗基金总经理周伊表示：“业聚医疗是一家全球化布局的心血管介入器械企业。业聚医疗多年来一直在海外市场和国际巨头同台竞技，这在国内心血管高值耗材企业中是非常罕见的。深创投和红土医疗基金坚定地支持业聚医疗，在现有业务和未来的创新产品方面实现更大的突破。”

中金启德基金董事总经理梁荧表示：“业聚医疗是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血管介入民族企业。管理团队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运营能力，带领公司植根中国、融通世界。经过20年的潜心打磨，公司产品赢得了业界极佳的口碑，销售遍布全球，并在日欧等发达市场占有领先的市场份额。同时公司重金投入研发，拥有全球领先的预装载干瓣膜、第二代抗体涂层、创新载药球囊等先进技术。我们相信，在优秀的管理团队带领下，公司将快速且高质量发展。”

招商证券投资总经理詹桂峰表示：“业聚医疗的产品管线实现了心血管介入治疗全面覆盖，在冠脉介入、外周介入均有产品上市销售，正在布局神经介入和结构性心脏病领域。业聚医疗的团队具备全球化的视野，积极研发全球创新产品，并源源不断的把国际创新产品引入国内，我们持续看好公司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拓展。”

分享投资联合创始人、分享投资医疗健康基金管理合伙人黄反之先生表示：“过去多年血管介入器械行业高速发展，近几年该行业的进口替代加速明显，业聚医疗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已掌握多项核心技术，在功能性球囊、创新载药球囊、神经介入耗材等领域均有布局和扩张计划，血管介入产品矩阵日趋完善、品类齐全，在欧美、日本发达国家市场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和品牌影响力，公司掌握的预装载干瓣膜技术，后续发展想象空间巨大。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与业聚携手进一步推动创新血管介入产品在实际临床中的应用与发展。”

易凯资本合伙人洪爱琳女士表示：“业聚医疗是真正意义上首个实现全球化布局的高水准血管介入治疗器械民族品牌。在成长为全球血管介入和结构心领域头部企业的路上，我们将继续携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