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理想汽车登陆港交所。

自2020年7月登陆美股纳斯达克以来，短短一年的时间，理想汽车再次登陆港股，成为继小鹏汽车实现双重上市后，第二家双重上市的造车新势力。

连续创业二十余年的李想，第三次站上了IPO的舞台。三次创业的摸爬滚打，并没有让他变得世故圆滑，反而让这个沉默内向的人变得“开朗”。

一个理想

1981年出生于石家庄的李想，曾是风靡全国的80后创业四大天王。这个称呼始于2008年，李想与茅侃侃、戴志康、高燃一同作客央视经济频道《对话》栏目的时候。

李想的少年时代与大众认知中的80后没有太大区别。8个月大时就被外婆带回沧州抚养，直到7岁上小学才回到石家庄。

中学时期的李想是狂热的电脑迷，买不起电脑，就把所有的零花钱用来买电脑期刊。后来，他的父亲用几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台奔腾133。1996年的8000元，为李想的理想插上了翅膀。

拥有第一台电脑之后，李想对于这一新鲜事物的认知终于不再是纸上谈兵。于是他很快就发现，曾经自己痴迷的计算机期刊实际上漏洞百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还不如自己写。

理论总要结合实践。李想在某一节课堂上灵感爆发，写下洋洋洒洒五千字装机心得，并寄给了《电脑商情报》。两周后，这篇稿子被采用，李想收获了第一桶金。

几百元的稿费对于当时的中学生来说无疑是巨款，李想开始大量写稿，被《电脑报》等主流刊物多次采用，一个高中生的业余收入达到了普通上班族的水平。

1998年，互联网浪潮已经在国内兴起，高三学生李想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显卡之家”的个人网站，并刊登自己写的电脑显卡相关文章。

高三学业繁重，李想早上四点就起床写稿，在去上课之前更新网站。由于文章质量高、更新频率稳定，“显卡之家”很快有了广告收入，以每万次曝光收费10元的报价，一个月的收入达到了2万元。

高考来临的时候，李想通过个人网站赚了10万元，但这显然是以学业为代价。李想在学业和职业的选择题上没有太多犹豫，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一个月赚到父母加起来半年收入的理由能否换来放弃高考的许可，但父母竟然意料之外地没有太多反对。

于是，李想正式开启了创业路。

他先找到了比他大四岁的樊铮，同样是做网站的石家庄人，刚刚从河北科技大学毕业去了深圳打工，被拉回石家庄一起创业。一年后，同样比李想大四岁的邵震加入，成为第三名合伙人。

2001年，公司改名为pcpop，也就是泡泡网，业务范围从显卡拓展到所有电脑硬件。李想做运营，樊铮懂技术，邵震独自去北京开辟市场。

随后的几年中，泡泡网不断壮大，直到它的面前只剩下两个对手：太平洋电脑网和中关村在线。

李想后来说过一句可以作为他性格标签的话：“如果在一个行业里做不到第一，情愿不做。”

这句名言可以反推出当时李想内心的压力和动力，即使泡泡网已经成为行业第三，但面前的两座大山很难一步跨过，因为泡泡网自身的发展也并非全无问题。

李想的解决方案可以总结为三个方向。

一，业务拓展。在电脑资讯以外寻找新的行业，在房地产、旅游和汽车三个初步选项中，李想选定了汽车。

2005年，名为“汽车之家”的新网站上线，在汽车类网站这个被李想描述为“对手没有一个能打的”的行业里，很快就发展到头部。

二，人才引进。汽车之家做大做强后，从泡泡网分家，同时管理两个公司的李想力不从心，亟需帮手。

在投资人薛蛮子的撮合之下，秦致加入汽车之家，被称为互联网公司人才招揽领域的经典案例。

当时，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秦致，带着IBM和麦肯锡的工作经验在265网站担任COO，后来265网站被谷歌收购。秦致寻找下家，薛蛮子是265网站和汽车之家的共同投资人，推荐秦致加入汽车之家。

在李想后来的描述中，秦致的加入，“把我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企业，而不一个简单的公司和网站产品。”

如果李想的评论不足以概括秦致加入的意义，那汽车之家在第二年营收翻几倍、用户数增长至全国第一的数据肯定可见一斑。

三，引入资金。汽车之家发展太快，用户量提升给服务器、带宽和人工成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即使收入也在增长，但不足以抵消资金压力。

李想找过IDG资本，但当时的IDG投资合伙人周鸿祎并不看好这个项目。薛蛮子用100万美元的投资换来15%的股份，但依然不能帮助李想彻底解决资金问题。

那是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着整个互联网行业，汽车之家的现金流几乎断裂，直到李想终于等到了来自澳洲电讯的7600万美元投资。

但这笔投资，让李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由于汽车之家等的是救命钱，澳洲电讯的投资换走了55%的股份，李想的股份已经稀释到5.3%，这让他萌生了退意。

在秦致的劝说下，李想总算“熬”到了汽车之家在2013年上市，但2015年，李想依然选择了离开。

两个项目

李想的商业人生始于电脑，辉煌于汽车。

2003年，泡泡网刚刚步入快速发展期，22岁的李想就买了第一辆车。当时他自己都没想到，后来他会拥有几十辆车，做了汽车网站，甚至卖了几万辆车。

2014年4月22日，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首次来华，亲自向首批中国用户交付特斯拉ModelS车钥匙，传达出其对中国市场不加掩饰的野心。

被马斯克亲手递过车钥匙的首批8位用户，随便哪个的身份都是极好的宣传媒介，云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CEO汪东风、UC优视董事长兼CEO俞永福、时代集团执行副总裁潘燕明、合一资本董事长许亮、著名央视电视制作人张涵、三一投资总经理董晓栗，力帆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尹喜地，以及时任汽车之家总裁的李想。

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33岁的李想被定义为“创意天马行空”的电动汽车玩家，他在交车仪式上对于马斯克“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企业家”的评价也只被定义为谈吐幽默，还没有人解读出“学习”的真正含义。

同年国庆节期间，李想的朋友李斌约他聊天，易车网创始人和董事长的头衔让李斌在商业领域站在李想的对立面，但不妨碍两人的私交。

李斌说要自己造车，并询问李想是否加入。李想的答复是投资1500万美元，成为蔚来汽车的原始股东，但合伙人就算了。

李斌没有坚持，李想再次和他成为了同一条赛道的对手。

2015年6月30日，李想宣布不再担任汽车之家总裁；2015年7月1日，李想宣布车和家成立。

当时，造车新势力蠢蠢欲动，但依然被总结为“外行人造车”，连马斯克也不例外。但在汽车资讯领域工作多年，李想认为自己是国内最懂车、最懂用户的人。

车和家最初的产品规划有两个项目，其一是SEV，一款全称为Smart Electric Vehicle的小型智能电动汽车。这款定价几万元、时速不超过45公里、小到可以把电瓶拿回家充电的车型，像极了2020年爆火的五菱宏光mini。

李想曾对这款车型寄予厚望，投了2亿元打造研发和生产线。车和家的启动资金中，有李想自掏腰包的5000万美元，还有樊峥、秦致等人投资的1000多万美元。在2016-2017年，又获得了7.8亿元和6.2亿元的两轮融资。

但辛苦打磨了两年之后，李想依然没有拿到生产许可，因为国内低速电动车政策依然没有出台。

当时，国内低速电动汽车处于灰色地带。按照政策，时速在40-70公里的电动车均被定义为“代步车”，没有合法的汽车牌照，也不能走机动车道。而李想当初赌的，是国家会参照欧洲做法，出台低速电动车合法化的相关政策，不过却没能等到。

2018年年初，在获得30亿B轮融资后，李想宣布暂停SEV项目。

无奈暂停SEV项目后，李想开始全力运作第二个项目理想ONE。这是一款中型SUV，主打增程式油电混动。

以往的混合动力是既能用电又能烧油，增程式油电混动则是平时用电，没电时用燃油发电，从而实现全程用电。

这种驱动方式让理想ONE号称续航达到800公里，并打出口号“没有里程焦虑的智能电动汽车”，但以略显“投机”的方式切入了电动汽车行业当前最大的痛点之一，在宣传层面引人诟病。

简单来说，增程式电动车是串联式插电混动，有发动机，但靠纯电驱动车辆。其最大优点是没有里程焦虑的同时保留了纯电驾驶体验，不过由于要经过多次转化，能量损耗也会增加，尤其跑高速时会更费油。

2018年10月，车和家正式推出智能电动车品牌——理想智造，并发布了首款产品理想智造ONE。同年年底，车和家6.5亿元全资收购了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获得了生产资质。

2019年3月，理想智造更名为理想，次月就正式开始接受预订。目前，理想ONE是理想汽车的首款产品，也是其目前销售的唯一一款车型。自2019年11月实现量产，截至2021年7月31日，理想ONE的累积交付量超过72000辆。

2018年3月，滴滴与车和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投资4 亿创立“桔电出行”，滴滴持股51%，理想持股49%。那一年，滴滴和31家车企、动力电池供应商签约，打造大出行领域的“洪流联盟”。

理想汽车在2020年登陆美股的时候，美团和王兴合计持有理想汽车24%的股份，甚至超过了李想本人的21%，而字节跳动和张一鸣也参与了上市时的基石投资，成为股东之一。

程维、王兴、张一鸣罕见“同台”，这是乌镇那次闭门论坛之后就没有重现过的“盛况”。

双重上市

2021年7月，冲刺港股二次上市的理想汽车迎来捷报，共交付了8589辆理想ONE，环比增长11.4%，同比增长251.3%，单月交付量首次超过8000辆。此前6月，理想汽车的上险量为7827辆，超过了蔚来、小鹏。

仅从交付量层面看，理想汽车连续两个月位居造车新势力第一。

理想汽车赴港上市的招股书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营收35.8亿元人民币，相比去年同期的8.51亿人民币，营收增长超过320%。

随营收增长的，还有毛利率。2020年第一季度，理想实现毛利润0.68亿元人民币，毛利率8%。到今年第一季度，毛利润达到6.17亿元人民币，毛利率上升到17.3%。

以这样的成绩冲刺港股双重上市，或许可以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

但事实上，截至目前，理想汽车依然处于持续亏损状态。据理想此次招股书数据，2020年一季度，理想亏损0.77亿人民币，今年第一季度亏损幅度达3.6亿人民币，亏损增长超过360%。

当然，这与持续加大的技术投入有关。年初的电话会上，理想汽车表示，2021年研发费用将达到至少30亿元。随着在自动驾驶和新车型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预计未来3年内，未来的研发费用将达到每年60亿元。

急于上市，不管是当初冲刺美股还是如今港股双重上市，理想汽车都稳居造车新势力第二的位置，根本原因可能是“缺钱缺怕了”。2019年，理想汽车曾经遭遇资金危机，李想拜会了一百多家投资机构，最后还是王兴出手才渡过难关。

对于造车新势力而言，登陆港股可以被纳入港股通名单，从而引入A股投资者，或许是为了将来回归A股铺路，甚至实现“三地上市”。

港交所对二次上市的硬性要求是“需在合资格交易所拥有至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合规记录”，因此，蔚来可以在港股二次上市，但小鹏和理想只能双重上市。

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小鹏、理想的股票不可跨市场流通，而二次上市相比双重上市，能有更多的豁免和优待政策。

除了对于资金的迫切需求，还有急需转移的关注点。第三次创业的李想从未感受过C端市场如此汹涌的质疑，断轴、自燃的负面事件频发，理想汽车的应对显得非常吃力。

2020年11月6日，理想汽车宣布“召回”生产日期在2019年11月14日至2020年6月1日的理想ONE电动汽车，共计10469辆。在此5天前，理想汽车表示将为2020年6月1日及之前生产的理想ONE“升级”球销脱出力更高的前悬架下摆臂。

实际上，截至2020年10月31日，理想ONE累计发生前悬架碰撞事故97起，其中有10起发生了前悬架下摆臂球头从球销脱出的情况。

“召回”与“升级”，难以掩盖补救安全隐患的意味。

与此同时，对于增程式技术的质疑再度复苏，最大的质疑在于燃油换电的方式根本无法顺应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的初衷。

大股东王兴第一时间力挺：我从来不试图说服别人“买”理想ONE，我只是建议他们试一下理想ONE，开一开，坐一坐，自己感受一下再做判断。有些人碰都没碰过理想ONE，仅凭所谓行业经验/理论/常识就直接唱衰，呵呵。

但李想本人并不能淡定地给出一句“呵呵”。在2020年8月举办的理想汽车用户日上“出口成脏”，开启骂街模式，“我先说难听的话，TMD，一帮搞臭技术的，天天冲我们XX，什么增程电动是个落后的技术，请问，他们TMD搞出来屁技术了？”

今年7月，理想汽车深陷“水银门”困局，又是李想亲自发微博公关：“造谣我们用水银的人和媒体，祝愿你们血液里流动着水银，脑子里装满了水银！”

一系列“顶级”公关操作之后，李想在出货量登顶之前，就实现了进入某个行业创业就要拿第一的梦想，被称为车企创始人骂街第一人。

很少有人提起，李想创业路上的第一次危机是由于他本人的“沉默寡言”。当时，泡泡网约一半员工辞职，网站最重要的编辑岗位甚至流失了70%的员工。李想将这次危机归根于沟通不够，他评价当时的自己是“非常非常内向、甚至有点自闭的人”。

显然，如今的李想已经养成了第二种性格。

而深藏于舆论危机之下的，还有押宝单一车型的隐患。目前，造车新势力们都已经开始多线布局，蔚来、小鹏都开始打造轿车产品线，而蔚来汽车进军低端市场的野心，在瞒了很久之后也终于瞒不住了。

但理想汽车目前的在售车型依然只有理想ONE，按照理想汽车已经公布的计划，其新款车型预计2022年才上市，而且新车型仍然是增程式。

今年初，上海市宣布从2023年1月开始不再给增程式电动汽车绿牌。不管理想汽车是否承认，全国多地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身份认定已经开始收紧，燃油发电机的存在会越来越尴尬。

理想汽车的招股书中提到，将进行两款高压纯电动车开发平台——Whale平台和Shark平台的研发，将从2023起每年推出两款纯电动车。还会在未来三年，面向高速公路、城市区域等高频用户使用场景，在国内多个城市建设高功率充电站。

而早在李想“说难听的话”之前，他就曾表示“增程式电动汽车摘掉发电机，就可以直接变成电池动力汽车”。这显然是默认了增程式作为过渡方案的身份，纯电动才是大趋势。

对比当初李想对于诟病增程电动的反击，这是客观意义上的妥协，如果当初就顺势描述对于纯电动的规划与憧憬，何尝不是皆大欢喜。

但相比于前两次创业，80后创业代表中唯一仍在创业的李想，显然不想再控制自己的脾气。

结语

理想汽车登陆美股之后，李想曾在公司内部信中如此描述理想的“理想”：五年后，理想要占据中国智能电动车市场20%份额，成为中国排名第一的智能电动车企，并跻身世界前三。

从蔚来汽车抢跑美股，到理想汽车与小鹏汽车接连实现双重上市，造车新势力三巨头的地位已经基本锁定。如今，蔚来依然以720亿美元的市值领跑，小鹏以几十亿美元的微弱优势领先于理想。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只做第一”的泡泡网面对两座大山选择另辟蹊径，汽车之家在“没有对手能打”的汽车类资讯领域登顶。在第三次创业的路上，本就是另辟蹊径切入行业的李想，再次与两座大山站在了一起。

一项价值26亿美元的巨额交易在医疗圈霸屏了。

8月10日，荣昌生物创造中国单药授权金额记录，宣布与美国生命科学公司Seagen达成一项全球独家许可协议，以开发和商业化其公司的产品“维迪西妥单抗”。

Seagen这家公司花钱买下了荣昌生物自主研发药物在特定区域的开发权和商业权，还是比大价钱，26亿美元，超过100亿人民币。

不止于此，荣昌生物将获得维迪西妥单抗在Seagen区域净销售额从高个位数到百分之十几的梯度销售提成。Seagen获得维迪西妥单抗在荣昌生物区域以外的全球开发和商业化权益，荣昌生物将保留在亚洲区（除日本、新加坡外）进行临床开发和商业化的权利。

Seagen卖药盈利的钱，还要给荣昌生物高比例分成，我们站着把钱挣了。

Seagen这家公司来头不小，截至目前，在全球已经上市的13款ADC药物中，Seagen参与研发的ADC药物就有3款，其中Adcetris终结了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领域40多年治疗方案没有改变的历史，同时也成为了霍奇金淋巴瘤一线治疗的新标杆。被这样的公司肯定，荣昌生物的实力不容小觑。

消息一出，荣昌生物制药盘初冲高近五成至145.5港元，成了半年以来港股最高涨幅。这一切因为一款药物，他背后的技术和名称叫做抗体偶联药物（ADC）。

面对ADC，另一个药厂罗氏可能会理解这种惊心动魄。

对于药厂来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公布新药评审结果的那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它可能关系着公司的命运。因为没人能莫得清FDA的“脾气”，药厂常常在忐忑中等待“最后审判”，另一头，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也开始了长篇大论的审批预演。

但2013年2月22日这一天似乎是一个例外。那一天，大药厂罗氏的抗体偶联药物 Kadcyla (ado- trastuzumab emtansine, T-DM1) 获得了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一种特定类型的乳腺癌，和药物上市之前重要被广泛讨论和预测的日常不同，Kadcyla赢的毫无悬念。

（ 注：针对HER2阳性同时对曲妥珠单抗和紫杉醇有抗药性的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这意味着抗体偶联药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抗癌药物，在被FDA冷落20年后终于将刺刀挥向实体肿瘤，也正式进入蓬勃的发展期。

弹指一挥间，8年过去，2021年6月，我国终于有了第一款自主研发生产的国产ADC药物——荣昌生物的维迪西妥单抗，用于单药治疗特定类型的胃癌（HER2过表达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癌），也在同时探索着针对乳腺癌、尿路上皮癌、非小细胞肺癌和胆管癌的作用效果。

首款的消息总是振奋人心，即便我们比美国的药厂晚了将近十年，我们或许可以开始思考，ADC药物能替代火热的单克隆抗体，成为中国医药下一个黄金十年的名片之一吗？

你的抗体，药厂的“小困境”

时间的指针回拨，一百多年前，“魔术子弹”学说被首次提出，科学家们发现，动物体内具有靶向特异性的抗体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他们就像子弹一样可以精准狙击，免疫疗法从此登上历史舞台。科学家对人体精密运行的免疫系统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探索之路。

抗体是最重要的主角，它是一种由效应B细胞分泌的免疫球蛋白，协助免疫系统鉴别、中和抗原或其他外来物质，当动物体受抗原刺激后就可以产生抗体，它的作用很简单，那就是保护。

抗体的类型并不是单一的，它的种类和作用受抗原分子上的“决定簇”影响，可以把这个“决定簇”理解成对效应B细胞产生不同刺激的各种物质的集合，一般情况下，抗原分子都有很多个抗原决定簇，因此，免疫动物所产生的抗体实为多种抗体的混合物，生产出得这些混合物，也叫做“多克隆抗体”。

多克隆抗体虽好，但问题也不少。首先，用这种传统方法制备抗体效率低、产量有限，且动物抗体注入人体可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么，如果可以把这些混合物抗体进行分离纯化，做成单一抗体的“纯净物”，是否可以更好的治疗疾病，让其中一种抗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并解决产量和过敏的问题？

经过了多年研究后，我们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科学家发明出了单克隆抗体技术（单抗）。

将人体的效应B细胞和小鼠的癌细胞进行杂交融合，生成的融合细胞既具有瘤细胞不断分裂的能力，又具有免疫细胞能产生抗体的能力，同时，融合后的杂交细胞（杂种瘤）可以产生大量相同的抗体，当其应用于医疗中时，高纯度高特异性将会大大减小副作用。

治疗性单克隆抗体的分类和作用机制，图中包含（A）单克隆抗体识别肿瘤特异性抗原，与靶细胞结合，直接杀死癌细胞，或通过免疫细胞介导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和诱导补体导向细胞毒性（CDC）等方式。单克隆抗体还可以通过阻断细胞因子、趋化因子、毒性抗原（B）或免疫检查点信号通路（C）来抑制肿瘤进展，或者通过放射免疫结合物（D）和抗体偶联药物（E）分别向癌细胞输送放射性同位素或强效毒性药物。当然其中还包含（F）双特异性抗体用一只“手臂”结合免疫细胞上的激活抗原，用另一只“手臂”结合癌细胞，促进免疫效应细胞向癌细胞“进军”。

这项“单克隆抗体技术”有多重要？1984 年，技术的发明人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更加深远的影响是，生物医学新纪元因它而到来了。

从1980年代末期第一款鼠源单克隆抗体药品上市开始，单克隆抗体经历多次更新迭代，针对不同适应症的药品接连上市。截至目前，美国FDA用35年的时间批准超100款抗体药物。其中，2006年抗体药物的批准逐步进入常态化，到2015年FDA批准了第50款抗体，距第一款抗体药物已历时29年。但从第50款抗体到第100款抗体的获批，历时仅6年时间。

尤其是最近几年，抗体药物的巨大潜力被挖掘出来，呈现爆发式增长。以PD-1靶点为例，自2014年首款PD-1肿瘤免疫疗法获批至今，很多研究已证明了它们在多种癌症中的治疗潜力。例如默沙东公司（MSD）的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以及百时美施贵宝（BMS）的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等已成为全球“明星”药物。

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PD-1/PD-L1抗体管线进入临床开发，中国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大爆发“、“里程碑”，这些词汇来自单克隆抗体的黄金时代，因为单克隆抗体的出现，我们有了可以和更多疾病博弈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癌症、自身免疫疾病和病毒流行病的时候。

数据显示，现在仍有近870款抗体在临床开发中，约36％的管线集中在10个经过验证的靶点，在中国，针对PD-1/PD-L1、HER2、CTLA-4、EGFR和CD20的抗体管线最为丰富，一些较新的靶点包括4-1BB、LAG3和CD47等。

红火背后，也有问题，一句话道出了天机。不少投资人告诉虎嗅，“目前我们或许不需要那么多PD-1单抗，这已经成为一个残酷的事实。”

简单来说靶点的趋同性限制了价值的想象力，根据米内网数据，在2019-2020年，四大国产PD-1在中国重点省市公立医院中虽呈爆发式增长，但是相比从2019年一季度到2020年三季度动辄翻倍的增长，2020年四季度却已开始有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后PD-1的时代真的来了。”

药厂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发未经验证的新靶点单克隆抗体，和意味着大量的投入和背后无法预估的风险。要么在靶点的海洋里和同行竞争，把自己的药物效果做到最好，或者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两条路都不容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相比于单克隆抗体，由于自身特性决定，当面对相同的靶点时，ADC的疗效往往更优。这是否意味着ADC可以后路包抄，迎来更大的机会？

高效背后

当你读完上面的部分，了解什么是单克隆抗体后，有一个小方法可以让你更好的明白什么是抗体偶联药物（ADC）。简单来说，ADC就像单克隆抗体的儿子，继承了它部分消灭疾病的“超能力”——抗体，还进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武器——药物，它是抗体和药物的集合体。

ADC药物是由单克隆抗体与小分子药物（细胞毒素）偶联而成，其结构包括抗体、连接子和细胞毒素三大部分。作用原理是先通过单克隆抗体的靶向作用，特异性地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然后利用细胞本身具备的内吞作用使化学药物进入肿瘤细胞体内发生药力，从而达到杀死肿瘤细胞的目的。

由于杀伤力强大的小分子药物进入肿瘤细胞体内才开始释放，因而不仅显著提高了药物的安全性，大幅降低了副作用，且极大地增强了有效性，疗效优于靶向同靶标的普通单克隆抗体，成为近年来抗体研究的前沿和发展趋势之一。

ADC近年来十分火热，并进入了获批的密集期，究其根本，是因为它的临床效果表现十分良好。

目前，已经上市的ADC药物的治疗范围包括了血液瘤、乳腺癌、膀胱癌，并且适应症也在尝试拓展到到胃癌等其他实体瘤中，上市药品的指标都展现了令人欣慰的结果。

例如，获批的药品中，Mylotarg树立了白血病的一线疗法，Adcetris则是40年以来FDA批准的第一个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的一线用药疗法，Kadcyla作为第一个治疗实体瘤乳腺癌的ADC药物，在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疗中，临床终点头对头数据疗效超过“明星药物”曲妥珠单抗，为HER2阳性乳腺癌提供了更多疗法选择。Enhertu作为乳腺癌三线用药，仍然能够让61%的患者病症缓解，要知道，三线疗法以处于治疗的中后期，这样的数据十分难得。

为何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以荣昌生物的首款获批药物维迪西妥为例，尝试揭开ADC的神秘面纱。

前文我们已经了解，ADC主要分为三部分：单克隆抗体+连结子+药物（细胞毒素）。维迪西妥的抗体部分为靶向HER2（一个靶点）的人源单克隆抗体，连接子部分为 Mc-VC-PAB（一种可被组织蛋白酶剪切的连接子），荷载的细胞毒素为MMAE（一种毒性较强的微管蛋白抑制剂，其半最大抑制浓度(IC50)在亚纳摩尔级别，说明药品效果非常好，很小的用量就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HER2是一种在多种组织中表达的肿瘤标志物，属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家族的成员。正常生理状态下，HER2在乳房、胃肠道、肾脏和心脏等多种组织中都存在，主要作用是促进细胞增殖和抑制细胞凋亡。

当HER2基因发生扩增以及HER2基因产物发生过表达（表达太多）时，可能导致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和肿瘤的形成。换而言之，某些肿瘤组织中HER2表达水平将高于正常组织的表达水平，所以，临床上就可以采用靶向HER2的抗癌疗法，针对性地杀灭该类肿瘤细胞，尽可能减少对正常细胞的伤害。

维迪西妥将抗癌剂MMAE选择性地输送至HER2表达的肿瘤细胞，来杀灭肿瘤。这一过程需要“三步走”

第一步，特异性结合肿瘤细胞并促进内吞。维迪西妥的HER2抗体部分以高亲和力结合至肿瘤细胞表面的HER2 胞外结构域，随后维迪西妥单抗分子被细胞内吞并转运至溶酶体。

第二步，酶切并释放毒素。在溶酶体的酸性环境下，活化的溶酶体酶对维迪西妥的连接子进行专一酶切，释放出可以与之共价连接的细胞毒五肽小分子（微管蛋白解聚剂 MMAE）。

第三步，毒素让肿瘤细胞凋亡。在细胞内释放的MMAE结合至微管或微管蛋白，破坏细胞内微管网络，导致有丝分裂细胞周期停止和细胞的凋亡。

除上述途径外，维迪西妥还可通过抑制HER2激活的下游信号通路而干扰肿瘤细胞的转录、生长和增殖，或通过单克隆抗体部分介导的ADCC效应来发挥抗肿瘤作用。

单独拆分ADC各个部分，也会发现不同的巧思和标准。例如，用于杀伤癌细胞的药物部分，可使用的种类很丰富，化疗药物、毒素、放射性核素等对肿瘤细胞具有较大杀伤作用的细胞毒性物质理论上都可以作为抗体药物偶联物的药物部分。

在常规的化疗中，化疗药物原则上在足够高的浓度下都可以杀死癌细胞, 但由于缺乏特异性，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易损伤机体正常细胞，导致严重的毒副作用。

ADC通过化学方法把细胞毒素和单克隆抗体偶联，偶联物在理想状况下对正常细胞，尤其在循环系统内不显示活性，只有在肿瘤组织内释放。这样ADC既有特异性识别肿瘤抗原的能力, 也保留了药物杀伤肿瘤细胞的毒性，给药后定向浓聚到肿瘤组织，选择性地杀伤肿瘤细胞。

衔接单抗和药物的偶联接头看似只是辅助，其实十分重要。

简单地说，接头至少要符合两个标准：第一，在体内足够稳定，不会在血液循环中脱落，避免偶练药物脱落产生毒性。第二，在靶点目标的位置，需要有效地释放化学药物。

同时，接头的设计会因ADC的不同而非常复杂，相同的接头在不同的ADC分子中会表现不同性能。除此之外，有些偶联物即使接头不在肿瘤细胞内释放药物也能产生疗效，一部分接头也会因偶联的方式或抗体不同而导致沉淀 （聚合）反应等。因此，选择适当的接头和在适当位点偶联适当个数的药物十分重要。

很多数据显示，临床上成功的ADC具有几乎所有抗体药本身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单克隆抗体的缺陷，尤其重要的是，因为能释放高活性的偶联药物，让ADC疗效明显优于抗体本身。此前，随着Kadcyla和Adcetris的上市，科学家曾评论成ADC尤其在抗肿瘤领域将来有望成为生物抗体药的主流。

如今，面对规模最大的肿瘤市场，以PD-1为主的单克隆抗体早已不是唯一解和最优解，新技术更迭向前，带着更好的治疗效果进军市场。荣昌生物维迪西妥的上市，就是最强有力的信号。

后劲不足的单抗市场

经历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黄金十年，单抗市场似乎在等待新的注脚。

国产单抗的起步并不算太晚，我国在1999年批准了国内第一个治疗用单抗产品——注射用抗人T细胞CD3鼠单抗上市，比进口单抗产品在国内上市时间还要早一年，但国内企业并没有抓住单抗发展的最佳时机，到2017年底只有10个批准文号对应的6个品种上市。全球单抗在近10年来迎来了飞速发展，单抗产品已经占据了生物药物的半边天。

我们在拼命追赶的同时，也在等待冲出靶点内卷的困境，它隐藏在药企的年报里。

根据相关创新药企信达生物、君实生物、百济神州、恒瑞医药公布的2020年度业绩数据，4大本土PD-1产品共计吸金近80亿元。即便如此，也无法逃离上文提到的放缓局面。随着医保政策靴子落地，药品谈判不断压缩利润空间，PD-1价格经历几轮下降，PD-1也会告别此前超过90%的高毛利，生物制剂赛道似乎即将进入冷静期。“内忧外患，卷生卷死。”

再加上，国内PD-1扎堆研发推高了市场预期，新华网认为，很多生物仿制药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比称为“微创新”。据统计，竞争最激烈的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上，每个适应症均有超过10家企业在研。

PD-1药物扎堆也不过是国内药企创新药研发同质化的一个缩影，有限的临床资源一旦被浪费在大量重复的研发项目上，那么真正具有价值的原创药物研发项目进入停滞。

因此，选择自主研发、聚焦新技术的药企往往不明则已一鸣惊人。以荣昌生物为例，2018-2020年这三年经历了连续亏损，但研发投入站营业收入的比例在2020年高达15301.37%，研发投入是盈利金额的153倍。

这一数字或许能给深处迷局的PD-1市场和药企带来关乎未来的部分答案。

红极一时的“开盖有奖”，是饮料企业惯用的营销手段。

但大多数消费者不知道的是，我们赌上运气的环节，可能是商家提前设计好的陷阱。

不久前，统一企业中国（以下简称“统一企业”）全资子公司统一商贸（昆山）有限公司因违法有奖销售行为等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6万元，并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这次处罚的根本原因是有消费者举报称，在超市购买的450ml的统一鲜橙多瓶身上宣传有“开盖扫码赢千元大礼”有奖销售活动，但是实际购买并扫码后抽奖和兑换是“骗人”的，要求管理局对此查处。

相关市场监察部门经过调研后发现，扫描鲜橙多瓶盖内的二维码获得的“应援值”确实与宣传不符，且抽奖无法计算出其宣称的中奖概率，故依据相关规定对企业进行处罚。

成立于1992年的统一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非碳酸饮料及方便面主要的台资制造商之一。旗下主要产品包括统一冰红茶、统一鲜橙多、统一方便面等。

作为一家年营收200多亿的巨头，统一竟会为了这份中奖概率而弄虚作假，实在有些小家子气了。以小见大来看，统一的危机似乎比想象的要大。

过去几年，统一长期位居国内方便食品和饮料市场第二名，如今却“背腹受敌”——与第一名康师傅的差距越拉越大，与第三名今麦郎的差距是日渐缩小，甚至后者大有取代统一坐上行业第二的趋势。

如今，新的半年报出炉，统一呈现的真实面目如何？

01.迷惑的财报数据

8月10日统一企业披露的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营收为130.067亿元，同比去年增加10.1%。但是该公司纯利却出现下滑，中报披露，该公司权益持有人期间应占溢利（纯利）为人民币8.47亿元，下降20.4%。

明明营收增加了10%，为什么到了利润上就下降了20%呢？

在财报中，统一解释了利润下滑的原因，一是受大宗原物料价格上涨，销售及市场推广等开支增加，二是去年同期处置位于合肥分厂部分土地一次性收益，第三则是阶段性社保费用减免以及补贴收入减少等。

这些因素更多是外部的短期因素，确实影响阶段性利润，但并不能反映公司长期发展。

仔细分析，统一公司内部的问题似乎更是值得关注的因素。细分来看，统一的营收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即食品、饮品和其他。其中饮品占比最大，今年前半年贡献了53.2%的营收。饮品当中又以茶类影响力最大，贡献的收益接近半壁江山。

图片来源：财报

不过，统一的这个营收支柱近几年表现并不理想。2020年统一饮品业务收入为125.6亿元，较前年下滑1.3%，今年一季度统一饮品收入78.60亿，较2020年同期增长25.0%，但是由于食品业务收入下降9.5%，所以二者有所抵消。再加上去年数据受疫情影响整体基数较低，所以统一饮品的这个增幅需要重新考量。

其实早在2019年就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统一企业中国创新升级落后，无法适应消费端要求，进而不看好饮品业务的未来表现。

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人徐雄俊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整个食品饮料行业下行的大趋势下，统一需要继续开发符合90后、00后年轻人新品类的饮品甚至食品。而且，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理念的日益重视，现制茶饮、鲜榨果汁等饮品影响力日趋加强，这对以冰红茶（绿茶）和鲜橙多为拳头产品的统一并不是个好消息。

实际上，为了提振饮品业务业绩，统一做过一系列营销上的尝试。2021年以来，统一冰红茶跨界合作《和平精英》手游，并聘请迪丽热巴作为代言人，同时还在在苏州、上海等地举办多场线下快闪活动塑造年轻形象。统一冰绿茶也大力宣传“低糖”和“茶多酚”概念，并通过冠名综艺节目和运用KOL（意见领袖）观点刺激消费者意愿。

图片来源：财报

但目前看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至少在利润率上并未得到改善。今年前半年统一饮品的净利率只有15.3%，较去年同期的17.4%下滑了约2个百分点。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通过“开盖有奖”的宣传活动戏弄消费者的现象了。

02.利润短期难改观

主营业务利润率下滑往往是多原因导致的，而统一企业饮品利率的下滑更多来自成本方面。

拆解饮品业务的主要成本可以发现，糖和PET（塑料瓶的主要材料）占了绝对大头，不过这两大原材料自去年起就开始了“疯涨”模式。

Wind数据显示，2020年12月1日国内白糖价格只有5066元/吨，而到了今年8月1日，这个价格已经上涨到5621元/吨，几个月内每吨价格涨了数百元。

而且这种上涨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据国际食糖组织(ISO)估计，今年全球食用糖产量为1.711亿吨，而实际消费量为1.746亿吨，供小于求将持续助推价格上涨。丰益国际的分析师甚至认为这个缺口有近1200万吨。

另一方面，PET的提炼与石油冶炼息息相关，疫情后国际原油价格一直波动上行，导致PET的价格也节节高升。

生意社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22日瓶胚级PET的采购价格约5400元/吨，到今年6月22日这一数字涨到6733元/吨，8月10日进一步涨到7400元/吨。尽管统一在2020财年预囤积了部分低成本的PET库存，但管理层预计低成本PET库存将于今年四季度用完，再加上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长远来看PET价格的波动仍将影响统一企业的利润率。

其次，统一企业的销售成本也明显提升。过去半年里，公司的销售及市场推广开支上升至31.33亿元，同比上升19.4%，主要是集团投放更多资源于品牌及通路渠道扩展建设等增加营运费用。

来自成本方面的压力传导到企业内部后，统一的运营资金开始吃紧。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的总金融负债由去年底的5.32亿元增长至17.08亿元，增加了三倍有余。

鉴于统一这个财报周期内的表现，招商证券发布研报称，由于原材料成本仍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且管理层表示营销推广活动可能会持续到21年下半年，该行将21/22/23财年的净利润预测分别下调25.3%、10.4%和12.5%。将目标价由10港元下调至7.5港元，保持中性评级。

几乎同时，大和也发布报告称，维持统一企业中国“持有”评级，但目标价由9.7港元削16.5%至8.1港元。

投资者的反应则更加直接，发布财报第二天，8月11日统一企业中国股价低开2.5%，截至当日收盘跌幅扩大至7.75%，报收7.38港元。这一数字较今年4月8日股价最高点10.01港元已经跌去超四分之一。

不能否认的是，统一企业在这个财报季取得了一定的业绩增长，但这却并不能掩盖公司面临的长远困境。

03.行业第二恐不保

如果将时间轴拉长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里，统一企业的营收基本都在220亿上下，整体增速也在个位数徘徊。作为对比，康师傅营收已超过600亿大关，并有望冲击700亿。

两家公司同样主营饮品和方便面，发展路径也几乎一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我们分开来看一下。

首先，饮品业务早已经成为统一和康师傅的主要收入来源，2020年占比均超过50%以上。而且产品品类也涵盖茶饮、果汁、综饮、咖啡、饮用水等多个品类。

我们这里以两家最为知名的茶饮为例进行对比，根据Euromonitor提供的中国茶饮料市场竞争格局来看，2020年，康师傅占中国茶饮料市场份额的26.8%，其次为统一企业占比15.2%，王老吉集团以13.7%排第三位。

虽然贵为行业“榜眼”，但统一茶饮料收入已经坠入下滑区间。数据显示，统一2018-2020年茶饮料收入分别为59.47亿元、56.16亿元和54.40亿元，下滑明显。而同期，康师傅茶饮料收入为155.3亿元、155.79亿元和156.58亿元，整体保持上升。

对于两大巨头以茶为主的饮品业务走势分化的原因，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康师傅在基于新生代的需求上进行了产品的优化和升级，并且其在整个市场的广度和渠道的深度决定了它在作出一些改变之后能够立竿见影地享受到这个行业的红利。

“而统一的主要市场集中在华东、华中以及华南地区，这也是饮品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再加上统一的创新升级迭代速度赶不上整个消费升级的速度。”朱丹蓬补充道。

在朱丹蓬看来，统一饮品业务下滑是必然的，且未来还会继续下滑。

在方便面产品的布局上，两家的路线也十分相似。大环境来看，由于外卖软件和配送上门服务的普及，作为方便食品的方便面市场整体需求增长缓慢。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方便面需求约442.7亿份，这个数字甚至还不及2014年时的水平，说明方便面市场需求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消费者对方便面产品品质及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家公司也纷纷发力中高端产品，“高端”成为财报中被频频提及的词汇之一。财报显示，2020年，康师傅高价袋面的收入占比从2019年的40%提升至44%；统一方面，高端产品“汤达人”的收益连续12年实现双位数增长。

即便增长趋势相同，发力高端化产品的战略亦有类似之处，但在营收规模方面，康师傅仍将统一远远地甩在了身后，2020年其方便面业务收入约为统一的3.26倍。

一方面，强敌在前，统一难以望其项背；另一方面，“后浪们”觊觎市场份额也让统一企业倍感压力。

英敏特数据显示，按方便面销售额份额计算，2018-2019年，康师傅的份额从48.2%下降到46.6%，统一从17%下降到16.3%，今麦郎则从14.1%上升到15.8%，与统一之间的差距不到一个百分点。

除了市场份额接近，今麦郎的营收规模也紧逼统一。2019年今麦郎营收达到218.488亿元，距离统一的220.20亿仅一步之遥。按照今麦郎董事长范现国的计划，今麦郎2020年营收规模将接近300亿，而统一还在227亿左右徘徊。虽然今麦郎的实际业绩指标能否如愿完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目前来看，今麦郎与统一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

而且，今麦郎除了方便面业务也在积极拓展饮品市场，旗下产品凉白开、青梅绿茶、蜂蜜柚子、小兔聪聪AD钙等均已有一定市场影响力。

综合来看，整个行业格局已经从双雄争霸过渡到三足鼎立，这样的情况下统一企业既要追赶康师傅，又得防着今麦郎，前有狼后有虎，更苦的日子恐怕还在后头。

参考资料：

华泰证券：《统一企业中国：1Q21利润略弱于预期，成本风险仍存》

国际金融报：《“泡面江湖”风云起：康师傅稳坐老大，统一老二位置难保？》

7月22日，宁德时代再次举起专利重拳，挥向中航锂电。

这并非宁德时代首次起诉对手侵权，早在2020年3月，动力电池制造商塔尔菲、力信、蜂巢都曾是宁德时代的起诉对象。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公告，中航锂电涉嫌侵权的范围覆盖全系产品，且此次涉嫌专利侵权的电池已搭载在数万辆车上。

对此，中航锂电当日就在公众号上推送了声明，否认涉嫌侵犯宁德时代知识产权。声明中提到：“中航锂电方面始终将自主研发、技术创新作为立身之本，面向未来进行全面的研发布局和投入规划。我司提供给客户的产品都经过专业知识产权团队的全面风险排查，以保障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8月2日，中航锂电再次通过公众号声明，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两件涉诉专利无效申请，并称公司将按法律程序应诉并不惧挑战。

宁德时代方面暂未对此给出新的回应，但对业界和社会来说，这场技术专利对决的背后，更代表着市场、客户、资源等方面的PK，而两家企业的专利纠纷也绝非个例。

事实上，国内锂电企业一路走来，没少处理专利侵权之事。

我国锂电产业起步相对较晚，除了负极外，其他材料的专利布局都或多或少落后于欧美、日韩企业。正极材料方面，美国3M公司和加拿大魁北克水力一直垄断着三元和LFP的专利；电解液、隔膜则被日本企业抢先注册了基础专利。

欧美企业多专攻研发、外包生产，日韩企业则集研发和生产于一身，因此上世纪90年代，第一支商业化锂离子电池是由日本索尼推向市场的，而此后十年，日本几乎垄断了全球锂电池市场。

在这样背景下，中国锂电池产业链上的企业崛起，难免在专利上与欧美、日韩企业狭路相逢，遇上一些专利“麻烦”。

让我们把视野放大，看看锂电池产业链上其他企业遇到过什么样的专利纠纷？又是如何解决的？

锂电苦专利久矣

关于专利，有个概念很重要，专利丛林法则。

它由美国专利法专家卡尔·夏皮罗提出，具体指“把知识产权叠加起来而形成的一种浓密的网络， 企业为了对新技术进行商业化必须突破这个知识产权网络的重围”。

换言之，先发企业利用专利打造出又深又宽的护城河，后发者必须绕过先发者密密麻麻的专利布局，开发出与已有无重叠的全新专利，而当一项专利越基础，后发者绕过难度就越大。

回到锂电产业身上，专利丛林法则成为发达国家压制国内锂电企业崛起的重要手段，在锂电池以及四大关键材料领域，中国企业没少吃专利的苦头。

锂电池可分消费、动力和储能三类，三者电池材料体系既有互通、又有差别，其中动力电池领域在2018年前还是磷酸铁锂的天下，彼时以三元镍钴锰作为正极材料较为少见。

然而制备磷酸铁锂的核心专利，从一开始就不在国内企业手上，基础结构、碳包覆、碳还原这三大核心技术，都被海外机构和企业抢先申请了专利保护。

1997 年德州大学Goodenough 教授申请的磷酸铁锂的基础结构和制备工艺专利，并由此延伸了数十个专利；由于磷酸铁锂本身电导率差，用作电池材料需进行改进，关键手段就在于碳包覆，而这一核心技术在2000年被加拿大魁北克水力公司申请；第三项核心专利碳热还原，也被英国企业Valence公司于2000年申请。

这些公司或机构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注册了专利、申请保护，开始了专利授权工作，任何一家从事磷酸铁锂产品生产并进行销售的企业，需要向他们缴纳昂贵的专利费。

他们也曾在国内申请专利保护，但被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判定无效，得益于此国内磷酸铁锂产业也得到成长、壮大的机会，摆脱了“山寨”、“抄袭”的标签。

但是一切仅限于国内市场，一旦国内企业的磷酸铁锂要出口，就将面对专利诉讼纠纷。

除了磷酸铁锂外，别的锂电材料如三元、隔膜、电解液也遇到了专利困境，三元的困境与铁锂相似，而隔膜和电解液的专利破局难度都更胜一筹。

与正极材料不同的是，在隔膜、电解液领域，中国企业直面的对手是日韩企业，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研发和生产，这导致国内材料企业成为他们的直接竞争对手。

以电解液为例，国内企业曾饱受日企的专利攻击，2013年产业媒体高工锂电曾就这一话题，采访过业内人士，并发表了相关专题报道。

电解液专利主要涉及功能、应用和物质，开发难度依次递进。我国电解液企业受限于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创新多来自模仿国外，所开发的专利主要围绕在功能和应用层次，比如在配方比例上做调整和改良，在新物质开发方面大幅落后日企。

广州天赐材料技术中心高管李永坤曾表示，物质创新需要企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包括资金投入和时间成本。研发费用投入自不用赘述，更难的是后者。

由于新物质的应用需要较长的检验周期，数码电池要1~2年，而对安全至上的动力电池来说，则需要5~10年。但只有通过无数次实验，材料以及电池厂商才能将完全掌握新物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这一过程中还需要两者密切合作，不断调试配方，所耗费的财力、物力、人力非一般中小规模企业能做得起的事。

此外，专利布局也一件非常费劲的事。国外锂电企业多是垄断的巨头企业，拥有百人规模的专业团队来负责专利的检索、破解、申请等，专利布局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比如在电解液组分比例上会把3%~10%范围都申请了，如此一来，后发企业就必须绕过这些比例。

东莞杉杉电解液公司总工程师丁祥欢对此深有感触，旗下团队曾好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花很大精力设计了一个结构出来，但是申请专利的时候才得知国外3年或者5年已经申请过了。”

“写专利需要的投入很大，前期要检索全国甚至全球在这方面的专利，因为申请专利时一旦有人提出问题，公示期就要延长。”天赐材料技术中心高管李永坤说到，

“如果前期检索功夫没做足就容易做无用功，而且有些时候这种情况没办法避免的。国内的专利申请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单打独斗，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么全面细致的工作。”

此外，日企的经营模式多集研发和生产于一体，与欧美3M、魁北克水力等公司专注授权、不涉生产的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也致使国内电解液企业成为日企厂商的直接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专利就是商业秘密，想得到对手的专利授权或者购买专利的难度可想而知。

据业内人士透露，日本UBE(宇部兴产)通过追究苹果侵权追踪到ATL(东莞新能源)的电解液侵权，当时ATL的电解液主要由国内两大厂家供应，最终由两家一起支付高达500万美金的和解费用。

不仅是电解液，还有隔膜核心专利也被紧紧掌握在日韩企业手上。国内两家隔膜龙头，星源和恩捷都是从LG、日本帝人手上得到了专利的授权，而星源在美销售隔膜产品还被全球干法隔膜巨头Celegard（如今被日本隔膜巨头旭化成收购）认为是专利侵权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除了负极，海外企业在锂电四大关键材料中三项上，都构筑了专利护城河。在此背景下，国内材料企业缺失核心专利话语权，就算自研成功也不能申请专利保护，只能专注于国内市场，没有授权则不能出海。

自研不足，授权来凑

对于先发者布局的专利丛林，后发者破局的办法有三，得到授权、熬过专利保护期，或者更简单粗暴一些，并购持有企业。

并购企业的方式较为直接，然而这对收购方的资金规模和资源整合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业内更为常见的方式是得到专利授权。

天赐材料曾通过技术许可方式引进了美国Dr. Novis Smith的六氟磷酸锂制造技术，建成了300吨/年的产线，解决了核心原料依赖外购的风险；德方纳米在2019年时拿到瑞士公司LiFePO4+C LICENSING AG磷酸铁锂碳包覆技术及其制作工艺授权，为产品远洋海外，铺平道路；隔膜大王恩捷也与日本帝人协定将后者持有的PVDF系溶剂型涂布材料组成相关专利，以及相分离法涂布生产工艺相关专利，独家授权给恩捷使用。

但反观专利授权方，则轻松拿下整个生产环节利润最丰厚的部分，并且这特性被美国3M演绎到极致。

正极三元材料巨头3M就是一家技术授权、生产外包的公司，有着强大的基础研发实力，是最早一批申请三元材料国际专利的公司之一，全球几乎没几家正极材料企业能与之匹敌。

原本3M的三元材料代工生产由湖南瑞翔负责，但2011年后3M停止代工，并将它的客户转移给了比利时Umicore。此后，3M公司就过起了靠专利授权获得高额利润的日子(按照行业通行做法，专利费以材料销量按照一定比例计算)，下游客户包括 LG 化学、松下、三星 SDI等电池和材料国际巨头。

这还算是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万一专利持有方就是自身的同业竞争对手，怎么办？

国内电解液公司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电解液的核心专利围绕在电解质、溶剂、添加剂三者上，其中添加剂技术壁垒高，国内不少电解液企业的添加剂都要外采。

要是这些专利掌握添加剂厂商手中，那国内电解液企业还可以向后者直接购买，但实际上大量添加剂专利掌握在海外电解液厂家手中，换言之，国内企业需要向竞争对手买材料，那对方可以卖，也可以选择不卖给你。

遇到后者，也不是没招儿，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继宏就曾指出：“专利都是具有时效性的（15-20年），短时间内不能找到突破口的话，企业可以先选择等待。”

目前业内最期待的事情之一，是2022年我国磷酸铁锂产品扬帆出海。要知道，磷酸铁锂的基础专利在2017年就过了保护期，其余的碳包覆和碳热还原专利最晚于2022年也到期，届时国内磷酸铁锂海外发展之路便会顺畅很多。

图源：中金点睛

换道超车，时机已至

不难发现，欧美日韩企业利用技术先发优势，堆砌起锂离子电池核心专利高墙，试图拦截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发展。

这些外企申请的专利多是基础性专利，是国内企业研发、生产难以绕开的专利，因此欲要打破国外技术专利丛林，国内锂电材料企业还是要靠做大做强基础创新。

除了不断加强锂离子电池基础研究外，还有一种换道超车的方法，那就是做好其他化学体系电池及其材料创新，抢先注册专利。从这一角度看，钠离子电池重要性不言而喻。

钠离子电池工作原理和锂离子电池一样，都属于摇椅式电池，电子在电解液中来回穿梭，但两者的材料体系有较大差异，只有隔膜有共同之处。换言之，国内企业可以绕过国外拥有的锂离子电池核心专利优势，在全新领域发力。

图片来源：郑伟伟，邓隽《钠离子电池专利技术分析》，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在钠离子电池领域，中国和日韩欧美企业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尽管钠离子电池的研究起源很早，但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钠离子的离子半径比锂离子半径大，导致钠离子在正负极嵌入/脱嵌阻力大，对材料结构稳定性和动力学性能方面有所影响，这也成为钠离子电池迟迟难以商用的瓶颈。

然而，作为地壳第六大丰富的元素，金属钠在地球上储量高达2.3%~2.8%，相比之下，锂元素只有0.006%，这一显著特性促使钠离子电池更适合需要大面积铺开的储能，由此才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2010年开始，学界和业界掀起钠离子电池研究热潮，往后几年钠离子电池发展SCI文章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而这次中国不仅与欧美日韩同步开始研究，甚至已经反超后者。

根据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世界专利数据库显示，中国企业在钠离子电池专利申请数量远胜过日韩、欧美企业，而锂离子电池专利申请数量前十名还是他们的天下。

数据来源：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绘制：鹿鸣财经

在钠离子电池前十排名中，宁德时代是唯一一家企业，其余6家都是学术科研型院校/机构。数据库显示，宁德时代的钠离子专利持有量排名第八，一共有47条，而在锂离子电池专利排名中，宁德时代仅位列14名，与第一名丰田拥有的专利数量相差近5倍。

在7月29日宁德时代钠离子电池发布会上，公司透露自家研发的第一代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已经达到160Wh/kg，而第二代有望达到200Wh/kg，与铁锂电池相当。

此外，钠离子电池低温性能优异，将与锂离子电池共同组装成电池包，平衡彼此的优劣势。

除了钠离子电池，还有钾离子电池、锂硫电池、固态电池等等不同电化学体系的电池，在全球新旧能源体系交替过程中，这些电池的使用场景和潜力都无穷大。

尽管过往国内锂电池企业发展受到专利约束，但电化学的世界的未知远远大于已知，唯有不断创新才能立于潮流之巅。

她年近花甲开始写作，在一个四平米的厨房里，出版第一本书时已经80岁。后来有了自己的房间，她仍在昼夜不休地写着。她这一生，养了几个孩子，直到成为祖母，仍反复操劳着。她把写作放在母亲和妻子身份之后。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那样，生活本身永远比写作更紧要。到了晚年，亲人不断远去，她回忆起家人的历史，被巨大的悲伤击中，身心几乎难以复原，“在人生接近终点时，她凝视死亡，一种横扫一切的力量向她迫近，给她带来了自由。”

写字的分量

作家杨本芬今年81岁，正儿八经的耄耋老人了。不过还蛮经得住看。她身形瘦小，童花头乌溜黑，苹果脸圆圆的，皮肤白皙，衬得眼珠很黑。她爱跟人打讲，话讲三个钟，哈气不掀，思路不乱。你若夸她哪里哪里，模样年轻，她脸上一定绽开笑，普通话掺点湖南话，推辞道，哪里咯，里子不行了噻。说着手抚头顶，作势提拔头发，探问，这是假发，你看得出吧？你若说，不用摘了，看不出咧。她便住了手，含笑的眼神游弋，露出一丝小妇人的娇气邪魅，说，谢谢你眼拙呀，谢谢你的好意。

写作的时候，她半躺在一条藏青色人造革躺椅上，双腿搬上来，放平，这样膝盖上敷的镇痛膏药和热水袋不会往下掉。靠背调成一个稳重的钝角，帮年迈的颈椎托举起脑壳。当她端起略重的9.7英寸iPad时，两边把手撑住双肘，高度刚好，因为视线穿过黑框老花眼镜，正与屏幕齐平。

她不会拼音，用手写，食指在iPad屏幕上麻利地画出笔画。高科技有时会犯傻，她拿它没办法。比如，她写一个“也”字，一横钩，系统总跳出一个箭头，“擦都擦不脱”。比如，她在空白处画来画去，还是白茫茫一片，“字就是出不来”。等到过了几天，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没画在写字板上，尽是在备忘录的空白处画。有时候有点惊险。她有篇六七万字的小说，去年写，今年改，已经竣工了的。备忘录里找不见，她皱着眉在那嘀咕，“咦，我的《女人生涯》哪去啦？”

她年近花甲开始写作，出版第一本书时80岁，如今仍昼夜不休地写着。似乎有一股不可抵挡的柔情，以及一份与这柔情冲突冲撞的不甘心，带动她的手像机器上的活塞杆那样，活跃异常。她很少感到写作劳神。当她摘下眼镜，闭目休止，往往不是因为累，而是感到痛苦，记忆让眼睛湿润，“字糊了，写不下去了”。这时候，人造革躺椅像个知心人，安静地接住她的手，皮子软而细腻，与她摩挲出一种肌肤相触的亲密感。

多年来，她，丈夫章医生，博美犬毛毛，住在江西青云谱区的老小区里。她是最活泼的，其次是毛毛。毛毛十岁了，没有结扎，每天很躁动，直立着雪白的身体，呜里哇啦乱叫，要往她小腿上攀爬，抱着蹭个没完。杨本芬吃饭，看书，刷豆瓣，只要她坐着，毛毛可能就在底下活动。她任它去，也叹息，毛毛哎，做个大龄处男，你也几多可怜。

屋子是一楼，盛夏的太阳光被窗户外面的樟树筛了一轮后，留下几只碎银子似的光斑，滚落在木质地板上。室内有些幽暗。进门是饭厅，右边是客厅，并列着藏青和灰色两条沙发，灰色沙发凹进客厅一角，用一堵短墙与饭厅隔开。如果你大意了，可能进了门，在饭桌边与杨本芬谈笑好久，蓦然回首，才发现客厅那头久久地静坐着一个老人。那是她的丈夫章医生。

章医生89岁了，失忆，不能走路，也不太能讲话，是比较明显的阿尔茨海默病。但这个词，杨本芬从没用过。有一个更直白的中国式叫法，她也不用。她把这种疾病视作一种人生的必然规律，“老了，就糊涂了”。她是个很自尊的人，把另一半的身体当做自己身体的另一半，容不得邋遢，有异味，所以照料得极其细致。天气闷热。白天，她把他睡裤里面的纸尿裤脱了，定时问他有没有尿意。可是很多时候，他也搞不准自己。摇摇头说没，真没有。好，要午睡了，来穿纸尿裤吧。裤子褪下，他尿她一手，尿液溅得裤管地板都是。接下来，可够她忙活好一阵的了。

她哪也不能去，围着这座楼房打个圈，就是常人远行的奢侈和劳累。这倒也不完全是丈夫的拖累。她自己的身体是另一个重负。三年前，她膝盖痛，碰上庸医，做了半月板微创手术，此后天天痛，越加痛。她爱热闹，渴望去领受荣誉，“与外面有文化的人聊聊书”，——她去年出版的处女作《秋园》拿了清华大学等联合举办的首届pageone文学奖，举办方邀请她去北京，与余华同桌吃饭，她好想去，票都定了，最后还是因为膝盖太痛，放弃了。同样的理由，她也婉拒了“一席”杭州演讲的邀请。

事实上，她连和小区里的老太太们做做操，都做不到了。她揉搓着膝盖，打电话给南京的二女儿章红哭，痛死我了咯，痛死我了咯。听女儿的劝，两个星期前，她找了同小区的朋友玉姐帮忙料理家务。不过有些事，玉姐也不越她的界，因为章医生用惯了她。

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章医生从客厅沙发上起身，去四五米之隔的饭桌吃饭。饭后，章医生要去四五米外的卧室午睡。两点，章医生起床，经过一个四五米，又一个四五米，坐回他的专属沙发。在这个屋子里，四五米有好多种走法。他身高一米八，她大约一米五，当他把她这根拐杖夹在腋下，半边身子便垮塌下去。两人缓慢的步态，不是走出来的，更像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式的奋力拖移。

她最爱的四五米，应该是早上八点，从饭桌到客厅沙发的那一段。灰色沙发接纳了章医生，一肘之隔的藏青色沙发正在等着她，夫妻各就其位，章医生盯着没有打开的电视机陷入漫长的冥想，而她打开iPad，打开备忘录，开始写作。她写四个小时，吃午饭，然后午睡，又写四个小时，吃晚饭。晚上睡不好，吃了两片安眠药也醒好多次，醒来了也是写作，或者回忆，——这也是写作的一部分。一天下来，能写“五六板”。一“板”是iPad一屏幕，这是她习惯使用的计量单位。

老妻

她爱写作。说起来，那感觉就像一个巫师先是为初尝巫术而惊奇，经过日积月累进一步习得巫术，巩固了那种惊奇。道术高了，境界开阔，惊奇升华为惊喜。和我谈起写作时，她迟疑着，找寻和挑拣着字词，试图用一种专业术语去描述那种惊奇，最后，激荡起来的快乐落在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到几乎平庸的表达上，“有画面感”。说完，她自己也觉得有些词不达意，又笃笃地讲，“我写的时候，眼前看见了他们，耳朵边听见了他们，你讲讲看，神不神？”

《秋园》出版一年，已经重版了九次，销售七万册。出版方“乐府文化”的总编辑涂志刚说，这是“相当了不起的畅销书，罕见地深受专业作家和普通读者的喜爱”。这本书关于她母亲的个人史，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如何被时代洪流裹挟，挣扎求生。今年，第二本书《浮木》出版了，第三本尚未命名的书，也交稿了。她正在写第四本。因为写作，这囿于家事又腿脚不便的晚年，才不至于像坐牢，才保留了一些乐趣、尊严和自由。

“搭伴还能写哟——”她悠悠地说，笑容意味深长。

她讲话，像她写的书，普通话和方言自由转换。“搭伴”，在汉语词典中的常用解释是“结伴”，“一起”，你如果问，她细细一论，原来这里是湖南方言，“搭伴”更接近“幸亏”，有关键时刻仰仗、凭依之意。当代作家韩少功是湖南人，他用汨罗方言写的小说《马桥词典》，是杨本芬非常喜欢的一本书，里面很多这样的“搭伴”。她的书架上有一本1995年版本的《马桥词典》，已经翻得开了线，提起这本书，她总是要笑的，说“有味”。

她讲起湘阴乡下那些故人迥异的思维。有个叫二宝的肚大臀肥的女人，满了四十三岁，还未生育。她相信偷来的观音菩萨更显灵，邀请杨本芬的母亲梁秋芳作陪，去庙里偷个观音菩萨回来。二宝说，我想生个细伢子都想疯了，观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供在家里，我天天敬着她，总有一天她会显灵，保佑我生个细伢子。

二宝好久冇来月经了，肚子也更大了些，梁秋芳劝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二宝表情淳朴无邪，很怕羞，她说，脱裤子的事我不做，我怕丑。梁秋芳大笑起来，你呀，你呀，么里都不懂，只晓得敬菩萨。只要留点尿就可以，要不我陪你去？

她把母亲和二宝的声音录进了《浮木》一书。她爱翻自己写的书，翻到这里哈哈笑，“怎么想出来的哟，偷个观音保佑你”。她模仿二宝的气节，换了个蛮志气的声音说，脱裤子的事我不做。她笑得眼睛黏糊了，抬起手背擦擦，末了，叹了口气，揭开故事的结局，“二宝不是怀孕，是子宫癌，几多痛苦，几多作孽。”

“作孽”作“可怜”解，这个词在她的书里出现过好多回。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能粗疏地囊括她笔下一切人的生活。虽说她的写作被归入小说类，其实每个人物都有名有姓地活过。《秋园》被归录为豆瓣2020年度作品-中国文学“虚构类”第二名，而不是“非虚构类”。她为此相当困惑。

她更愿意让你知道，她写下的，全是真的。为了无限接近真实，聚拢汽化一般消散了的人事，修复成形，呈现在你眼前，她曾做过很多的思量、比对和取舍，杜甫说的不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她与哥哥杨子恒亲情笃深。哥哥青年时长得英俊，皮肤干净，脸膛方正，络腮胡刮得青青的，有股英气。性格却是憨厚而腼腆的。他在乡村小学教书，回家时，要经过一片水田。有几次，哥哥回来，裤腿卷得老高，身上溅着泥水，原来是因为有三个车水的姑娘总爱欺侮他。听哥哥这么一说，她跟着去看。

哥哥一出现，就看见有三个姑娘野马一般从田里飚跑过来，弄得水花四溅全然不顾。她们对哥哥喊：“何里有哉好看的男子人啊（怎么有这么好看的男子啊）！通世上（全世界）都冇看过！莫走咯样（这样）快，让我们多看下子啰。”

然后怂恿着那个最小的：“老三，快去和他谈爱。你好看，配得上。”

她写作的时候，彼时情景，相隔半个世纪不止，如文物出土，一目了然。湘语山歌一般清爽而婉转的调子就在耳边响起。她学她们讲话，凭着音节在汉语中找寻最接近的字词。她觉得必须要那么讲，写“通世上”，而不是“全世界”，不是翻译为普通话，才能现出那人当时的样态。她较完劲，回头再看看，是有味。她很高兴。她从记忆中抽身而出，便有了良好的心情去照料丈夫，无怨无悔地擦屎擦尿，也像那些青春的姑娘们调戏哥哥一样，想热情洋溢地讲讲情话。她笑眯眯的，摘下老花眼镜，往灰色沙发那头凑凑身：

老章，你爱我吧？我爱你哎！

老章，我一天到晚都讲我爱你，你怎么不讲一句话呀？

章医生没有反应，有时眯着眼，有时望着眼前的空洞，总之不摆一下脑袋。毛毛会突然醒来，汪汪几声。她觉得自己写得好，几多有味，快乐的余味还未散去，便朝章医生响响地做一个飞吻。兴致再高，她会不辞劳苦地把双腿搬下沙发，走到他的身边，亲他一口，再爬上沙发继续写作。如果不是他病了，她的活动能力强过他一点，她大概亲不到他。章医生是那种严肃寡言的人，不爱跟人亲近，——她不也是人吗。那年，他们去南京给女儿带孩子。出门买菜，陌生庞大的城市，连斑马线都显得那么非同小可，让人惶恐。她主动去牵他的手，他一把甩开她，看也不看她，说，还是各走各的好。

她说他从来没正眼看过她，跟她说话，眼睛瞥向别处。她把这种冷漠视为他某方面能力的缺失，“他不会跟人对视”。当然也觉得讨厌，因为“人家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平生只提过一次她的名字，一封家信上他写，“杨本芬同志”。他叫她，是用介乎“嘿”与“喂”之间的一个音。孩子长大些，招呼她是“你妈哩你妈哩”。一辈子特意为她做的事，唯独“买了四块豆腐”。钻石婚，泱泱六十载啊，她觉得“太不可思议”。

年轻时，为了得到更多的爱或者随便叫它什么的那种好东西，她也不是没吵闹过。她端庄隐忍，也有漂亮暴躁的一面，——哪个妻子没有过血冲脑门拿头撞墙的时候呢？那是因为她对他还抱有希望，拼死也想唤起他的血性和情爱。实在没有，争得一点温情也好。现在她可不会这么干了。

比较而言，父母让她看到家庭的另一种形态，“有爱情，虽然物质生活几贫苦，但是情感生活是有的，爸爸喊妈妈，‘芳哎，芳哎’，好个亲近”。兄弟姐妹之间也有温情，“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大概也是她愿意回味，一再地想要通过写作折回那个家庭的原因。十多年前，母亲去世了。接着，哥哥也走了。《秋园》出版后，她像烧纸钱那样，烧了三本书给父亲，母亲，哥哥。“他们一生爱好文学，要是在另一个世界爸爸妈妈能看到女儿出了书，哥哥能看到妹妹写的书，该有多高兴。”

《秋园》给丈夫看，封面写着她的名字，他清醒时也不相信是她写的。手稿重达八公斤，他一页也没看过。说起来，她恨他的淡漠，可是恨的时候，她也爱着。她随时准备着起身，为他做一切事。妻子高高在上，统治着那个女作家。

经历所致，她很关注像自己一样年老的妻子。她的帮手玉姐73岁，是个身材高大的山东奶奶，银白的马尾高高扎起。她照顾患帕金森症的轮椅上的丈夫23年了。她说，我工资少拿点，一日三餐，在你家炒好，分一半送到老伴和儿子那，这样我两头都能兼顾，好不好？杨本芬同意了，说是少拿的工资，她让玉姐留着买菜。

她在朋友圈写过一些小区老太太的事，有一个74岁的李老太跟她说：

我的一生也能写本书。我母亲生活不检点，我是个私生女，下放到太原，连大人都没做就结了婚。那地方真苦啊！一年要吃五个月的红薯，受不了。我带着孩子逃到浙江，嫁了人。那人是个性亢奋，过了两年，再不脱身会被折磨死。我挺着大肚子又逃到江西。在江西找到了工作，结了婚。男人离一米远就能闻到狐臭，被熏了几十年。还好，他晓得疼我，有好吃的让我吃。结了三次婚，带大了三个孩，但没一次爱情。

我四十多岁时，一次看到他那东西，那头子分了叉，活像个开花馒头，后来我一看到开花馒头就想起那东西。阴茎癌，要割掉。他硬是舍不得，直到流脓，割了。后来又转移，那东西肿得像个西瓜，还不肯手术，拖到最后还是被铲为平地。肚子上打了个洞洞排尿，这个尿直直地朝上射，我洗了十几年的尿布。

也许只有老妻，才明白做一个老妻有多磨人，“被‘枷’住了，躲无可躲，逃无可逃”。她站在婚姻的尽头，举目四望，看见多少老妻挑起另一个人活着的负荷，安静隐忍地度日。

祖母

56岁那年，为了支持女儿继续工作，她转让了汽车配件门面，去南京带外孙女秋秋。

她把孩子看得第一重要。青年时代，她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困在家中做了十年家属（全职妈妈），心里几自卑”，但是照顾孩子极用心，细究饮食，也关注精神，她的道理很简单，“孩子哭得少，笑得多，就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她不给孩子哭的机会，就必须花费更多精力逗孩子。比如带外孙女，孩子有点困了，她把孩子驮在背上，一边颠着，一边唱歌，儿歌民歌唱完了，孩子还没睡着，她又细声把《国歌》《国际歌》唱了几轮。孩子入了睡，她担心孩子忽然醒了，房间里看不见大人，要哭的。她守在那房间，守着孩子睡觉。卧室没有书桌的余地。她蹲在床头柜那里写作。

做外婆，也是做母亲，带孩子和做家务不区分，她一手都管了。四平米的厨房，她的小矮凳和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与水池、灶台和冰箱这些硕大稳固的东西争抢空间，好多次被挤到边角里。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洗净的青菜晾在一旁，等汤煮沸的间隙，她伏身在凳子上，让手中的笔在纸上飞快移动。在南京，她不认识什么人，却没有觉得孤独，因为写作，“消失了的人与事纷至沓来……书写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

她写的是父母一家人和自己的幼年。那一年，母亲去世了，“我被巨大的悲伤击中，身心几乎难以复原”。在异乡，远离了同胞兄弟，她的悲伤不能被理解。婚姻里竖起高墙，她也不好倾诉。而手上那支笔能容纳她的哀戚，思考，絮语。她也感到写的迫切：逝者如斯，如果不由她来记下些什么，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痕迹就会迅速被抹去，她们母女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就什么都不算，由冷酷的死神一笔勾销。

年近六十，开始写作（所幸多年的阅读也培养了她写作的能力）。没有发表或出版的企盼，也没有成为作家的雄心。她领受着纯粹由写作过程本身带来的奖赏。她的稿纸连本子都称不上。是出版社上班的女儿废弃不用的制版纸张，零碎，毛躁，上面印着“日本小学馆”“世界文化遗产”等字样。写完一沓，拿棉线一缝。她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重写《秋园》的故事，黄土色的纸张，被黑色的笔犁过一遍，又被蓝色的笔镐过一遍。后来，出于好奇，她称过它们的重量，——足足16斤。

女儿帮她上传到天涯社区，二十年后被发现，《秋园》出版，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她看来，这是长寿难得地给她带来的好处，“要不是活得长，也看不到出书——”

她把外孙女带到上幼儿园，儿媳妇即将临盆，催她回南昌做奶奶。儿子儿媳也都是有工作的人，孙女晗晗也由她一手带大。

回南昌后，她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十平米左右，阳光通透，从弧形窗台上照进来，把她的铁海棠养得生机而妩媚，碧绿的圆叶中缀着红。靠墙有一条矮小的长沙发，可坐可卧，现在，因为膝盖、视力和体力受限，她看书半卧的时候多。一面墙是书架，以小说居多，细翻翻才会发现，这真是“祖母的书架”：比如时代特点，1958年出版的杨沫的《青春之歌》，是以抗日为背景的。比如书的版本，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本，《基督山伯爵》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本，等等。

她爱看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时还习惯译为吴尔夫。但这不妨碍她与年轻一代拥有共同语言。饭后，她会拿着手机刷看豆瓣，了解读者对《秋园》和《浮木》的评价。《秋园》豆瓣短评有近七千条，她“每一条都看过了”。有个名叫“世小月”的读者引用伍尔夫的段落评价《浮木》，她戴着老花眼镜，饶有兴味的，把这自己熟悉的字句念诵了两遍：

等我们越过弥尔顿的亡灵，再也没有人能遮挡我们的视线；等我们面对现实，因为这就是现实，我们没有臂膀可以依靠，只能自己前进，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和真实世界的关系。

不过，就写作而论，长久以来，离她状态更近的也许是简·奥斯汀，而不是“不恨任何男人也不用取悦任何男人”的伍尔夫。如伍尔夫所言，简·奥斯汀“她没有自己的书房，她写得很小心，防止这项事业被仆人、客人或者其他非家庭成员发现；简·奥斯汀一辈子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作”。

《浮木》是在回南昌之后，带孙女晗晗的同时写的。

她学会了打字，花五百块钱买了台式电脑，那种“背后有个坨坨的”。母亲的照片贴在电脑旁边，她就在母亲柔和的注视中写作。她爱和母亲面对面。全家福的照片，贴在她身后的墙上。孙女的大寸照片也在她身后，可以说是颁给她的一个奖状，孙女已经是个软件工程师了。她养育的孩子，包括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和少年的三个儿女，个个都考上了好大学。

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不意味着写作在她生活中有了更高的地位。它依然是排在家庭需要之后的。写作是她的一部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比家庭其他成员更重要。这也许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她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弃之毫不可惜。离开南京时，行李箱被日用品占满，所以手稿大多放弃，只带了薄薄一叠纸。台式机太占地方，让家里显得不空爽整洁，家人说，卖了吧。不到一百块，她就卖了，连同写下的好多文字。

——有十来万字吗？

“那可不止。”她微笑着说，“写完的，半途而废的，好多好多咧。”

你若替她可惜，她也只是抿着嘴笑一下，那样子，好像她写过了，便领受过了写作的美妙，哪好意思还要更多；也好像她失去过太多东西，和失去亲人相比，失去这点写作的灰烬，丝毫不值一提。书出了，她也没因此就受到激励，去想扬名、不朽那些事儿。她孜孜不倦地写，那态势几乎让你迷茫，让你想到人的活着：哪怕活的尽头是死，多少人也要孜孜不倦地活，似乎活着的过程即目的，活着的目的即过程。

她给感情至深的哥哥写了一篇小传，收录在《浮木》。她写道：“人生之难，并非全是吃饭穿衣和日常开支，精神生活也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当你的亲人一个一个离开你时，那刻骨铭心、椎心泣血的难受使人恍惚不知所措。”

她这一生，不管处在什么阶段，从来没有放弃过个人的精神生活。对情感和智识生活的追求，她始终是热忱和深情的。之前，她反反复复地阅读着，现在，她孜孜不倦地写着。她的这股欲望，从未因食不果腹、孤立无援而停息过，废弃过。

人生不得解

在女儿章红的记忆中，母亲是个特别勤快的家庭主妇。那时候，父亲泡在医院里，家务繁难而沉重，种菜、劈柴、烧水、做饭、洗衣，什么都靠母亲那双手。她的手深夜也歇不下，三个孩子和夫妻两个，身上穿的，都是她那双手做出来的。然而，只要听说铜鼓县城哪户人家有书，她就跑过去，跟人家说，我给你做衣服鞋子，不要钱，你的书借我看看咯？有次人家催得急，她又爱不释手，熬两个通宵把一本小说抄下来。这样，她把找得到的“西方名著”读完了。

她习得的也不是翻译体，比如，她以前也背得《古文观止》里的篇目。她的作品，首先是靠“汉语语言”打动出版人。涂志刚说她的文本，“有异质性，表现出极强的感受力和粗粝的生命力。语言朴素而高贵，与流行的文学语言很不一样。”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她认为自己关键时刻“总是运命不好”：17岁考上中专，从湘阴乡下跑到岳阳求学，离毕业只有三个月，学校倒闭了。没有毕业证，找不到工作。她远行的本意是自立，为饥困中的父母分忧，可不能铩羽而归。于是又只身跑到江西，入读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大学，却被选中下放农村。她苦恼极了，还想读书，因为“我背井离乡，跑到江西，不是为了做农民的”。

走投无路后，朋友介绍一个医生给她认识，医生大她七岁，“蛮帅，爱穿好衣裤，蛮潇洒飘逸的一个男人”，她对他一见钟情。他向她求婚，她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送我读书。”对方答应，她便嫁了。

在弟弟杨宽的回忆中，读书在姐姐心中至为重要。姐姐从小就是那种为读书可以拼命的人，大雪天里，没鞋子穿，赤着双脚跑十几里山路，也一定要去上学。她十多岁才进学堂，而这机会也是在家庭极贫困而她又极孝顺父母的冲突中，狠狠心争取来的。她在家“看到同村的女孩子都读完小学了，急得要发疯”。母亲说，不是不愿意送她上学，而是如今连饭都吃不饱，如果没有她在家照顾弟妹，做家务，妈妈就挣不得小学的那份收入，日子就没法过下去。

她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的求知欲即使受到无穷尽的挫折，还是要想方设法寻得一点实现的机会。等到从女儿长成妻子，母亲，又长成祖母，这求知的欲望也长得更坚韧了。

在亲人离世、丈夫得病、儿女各自成家等一系列引发个人情感生活不断塌缩的过程中，智识反而得到比以往更多的生长空间，蓬蓬勃勃，几乎引领了她的整个世界。

她第三本书、第四本书的写作，显得更加自由，无所畏惧，在由直觉自发的写作向具有文学抱负的写作转变。在涂志刚看来，“她的写作变得勇敢，是因为她在趋向自由。在人生接近终点时，她凝视死亡，一种横扫一切的力量向她迫近，给她带来了自由。”

说起来，她还能写，所以对死神没有期待之心。她也不怕死。她大概三十岁就不怕死了。她觉得，婚姻里的冷漠让她的精神受折磨，“我跪着祈天，老天爷啊，得癌症得我啊，让我得十种癌症啊。大年初一我就跪在窗户底下这样拜。那时真的想死，可是老天爷不收，也不能寻死。”她说起死来，毫不修饰，也无哀戚神色，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很多老人，对死亡抱着敏感疑惧的复杂情感。她几乎有点好奇，“父母哥哥能见到是好的，恐怕是见不到。”

她现在在写的，试图厘清一个疑惑，“这60年的钻石婚怎么来的？他总要有点好的，才会让我不断去原谅，继续走下去吧？”他的好，她的原谅，都在于，他确实是个好父亲。他对孩子们负责，不打骂孩子，孩子们也喜欢他。她是把“妻子”的幸福放在“母亲”的职责之后的。写作让她变得冷静，帮助她平静，“对他没有那么恨了”。

第三本书，出版社起了个名字，《我本芬芳》，大家都觉得好。她觉得不好，一是太张扬自信了，不合她的个性；二是句式太确定，不合她此时的心态。拖了数月，好像婴儿赶着上户口本了，可名字还没定。涂志刚去看她，她还是摇摇头，拿笔在纸上写了个大而黑的“惑”。

“不如叫《解惑》。”

什么意思？

“活到八十多，感到人生不得解啊！我还在写，还在解惑。”

八十多了，每天把失忆、失语、失去行动能力的丈夫带在身边，像带出生几个月的男婴，她会为没有得到一份爱情而失落，觉得“这一生真不抵（不值）”。她的记忆力极其强健而细微，在写作中回想和复现这固若金汤的钻石婚里无数的光点光斑，用得最多的感叹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想寻得对人类生活多一点的理解。比如，她和丈夫以前打冷战，一个屋檐下起居饮食，月余冇讲一句话，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究竟有几多深的恨？恨如何消解，爱如何生发？

“以前有个邻居，她男人长得高大，好帅，她自己蛮矮，不么里好看。不像我们爱生闷气，他两个老是打架。我估计她男人还是不么里喜欢她。打起来哟，他提起她，抓鸡一样，往门外一丢。有次我出门正好看见了。第二天，那女人见到我，怕丢脸一样，讲，小杨小杨，哎，昨天我男人打得我哟。我也唉唉叹气。女人讲，小杨哎，人家不跟我睡一头，要分两头咯。我劝她，分两头就分两头，别计较咯。那女人讲了，是咯，唉，摸到他个脚我心里都舒服嗒。”

她重复那女人的话，“摸到他个脚我心里都舒服嗒”，作何解？

为了让出版方千万丢弃那种表达上自信无疑的标题，她讲了一个事情，意思是，她写的，是她自己活过的日子，只能代表她的感受和体悟。

几年前，丈夫还很清醒的时候，她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过一世吗？

丈夫说，不愿意。

她听了，觉得好不可思议，心想，我为你做了那么多，我为这个家庭做了那么多。“我又能做，又能吃苦，性格也好，特别能够体贴他，我觉得我这样的女人是怎么爱也不为过。但是我没得到过，（他）连一杯水也没倒给我喝过。”

两个人都这么老了，说不定今晚睡下明早就天各一方。她叹息又叹息，对丈夫的回答很不甘心，似乎一定要争得一个盖棺定论。她跟丈夫说，你再仔细想一想哦，等下我再来问你。

过了一会儿，她又跑到丈夫身边，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过吗？

丈夫不笑，不看她，说，我不愿意。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17日消息，全球最大童装DTC品牌PatPat宣布完成软银愿景独家投资的1.6亿美元D2轮融资，指数资本继续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此次融资距离上一轮巨额融资仅过了一个月时间。今年7月19日，PatPat刚刚宣布完成5.1亿美元C轮系列、D轮系列融资，股东方包括DST Global、SIG海纳亚洲、今日资本、泛大西洋资本（General Atlantic）、GGV纪源资本、Ocean Link、渶策资本等众多一线机构。

资料显示，2014年，PatPat成立于美国硅谷，从童装切入，致力于打造全球母婴家庭消费场景品牌。截至目前，PatPat用户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童装DTC品牌、全球增长最快的童装品牌。

随着80后、90后一代成为线上母婴行业的消费主力，她们所注重的个性、品质、颜值、IP等关键词已成为童装消费市场及品牌的未来增长点。PatPat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牢牢占领目标消费者心智，在美国所有童装品牌中，位居用户推荐指数排名第一。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20日消息，新中式快餐连锁品牌「猪角」宣布完成由不惑创投领投、锅圈战投跟投A轮融资，融资金额为1.5亿元人民币。

猪角公司于2016年成立于福建省厦门市，主要从事餐饮创新供应链的研发、生产加工、配送及销售，旗下运营的“猪角”连锁快餐， 以“猪脚饭”作为招牌主打品类切入中式快餐市场，当天现卤，皮糯Q弹，入口即化，口碑爆棚。市场存量的 “闽南猪脚饭”夫妻店在华南地区数以万计，这一品类老少皆宜，拥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猪角目前已经已经遍布厦门、福州、泉州、深圳、广州、上海、杭州，武汉，郑州，西安，青岛，海口，南宁等地，门店数量超过300家，成为这一品类中最大的连锁品牌。公司预计2021年门店数量超过500家，2022年过千家。

猪角公司非常重视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产品能力极强，夯实的供应链能力为门店的快速拓展提供强大的保障，旗下自有工厂已完成自动化生产线升级，保证供应链的稳定、标准化输出，对人工的依赖越来越低。对门店进行统一采购、统一加工生产、统一配送、统一管理，通过中央工厂对食材进行预加工，削减门店的人工成本和后厨面积，简化烹饪程序。猪角新工厂投入一个完整的预制菜生产车间，配合新一代预制菜研发及生产。

本轮公司引入不惑创投、以及锅圈投资，其即将推出的预制菜产品与锅圈在战略布局上具有高度的战略协同效应，可以借助锅圈全国7000家火锅烧烤食材连锁门店销售。

猪角核心创始团队拥有16年餐饮行业经验及15年五星级酒店餐品研发经验，18年麦当劳及金钱豹营运高管经验，精通厨房管理和各菜式烹饪技术，熟悉中央厨房和食品标准化管理，擅长品牌建设管理、运营模式创新、市场推广及门店运营拓展。

猪角创始人薛海明表示：“猪角品牌从创立之初，就秉承以人为本，以客为尊，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理念，以好食材做出好味道，为顾客提供健康，安全，美味，快速的餐饮为己任，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和喜爱，快速占领市场。

未来我们仍将继续在高标准可复制化的快餐赛道继续深化，拓展门店数，提升市场占有率，成为全国知名餐饮品牌。同时以高品质，高还原度的预制菜产品抢占新兴的家庭市场，提升市场份额，增加公司利润。相信猪角一定是前途远大，未来可期！”

不惑创投投资团队表示：“猪角公司的产品以刚需品类切入市场，做到了真正的极致的口碑产品，成为猪脚饭的品类代名词。猪角连锁的产品SKU很少，供应链独特性和规模效应显著，前端门店运营效率人效、坪效数据优秀，另外猪角旗下成品菜的产品研发也超越了用户预期，非常值得期待。不惑创投高度看好公司成为新中式快餐的领导品牌，成为中国人自己的麦当劳集团、及百胜集团。”

锅圈供应链联合创始人安浩磊表示：“猪角饭”是当下“创新供应链零售化”、“餐饮食品工业化”的一个代表，不论是其内容端一一预制菜，还是其渠道一一门店，都与锅圈有着很强战略协同价值！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23日消息，投资界获悉，华为旗下深圳哈勃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21年8月18日完成对深圳竹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竹云”）的战略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5556万人民币增至5694万人民币。

据悉，此次华为战投竹云实现深度合作，竹云将结合公司发展目标持续用于身份云服务、数字政府、工业互联网安全、物联网、车联网等创新应用场景的产品研发迭代，以及协同华为在云生态领域应用场景中的技术创新。

资料显示，竹云是专注于身份管理和访问控制（IAM）及云应用安全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据了解，竹云在IAM领域深耕多年，在技术、产品力、行业经验、团队、头部客户案例、品牌等处于行业领先。公司旗下核心产品支持线下、公有云、混合云部署场景，高效融合各类新技术应用，为组织打造集不同用户、应用、流程、数据、设备等数字资产一体化的数字生态安全共享系统。

其中，IAM平台管理面向内部用户、合作伙伴、外部用户等不同维度用户的数字身份、权限管理和动态化访问控制。公司拥有从底层代码开发、自主可控的国产化技术，作为率先将IAM理念与自主研发产品在中国推广落地、专注深耕的信息科技企业，已在众多大型客户场景中得到历练和验证。

此外，竹云IAM技术在智慧城市和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应用创新成果入选工信部2020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名录，荣获金湾奖暨2019粤港澳大湾区十大卓越创新力企业奖、中央企业网络安全与工业互联网十佳解决方案第一名、金融科技安全以及全球身份管理创新服务等行业重要奖项，同时入选IDC 2021 中国零信任之身份识别与访问管理技术-创新者。

作为全球领先的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华为拥有开放、灵活、安全的端管云协同的ICT基础设施平台，在智慧城市、公共安全、智能交通等领域有着广泛布局。数字化时代下，随着5G、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指数级增长的物联网设备、数字化平台、智能应用以及外部连接等，信息资产的价值攀升和数据合规要求趋紧，加速IAM技术创新和市场的快速发展。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24日消息，深圳异元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异元换电”）完成5000万元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国内顶级动力电池厂商和山西龙头能源集团所签署的5000万天使战略投资，投后估值10亿元人民币，并与比克电池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据悉，异元换电创始人李嘉林来自于河北任丘，早期从事商业地产投资。李嘉林表示，本轮融资资金将用于换电站建设、市场推广及换电车型研发等方面，且新一轮的融资已经开始推进。未来5年计划在国内落地10万辆新能源换电汽车和重点区域布局3000座换电站，为国家2025年新能源汽车目标和国家3060双碳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异元换电是一家以新能源换电汽车生产、换电站以及“三电”技术研发、制造和运营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公司以新能源换电车的设计和销售、电池的制造和租赁、换电站的建设和运营为主营业务，为客户提供整车、电池、换电站以及运营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

异元换电是国内一站换多车技术的开创者，也是目前唯一能将技术大面积应用落地的持有者，单个站点可以覆盖多种车型和车系。目前拥有超七款具备完整知识产权专利的新能源换电车型，造价超过4亿元，涵盖了物流车、出租车、网约车、城市SUV、皮卡、轻型客车、两厢轿车等。

截止目前，异元换电拥有200余人的团队规模，已在福建省内落地运营1000多辆网约车及10座换电站，全国业务已开展达成超7个地区共计11000部车辆的购买及50多座换电站建设合作，总货值营收超过15亿元。除此之外，李嘉林表示异元换电还与国内最大物流园普洛斯和雄安新区开展了业务合作，未来将在央企物流园和雄安区内提供智慧换电的能源服务，并设立全国园区换电示范案例基地。

第32届金曲奖揭晓，可惜观者寥寥。曾被视为两岸三地音乐盛事的金曲奖，如今越来越像台湾音乐人的圈地自萌。就连内地歌手谭维维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都没能为其带去更多内地网友的关注。

难为音乐博主耳帝当晚还全程直播，但大部分奖项的评转数不过几百。倒是颁奖嘉宾陈珊妮一席“现场科普何谓音乐制作人”的感言意外拿下1.3万转发，成为金曲奖之夜的流量担当。

或许你并不知道陈珊妮曾拿下过最佳专辑、最佳女歌手、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组合等多个重磅奖项。但你一定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听过她操刀的歌：90年代张信哲《想你的夜》、林晓培的《烦》；千禧年伟仔的《花样年华》、谢霆锋的《香水》；还有周笔畅的《密友》、王心凌的《心灵的冒险》等一系列热歌。

而即使这些歌你都耳熟能详，却仍旧不知道作为制作人的她，在这些金曲诞生的过程中做了什么。

陈珊妮的发言之所以引起共鸣，归根结底还是那个老生常谈：华语乐坛的金曲去哪儿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找出过很多“大”答案：短视频的媚俗、资本的绑架、饭圈的盲目、音乐人的迎合……

现在，我们有一个更加具体到生产环节的解题思路了：是否因为音乐制作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才导致金曲的断层？

音乐的产品经理

陈珊妮在金曲奖上用了大约120秒来阐述“音乐制作人”这个职业，简单概括就是：定调子与做决定。

定调子，就是决定一张专辑的定位。专辑不是单摆浮搁地选择十首歌凑在一起，而是需要音乐制作人先带着歌手决定“这一次的专辑我们要做什么主题”。不过，在如今歌手以发单曲维持曝光的现状下，“定调子”的重要性比过去更难被感知。

做决定，则多是一些更琐碎的工作。决定了专辑的主题后，制作人要在收到的上百首甚至更多歌曲中，选出符合主题的歌曲推动制作；决定编曲和录音推进到什么程度算是完成。像陈珊妮所说，要平衡唱片公司的期望与乐手的梦想；决定是用直立式还是平台钢琴；在所有人踟蹰不定时说，“你可以”。

这两件事贯穿于音乐制作人工作的始终，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张拥有整体概念、十首歌曲看似独立又遵从着起承转合的专辑。它有向商业妥协、剑指热门歌曲的部分，也有略带实验性、突出歌手风格化的内容。

当然，制作人与歌手之间的合作关系久，在制作中担任的职能就会更多。有些制作人会揽过编曲混音工作，比如张亚东；也有的制作人甚至会身兼经纪人的工作。

优秀的音乐制作人是可以成就伟大的歌手的。Goldplay如果没有Brian Eno，就不会有《Viva La Vida》这张传奇专辑（当然酷玩也因此被开除出摇滚行列）；王菲在1996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浮躁》，如果没有张亚东以“自由自在”为整体概念凸显王菲特质，恐怕天后之路也不会走得这样顺遂。

歌手是艺术家，唱片公司是商人，音乐制作人就是混合体。他既要知道大众的喜好是什么，又必须了解歌手的个人特质是什么，在通俗流行旋律上融合歌手的色彩，使其变成“某某的金曲”。

不喜欢王菲的人总会说，王菲不过是the cranberries女主唱Dolores的汉化版。但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受英伦摇滚影响、模仿Dolores的人那么多，唯独王菲唱出了属于她的风格。这离不开包括张亚东在内的音乐制作人们，对王菲个人特质及声音机能的挖掘。好的音乐制作人，或许比歌手更懂“ta是谁”。

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在20年前流行的金曲各有各的风格，而不似今天抖音神曲的千篇一律。你知道唱《黑色柳丁》的只能是陶医生、《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是周杰伦，《唯一》独属于王力宏，梁式情歌只有梁静茹能演绎，把情歌唱出荡气回肠味道的是孙燕姿。

对于职业音乐制作人，尤其是那一批金字塔尖的制作人如包氏兄弟、罗大佑、小虫们而言，身处行业多年，把控大众的喜好并不难。周杰伦当年为何第一张专辑就能一炮而红，除了与吴宗宪的提携、自身的才华有关，也与他入行前曾为多位歌手担任制作人，对大众审美有掌控力相关。

金曲是怎样消失的

为什么拥有大量粉丝的流量歌手们的新歌越来越让人听不懂？而短视频平台的各类神曲，又总被斥为“大俗歌”，过气的速度快过流行？音乐制作人的缺位，正是造成这种怪象的原因之一。

目前多数流量歌手的新歌或由歌手本人操刀，或由海外团队制作。总之，强调原创、强调高规格。

周杰伦的出现对华语乐坛的影响可能比想象中更深远。在周杰伦之后，歌手尤其是听着周杰伦音乐长大的新生代歌手们，对于“创作”的执念深入骨髓。倒也可以理解，流量歌手本就被贴上了太多标签，亲自操刀专辑是种证明自己的方式。但多数流量歌手确实不懂人民群众。

这批流量歌手多有过海外务工经历或受训于脱胎韩系练习生模式的国内公司，他们的音乐素养及对音乐的理解是绝对要高于普通人的，但却没有音乐制作人那种糅合流行与艺术的能力，对大众口味又缺乏长期观察，导致新歌是够前沿够尖端了，在大众市场却流行不起来。

包括日韩在内，亚洲国家对欧美音乐市场都有种痴迷般地向往，这种向往也反映在流量歌手乐于与海外制作团队合作这一点上。

诚如前文所说，音乐制作人是要对市场有长期观察，对受众喜好有精准把控，才有可能催生金曲。而海外制作团队交付的作品，往往是以“创作屋”形式诞生的行活儿。

这种多人参与即为“创作屋”模式

所谓“创作屋”是这几年欧美兴起的新制作模式，十几个制作人凑在一起，你写副歌、我做编曲、他写第一段落的前几个小节、她负责音色把控等等。

这种模式保证了产出速度，但要求歌手对camp有强话语权及把控力，能准确告诉创作屋的制作人我要什么不要什么，否则就是谁都能唱、听着都差不多的行活儿。加之海外制作团队对中国市场缺乏长期观察，定调这件事最后又落回歌手身上。

流量歌手的歌曲，在艺术性上或许有保证，但因对大众口味不够理解缺了大流行的可能；而抖音神曲等短视频平台歌曲，靠着中毒旋律形成短时间内的传播，却又少了艺术性而沦为听后即忘的“大俗歌”。

抖音歌曲排行榜也好、酷狗500也罢，如果你不是这类平台的长期用户，打开榜单时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世界。TOP歌手的名字令人陌生，那些播放量上百万甚至千万的歌曲听来都是似曾相识。

“人人都有权发声”，音乐平台如是说，也确实在推动这件事。多种制作工具的出现、推荐算法的优化，使得歌手不必再像过去一样要先叩开唱片公司的大门才有机会走向市场，一台电脑甚至一部手机，就可能产出一首歌曲。

“不懂乐理也能唱歌”，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正在变成现实。热门歌曲演唱者背后的公司从传统唱片公司变成了MCN机构，机构通过抓取数据获悉什么样的旋律和歌词最洗脑，而后加以糅合投入市场。

短视频平台上的歌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歌手，更像是MCN机构选择的“工具人”。一首歌曲的走红时间只有几秒钟，如果不能红就换下一首，不会再有人去琢磨歌手的声音适合什么样的旋律与作品，甚至音乐制作人都不再被需要了。

谁是罪魁祸首

重新重视音乐制作人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吗？很遗憾，金曲匮乏、Top歌手发片间隔越来越长，可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音乐制作人被忽视不假，可当年那些金牌制作人也并未集体退出江湖，其中不少人仍保持着与歌手的长期合作，金曲却不见踪影。即使是周董，《说好不哭》的传唱度也难与他几十年前的《七里香》《听妈妈的话》等作品相提并论。

归根结底，是大众的音乐欣赏方式发生了变化。金曲之所以被念念不忘，除了好听还因为它承载着情感。

千禧年前后，娱乐手段相对匮乏，听歌成为人们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一张专辑被反反复复听上几遍甚至几十遍再正常不过，听多了自然能咂摸出“歌好在哪里”。尤其对于学生，听歌几乎是课余唯一的消遣。

千禧年后，家用电脑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衍生出了更丰富的文娱产品，这些产品在不断分散着人们的注意力，留给音乐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

以前人们会留出一个下午甚至一天去反反复复地欣赏一张专辑，拿着歌词本逐字逐句地学唱，音乐参与了人们的生活。现在音乐更像是一种背景音，是通勤路上，在微信、QQ等即时通信工具以及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的夹击之下的BGM。

认真欣赏和随便听听，哪个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不言而喻。也正因为欣赏方式的改变，创作者追求以简单粗暴的中毒旋律在极短时间内抓住听众，甚至不惜牺牲艺术性。

在过去，歌手需要通过唱片公司才能走向市场，这本身就是对大众审美的一种引导。“你以为你选择了听某位歌手的歌，其实你的选择是经过唱片公司刻意筛选后的结果。”经过唱片公司经年累月的筛选，音乐审美无形中被调教着，音乐制作人在把控大众审美时已经有所预判。

如今唱片公司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人人都可以做歌手，音乐不再是经过精英筛选后投向市场的产物。即使是富有经验的音乐制作人，也很难调和如此繁杂的大众口味。

面对这一系列变化，失势的唱片公司靠着版权收入仍旧过得滋润，也不急于或者并没有什么办法夺回话语权；而掌握着流量密码的新兴平台，则缺乏音乐专业知识的积累及人才，任由神曲大行其道，甚至把“不通乐理也会走红”作为宣传上的亮点。

事实上，不止华语乐坛追求短平快缺乏耐心，全球乐坛都是如此。Billboard 200也同样出现了热门歌曲听起来都似曾相识的情况。

就好像自媒体崛起，导致“老编辑”消失一样，音乐制作人的缺位与金曲消亡，只是问题的表象。更深层次是媒介的变迁，而身处其中的从业者们，在变化来临时还没能找到新旧结合的方法。

但看多了震惊体的读者，终归会想起当年深度报道的好处。多给乐坛一点耐心与时间，金曲回归也未可知。起码看今年几档原创音综，虽不算火爆，观其创作也足让人感慨后生可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