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年近花甲开始写作，在一个四平米的厨房里，出版第一本书时已经80岁。后来有了自己的房间，她仍在昼夜不休地写着。她这一生，养了几个孩子，直到成为祖母，仍反复操劳着。她把写作放在母亲和妻子身份之后。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那样，生活本身永远比写作更紧要。到了晚年，亲人不断远去，她回忆起家人的历史，被巨大的悲伤击中，身心几乎难以复原，“在人生接近终点时，她凝视死亡，一种横扫一切的力量向她迫近，给她带来了自由。”
写字的分量
作家杨本芬今年81岁，正儿八经的耄耋老人了。不过还蛮经得住看。她身形瘦小，童花头乌溜黑，苹果脸圆圆的，皮肤白皙，衬得眼珠很黑。她爱跟人打讲，话讲三个钟，哈气不掀，思路不乱。你若夸她哪里哪里，模样年轻，她脸上一定绽开笑，普通话掺点湖南话，推辞道，哪里咯，里子不行了噻。说着手抚头顶，作势提拔头发，探问，这是假发，你看得出吧？你若说，不用摘了，看不出咧。她便住了手，含笑的眼神游弋，露出一丝小妇人的娇气邪魅，说，谢谢你眼拙呀，谢谢你的好意。
写作的时候，她半躺在一条藏青色人造革躺椅上，双腿搬上来，放平，这样膝盖上敷的镇痛膏药和热水袋不会往下掉。靠背调成一个稳重的钝角，帮年迈的颈椎托举起脑壳。当她端起略重的9.7英寸iPad时，两边把手撑住双肘，高度刚好，因为视线穿过黑框老花眼镜，正与屏幕齐平。
她不会拼音，用手写，食指在iPad屏幕上麻利地画出笔画。高科技有时会犯傻，她拿它没办法。比如，她写一个“也”字，一横钩，系统总跳出一个箭头，“擦都擦不脱”。比如，她在空白处画来画去，还是白茫茫一片，“字就是出不来”。等到过了几天，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没画在写字板上，尽是在备忘录的空白处画。有时候有点惊险。她有篇六七万字的小说，去年写，今年改，已经竣工了的。备忘录里找不见，她皱着眉在那嘀咕，“咦，我的《女人生涯》哪去啦？”
她年近花甲开始写作，出版第一本书时80岁，如今仍昼夜不休地写着。似乎有一股不可抵挡的柔情，以及一份与这柔情冲突冲撞的不甘心，带动她的手像机器上的活塞杆那样，活跃异常。她很少感到写作劳神。当她摘下眼镜，闭目休止，往往不是因为累，而是感到痛苦，记忆让眼睛湿润，“字糊了，写不下去了”。这时候，人造革躺椅像个知心人，安静地接住她的手，皮子软而细腻，与她摩挲出一种肌肤相触的亲密感。
多年来，她，丈夫章医生，博美犬毛毛，住在江西青云谱区的老小区里。她是最活泼的，其次是毛毛。毛毛十岁了，没有结扎，每天很躁动，直立着雪白的身体，呜里哇啦乱叫，要往她小腿上攀爬，抱着蹭个没完。杨本芬吃饭，看书，刷豆瓣，只要她坐着，毛毛可能就在底下活动。她任它去，也叹息，毛毛哎，做个大龄处男，你也几多可怜。
屋子是一楼，盛夏的太阳光被窗户外面的樟树筛了一轮后，留下几只碎银子似的光斑，滚落在木质地板上。室内有些幽暗。进门是饭厅，右边是客厅，并列着藏青和灰色两条沙发，灰色沙发凹进客厅一角，用一堵短墙与饭厅隔开。如果你大意了，可能进了门，在饭桌边与杨本芬谈笑好久，蓦然回首，才发现客厅那头久久地静坐着一个老人。那是她的丈夫章医生。
章医生89岁了，失忆，不能走路，也不太能讲话，是比较明显的阿尔茨海默病。但这个词，杨本芬从没用过。有一个更直白的中国式叫法，她也不用。她把这种疾病视作一种人生的必然规律，“老了，就糊涂了”。她是个很自尊的人，把另一半的身体当做自己身体的另一半，容不得邋遢，有异味，所以照料得极其细致。天气闷热。白天，她把他睡裤里面的纸尿裤脱了，定时问他有没有尿意。可是很多时候，他也搞不准自己。摇摇头说没，真没有。好，要午睡了，来穿纸尿裤吧。裤子褪下，他尿她一手，尿液溅得裤管地板都是。接下来，可够她忙活好一阵的了。
她哪也不能去，围着这座楼房打个圈，就是常人远行的奢侈和劳累。这倒也不完全是丈夫的拖累。她自己的身体是另一个重负。三年前，她膝盖痛，碰上庸医，做了半月板微创手术，此后天天痛，越加痛。她爱热闹，渴望去领受荣誉，“与外面有文化的人聊聊书”，——她去年出版的处女作《秋园》拿了清华大学等联合举办的首届pageone文学奖，举办方邀请她去北京，与余华同桌吃饭，她好想去，票都定了，最后还是因为膝盖太痛，放弃了。同样的理由，她也婉拒了“一席”杭州演讲的邀请。
事实上，她连和小区里的老太太们做做操，都做不到了。她揉搓着膝盖，打电话给南京的二女儿章红哭，痛死我了咯，痛死我了咯。听女儿的劝，两个星期前，她找了同小区的朋友玉姐帮忙料理家务。不过有些事，玉姐也不越她的界，因为章医生用惯了她。
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章医生从客厅沙发上起身，去四五米之隔的饭桌吃饭。饭后，章医生要去四五米外的卧室午睡。两点，章医生起床，经过一个四五米，又一个四五米，坐回他的专属沙发。在这个屋子里，四五米有好多种走法。他身高一米八，她大约一米五，当他把她这根拐杖夹在腋下，半边身子便垮塌下去。两人缓慢的步态，不是走出来的，更像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式的奋力拖移。
她最爱的四五米，应该是早上八点，从饭桌到客厅沙发的那一段。灰色沙发接纳了章医生，一肘之隔的藏青色沙发正在等着她，夫妻各就其位，章医生盯着没有打开的电视机陷入漫长的冥想，而她打开iPad，打开备忘录，开始写作。她写四个小时，吃午饭，然后午睡，又写四个小时，吃晚饭。晚上睡不好，吃了两片安眠药也醒好多次，醒来了也是写作，或者回忆，——这也是写作的一部分。一天下来，能写“五六板”。一“板”是iPad一屏幕，这是她习惯使用的计量单位。
老妻
她爱写作。说起来，那感觉就像一个巫师先是为初尝巫术而惊奇，经过日积月累进一步习得巫术，巩固了那种惊奇。道术高了，境界开阔，惊奇升华为惊喜。和我谈起写作时，她迟疑着，找寻和挑拣着字词，试图用一种专业术语去描述那种惊奇，最后，激荡起来的快乐落在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到几乎平庸的表达上，“有画面感”。说完，她自己也觉得有些词不达意，又笃笃地讲，“我写的时候，眼前看见了他们，耳朵边听见了他们，你讲讲看，神不神？”
《秋园》出版一年，已经重版了九次，销售七万册。出版方“乐府文化”的总编辑涂志刚说，这是“相当了不起的畅销书，罕见地深受专业作家和普通读者的喜爱”。这本书关于她母亲的个人史，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如何被时代洪流裹挟，挣扎求生。今年，第二本书《浮木》出版了，第三本尚未命名的书，也交稿了。她正在写第四本。因为写作，这囿于家事又腿脚不便的晚年，才不至于像坐牢，才保留了一些乐趣、尊严和自由。
“搭伴还能写哟——”她悠悠地说，笑容意味深长。
她讲话，像她写的书，普通话和方言自由转换。“搭伴”，在汉语词典中的常用解释是“结伴”，“一起”，你如果问，她细细一论，原来这里是湖南方言，“搭伴”更接近“幸亏”，有关键时刻仰仗、凭依之意。当代作家韩少功是湖南人，他用汨罗方言写的小说《马桥词典》，是杨本芬非常喜欢的一本书，里面很多这样的“搭伴”。她的书架上有一本1995年版本的《马桥词典》，已经翻得开了线，提起这本书，她总是要笑的，说“有味”。
她讲起湘阴乡下那些故人迥异的思维。有个叫二宝的肚大臀肥的女人，满了四十三岁，还未生育。她相信偷来的观音菩萨更显灵，邀请杨本芬的母亲梁秋芳作陪，去庙里偷个观音菩萨回来。二宝说，我想生个细伢子都想疯了，观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供在家里，我天天敬着她，总有一天她会显灵，保佑我生个细伢子。
二宝好久冇来月经了，肚子也更大了些，梁秋芳劝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二宝表情淳朴无邪，很怕羞，她说，脱裤子的事我不做，我怕丑。梁秋芳大笑起来，你呀，你呀，么里都不懂，只晓得敬菩萨。只要留点尿就可以，要不我陪你去？
她把母亲和二宝的声音录进了《浮木》一书。她爱翻自己写的书，翻到这里哈哈笑，“怎么想出来的哟，偷个观音保佑你”。她模仿二宝的气节，换了个蛮志气的声音说，脱裤子的事我不做。她笑得眼睛黏糊了，抬起手背擦擦，末了，叹了口气，揭开故事的结局，“二宝不是怀孕，是子宫癌，几多痛苦，几多作孽。”
“作孽”作“可怜”解，这个词在她的书里出现过好多回。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能粗疏地囊括她笔下一切人的生活。虽说她的写作被归入小说类，其实每个人物都有名有姓地活过。《秋园》被归录为豆瓣2020年度作品-中国文学“虚构类”第二名，而不是“非虚构类”。她为此相当困惑。
她更愿意让你知道，她写下的，全是真的。为了无限接近真实，聚拢汽化一般消散了的人事，修复成形，呈现在你眼前，她曾做过很多的思量、比对和取舍，杜甫说的不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她与哥哥杨子恒亲情笃深。哥哥青年时长得英俊，皮肤干净，脸膛方正，络腮胡刮得青青的，有股英气。性格却是憨厚而腼腆的。他在乡村小学教书，回家时，要经过一片水田。有几次，哥哥回来，裤腿卷得老高，身上溅着泥水，原来是因为有三个车水的姑娘总爱欺侮他。听哥哥这么一说，她跟着去看。
哥哥一出现，就看见有三个姑娘野马一般从田里飚跑过来，弄得水花四溅全然不顾。她们对哥哥喊：“何里有哉好看的男子人啊（怎么有这么好看的男子啊）！通世上（全世界）都冇看过！莫走咯样（这样）快，让我们多看下子啰。”
然后怂恿着那个最小的：“老三，快去和他谈爱。你好看，配得上。”
她写作的时候，彼时情景，相隔半个世纪不止，如文物出土，一目了然。湘语山歌一般清爽而婉转的调子就在耳边响起。她学她们讲话，凭着音节在汉语中找寻最接近的字词。她觉得必须要那么讲，写“通世上”，而不是“全世界”，不是翻译为普通话，才能现出那人当时的样态。她较完劲，回头再看看，是有味。她很高兴。她从记忆中抽身而出，便有了良好的心情去照料丈夫，无怨无悔地擦屎擦尿，也像那些青春的姑娘们调戏哥哥一样，想热情洋溢地讲讲情话。她笑眯眯的，摘下老花眼镜，往灰色沙发那头凑凑身：
老章，你爱我吧？我爱你哎！
老章，我一天到晚都讲我爱你，你怎么不讲一句话呀？
章医生没有反应，有时眯着眼，有时望着眼前的空洞，总之不摆一下脑袋。毛毛会突然醒来，汪汪几声。她觉得自己写得好，几多有味，快乐的余味还未散去，便朝章医生响响地做一个飞吻。兴致再高，她会不辞劳苦地把双腿搬下沙发，走到他的身边，亲他一口，再爬上沙发继续写作。如果不是他病了，她的活动能力强过他一点，她大概亲不到他。章医生是那种严肃寡言的人，不爱跟人亲近，——她不也是人吗。那年，他们去南京给女儿带孩子。出门买菜，陌生庞大的城市，连斑马线都显得那么非同小可，让人惶恐。她主动去牵他的手，他一把甩开她，看也不看她，说，还是各走各的好。
她说他从来没正眼看过她，跟她说话，眼睛瞥向别处。她把这种冷漠视为他某方面能力的缺失，“他不会跟人对视”。当然也觉得讨厌，因为“人家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平生只提过一次她的名字，一封家信上他写，“杨本芬同志”。他叫她，是用介乎“嘿”与“喂”之间的一个音。孩子长大些，招呼她是“你妈哩你妈哩”。一辈子特意为她做的事，唯独“买了四块豆腐”。钻石婚，泱泱六十载啊，她觉得“太不可思议”。
年轻时，为了得到更多的爱或者随便叫它什么的那种好东西，她也不是没吵闹过。她端庄隐忍，也有漂亮暴躁的一面，——哪个妻子没有过血冲脑门拿头撞墙的时候呢？那是因为她对他还抱有希望，拼死也想唤起他的血性和情爱。实在没有，争得一点温情也好。现在她可不会这么干了。
比较而言，父母让她看到家庭的另一种形态，“有爱情，虽然物质生活几贫苦，但是情感生活是有的，爸爸喊妈妈，‘芳哎，芳哎’，好个亲近”。兄弟姐妹之间也有温情，“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大概也是她愿意回味，一再地想要通过写作折回那个家庭的原因。十多年前，母亲去世了。接着，哥哥也走了。《秋园》出版后，她像烧纸钱那样，烧了三本书给父亲，母亲，哥哥。“他们一生爱好文学，要是在另一个世界爸爸妈妈能看到女儿出了书，哥哥能看到妹妹写的书，该有多高兴。”
《秋园》给丈夫看，封面写着她的名字，他清醒时也不相信是她写的。手稿重达八公斤，他一页也没看过。说起来，她恨他的淡漠，可是恨的时候，她也爱着。她随时准备着起身，为他做一切事。妻子高高在上，统治着那个女作家。
经历所致，她很关注像自己一样年老的妻子。她的帮手玉姐73岁，是个身材高大的山东奶奶，银白的马尾高高扎起。她照顾患帕金森症的轮椅上的丈夫23年了。她说，我工资少拿点，一日三餐，在你家炒好，分一半送到老伴和儿子那，这样我两头都能兼顾，好不好？杨本芬同意了，说是少拿的工资，她让玉姐留着买菜。
她在朋友圈写过一些小区老太太的事，有一个74岁的李老太跟她说：
我的一生也能写本书。我母亲生活不检点，我是个私生女，下放到太原，连大人都没做就结了婚。那地方真苦啊！一年要吃五个月的红薯，受不了。我带着孩子逃到浙江，嫁了人。那人是个性亢奋，过了两年，再不脱身会被折磨死。我挺着大肚子又逃到江西。在江西找到了工作，结了婚。男人离一米远就能闻到狐臭，被熏了几十年。还好，他晓得疼我，有好吃的让我吃。结了三次婚，带大了三个孩，但没一次爱情。
我四十多岁时，一次看到他那东西，那头子分了叉，活像个开花馒头，后来我一看到开花馒头就想起那东西。阴茎癌，要割掉。他硬是舍不得，直到流脓，割了。后来又转移，那东西肿得像个西瓜，还不肯手术，拖到最后还是被铲为平地。肚子上打了个洞洞排尿，这个尿直直地朝上射，我洗了十几年的尿布。
也许只有老妻，才明白做一个老妻有多磨人，“被‘枷’住了，躲无可躲，逃无可逃”。她站在婚姻的尽头，举目四望，看见多少老妻挑起另一个人活着的负荷，安静隐忍地度日。
祖母
56岁那年，为了支持女儿继续工作，她转让了汽车配件门面，去南京带外孙女秋秋。
她把孩子看得第一重要。青年时代，她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困在家中做了十年家属（全职妈妈），心里几自卑”，但是照顾孩子极用心，细究饮食，也关注精神，她的道理很简单，“孩子哭得少，笑得多，就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她不给孩子哭的机会，就必须花费更多精力逗孩子。比如带外孙女，孩子有点困了，她把孩子驮在背上，一边颠着，一边唱歌，儿歌民歌唱完了，孩子还没睡着，她又细声把《国歌》《国际歌》唱了几轮。孩子入了睡，她担心孩子忽然醒了，房间里看不见大人，要哭的。她守在那房间，守着孩子睡觉。卧室没有书桌的余地。她蹲在床头柜那里写作。
做外婆，也是做母亲，带孩子和做家务不区分，她一手都管了。四平米的厨房，她的小矮凳和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与水池、灶台和冰箱这些硕大稳固的东西争抢空间，好多次被挤到边角里。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洗净的青菜晾在一旁，等汤煮沸的间隙，她伏身在凳子上，让手中的笔在纸上飞快移动。在南京，她不认识什么人，却没有觉得孤独，因为写作，“消失了的人与事纷至沓来……书写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
她写的是父母一家人和自己的幼年。那一年，母亲去世了，“我被巨大的悲伤击中，身心几乎难以复原”。在异乡，远离了同胞兄弟，她的悲伤不能被理解。婚姻里竖起高墙，她也不好倾诉。而手上那支笔能容纳她的哀戚，思考，絮语。她也感到写的迫切：逝者如斯，如果不由她来记下些什么，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痕迹就会迅速被抹去，她们母女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就什么都不算，由冷酷的死神一笔勾销。
年近六十，开始写作（所幸多年的阅读也培养了她写作的能力）。没有发表或出版的企盼，也没有成为作家的雄心。她领受着纯粹由写作过程本身带来的奖赏。她的稿纸连本子都称不上。是出版社上班的女儿废弃不用的制版纸张，零碎，毛躁，上面印着“日本小学馆”“世界文化遗产”等字样。写完一沓，拿棉线一缝。她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重写《秋园》的故事，黄土色的纸张，被黑色的笔犁过一遍，又被蓝色的笔镐过一遍。后来，出于好奇，她称过它们的重量，——足足16斤。
女儿帮她上传到天涯社区，二十年后被发现，《秋园》出版，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她看来，这是长寿难得地给她带来的好处，“要不是活得长，也看不到出书——”
她把外孙女带到上幼儿园，儿媳妇即将临盆，催她回南昌做奶奶。儿子儿媳也都是有工作的人，孙女晗晗也由她一手带大。
回南昌后，她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十平米左右，阳光通透，从弧形窗台上照进来，把她的铁海棠养得生机而妩媚，碧绿的圆叶中缀着红。靠墙有一条矮小的长沙发，可坐可卧，现在，因为膝盖、视力和体力受限，她看书半卧的时候多。一面墙是书架，以小说居多，细翻翻才会发现，这真是“祖母的书架”：比如时代特点，1958年出版的杨沫的《青春之歌》，是以抗日为背景的。比如书的版本，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本，《基督山伯爵》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本，等等。
她爱看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时还习惯译为吴尔夫。但这不妨碍她与年轻一代拥有共同语言。饭后，她会拿着手机刷看豆瓣，了解读者对《秋园》和《浮木》的评价。《秋园》豆瓣短评有近七千条，她“每一条都看过了”。有个名叫“世小月”的读者引用伍尔夫的段落评价《浮木》，她戴着老花眼镜，饶有兴味的，把这自己熟悉的字句念诵了两遍：
等我们越过弥尔顿的亡灵，再也没有人能遮挡我们的视线；等我们面对现实，因为这就是现实，我们没有臂膀可以依靠，只能自己前进，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和真实世界的关系。
不过，就写作而论，长久以来，离她状态更近的也许是简·奥斯汀，而不是“不恨任何男人也不用取悦任何男人”的伍尔夫。如伍尔夫所言，简·奥斯汀“她没有自己的书房，她写得很小心，防止这项事业被仆人、客人或者其他非家庭成员发现；简·奥斯汀一辈子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作”。
《浮木》是在回南昌之后，带孙女晗晗的同时写的。
她学会了打字，花五百块钱买了台式电脑，那种“背后有个坨坨的”。母亲的照片贴在电脑旁边，她就在母亲柔和的注视中写作。她爱和母亲面对面。全家福的照片，贴在她身后的墙上。孙女的大寸照片也在她身后，可以说是颁给她的一个奖状，孙女已经是个软件工程师了。她养育的孩子，包括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和少年的三个儿女，个个都考上了好大学。
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不意味着写作在她生活中有了更高的地位。它依然是排在家庭需要之后的。写作是她的一部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比家庭其他成员更重要。这也许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她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弃之毫不可惜。离开南京时，行李箱被日用品占满，所以手稿大多放弃，只带了薄薄一叠纸。台式机太占地方，让家里显得不空爽整洁，家人说，卖了吧。不到一百块，她就卖了，连同写下的好多文字。
——有十来万字吗？
“那可不止。”她微笑着说，“写完的，半途而废的，好多好多咧。”
你若替她可惜，她也只是抿着嘴笑一下，那样子，好像她写过了，便领受过了写作的美妙，哪好意思还要更多；也好像她失去过太多东西，和失去亲人相比，失去这点写作的灰烬，丝毫不值一提。书出了，她也没因此就受到激励，去想扬名、不朽那些事儿。她孜孜不倦地写，那态势几乎让你迷茫，让你想到人的活着：哪怕活的尽头是死，多少人也要孜孜不倦地活，似乎活着的过程即目的，活着的目的即过程。
她给感情至深的哥哥写了一篇小传，收录在《浮木》。她写道：“人生之难，并非全是吃饭穿衣和日常开支，精神生活也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当你的亲人一个一个离开你时，那刻骨铭心、椎心泣血的难受使人恍惚不知所措。”
她这一生，不管处在什么阶段，从来没有放弃过个人的精神生活。对情感和智识生活的追求，她始终是热忱和深情的。之前，她反反复复地阅读着，现在，她孜孜不倦地写着。她的这股欲望，从未因食不果腹、孤立无援而停息过，废弃过。
人生不得解
在女儿章红的记忆中，母亲是个特别勤快的家庭主妇。那时候，父亲泡在医院里，家务繁难而沉重，种菜、劈柴、烧水、做饭、洗衣，什么都靠母亲那双手。她的手深夜也歇不下，三个孩子和夫妻两个，身上穿的，都是她那双手做出来的。然而，只要听说铜鼓县城哪户人家有书，她就跑过去，跟人家说，我给你做衣服鞋子，不要钱，你的书借我看看咯？有次人家催得急，她又爱不释手，熬两个通宵把一本小说抄下来。这样，她把找得到的“西方名著”读完了。
她习得的也不是翻译体，比如，她以前也背得《古文观止》里的篇目。她的作品，首先是靠“汉语语言”打动出版人。涂志刚说她的文本，“有异质性，表现出极强的感受力和粗粝的生命力。语言朴素而高贵，与流行的文学语言很不一样。”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她认为自己关键时刻“总是运命不好”：17岁考上中专，从湘阴乡下跑到岳阳求学，离毕业只有三个月，学校倒闭了。没有毕业证，找不到工作。她远行的本意是自立，为饥困中的父母分忧，可不能铩羽而归。于是又只身跑到江西，入读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大学，却被选中下放农村。她苦恼极了，还想读书，因为“我背井离乡，跑到江西，不是为了做农民的”。
走投无路后，朋友介绍一个医生给她认识，医生大她七岁，“蛮帅，爱穿好衣裤，蛮潇洒飘逸的一个男人”，她对他一见钟情。他向她求婚，她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送我读书。”对方答应，她便嫁了。
在弟弟杨宽的回忆中，读书在姐姐心中至为重要。姐姐从小就是那种为读书可以拼命的人，大雪天里，没鞋子穿，赤着双脚跑十几里山路，也一定要去上学。她十多岁才进学堂，而这机会也是在家庭极贫困而她又极孝顺父母的冲突中，狠狠心争取来的。她在家“看到同村的女孩子都读完小学了，急得要发疯”。母亲说，不是不愿意送她上学，而是如今连饭都吃不饱，如果没有她在家照顾弟妹，做家务，妈妈就挣不得小学的那份收入，日子就没法过下去。
她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的求知欲即使受到无穷尽的挫折，还是要想方设法寻得一点实现的机会。等到从女儿长成妻子，母亲，又长成祖母，这求知的欲望也长得更坚韧了。
在亲人离世、丈夫得病、儿女各自成家等一系列引发个人情感生活不断塌缩的过程中，智识反而得到比以往更多的生长空间，蓬蓬勃勃，几乎引领了她的整个世界。
她第三本书、第四本书的写作，显得更加自由，无所畏惧，在由直觉自发的写作向具有文学抱负的写作转变。在涂志刚看来，“她的写作变得勇敢，是因为她在趋向自由。在人生接近终点时，她凝视死亡，一种横扫一切的力量向她迫近，给她带来了自由。”
说起来，她还能写，所以对死神没有期待之心。她也不怕死。她大概三十岁就不怕死了。她觉得，婚姻里的冷漠让她的精神受折磨，“我跪着祈天，老天爷啊，得癌症得我啊，让我得十种癌症啊。大年初一我就跪在窗户底下这样拜。那时真的想死，可是老天爷不收，也不能寻死。”她说起死来，毫不修饰，也无哀戚神色，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很多老人，对死亡抱着敏感疑惧的复杂情感。她几乎有点好奇，“父母哥哥能见到是好的，恐怕是见不到。”
她现在在写的，试图厘清一个疑惑，“这60年的钻石婚怎么来的？他总要有点好的，才会让我不断去原谅，继续走下去吧？”他的好，她的原谅，都在于，他确实是个好父亲。他对孩子们负责，不打骂孩子，孩子们也喜欢他。她是把“妻子”的幸福放在“母亲”的职责之后的。写作让她变得冷静，帮助她平静，“对他没有那么恨了”。
第三本书，出版社起了个名字，《我本芬芳》，大家都觉得好。她觉得不好，一是太张扬自信了，不合她的个性；二是句式太确定，不合她此时的心态。拖了数月，好像婴儿赶着上户口本了，可名字还没定。涂志刚去看她，她还是摇摇头，拿笔在纸上写了个大而黑的“惑”。
“不如叫《解惑》。”
什么意思？
“活到八十多，感到人生不得解啊！我还在写，还在解惑。”
八十多了，每天把失忆、失语、失去行动能力的丈夫带在身边，像带出生几个月的男婴，她会为没有得到一份爱情而失落，觉得“这一生真不抵（不值）”。她的记忆力极其强健而细微，在写作中回想和复现这固若金汤的钻石婚里无数的光点光斑，用得最多的感叹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想寻得对人类生活多一点的理解。比如，她和丈夫以前打冷战，一个屋檐下起居饮食，月余冇讲一句话，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究竟有几多深的恨？恨如何消解，爱如何生发？
“以前有个邻居，她男人长得高大，好帅，她自己蛮矮，不么里好看。不像我们爱生闷气，他两个老是打架。我估计她男人还是不么里喜欢她。打起来哟，他提起她，抓鸡一样，往门外一丢。有次我出门正好看见了。第二天，那女人见到我，怕丢脸一样，讲，小杨小杨，哎，昨天我男人打得我哟。我也唉唉叹气。女人讲，小杨哎，人家不跟我睡一头，要分两头咯。我劝她，分两头就分两头，别计较咯。那女人讲了，是咯，唉，摸到他个脚我心里都舒服嗒。”
她重复那女人的话，“摸到他个脚我心里都舒服嗒”，作何解？
为了让出版方千万丢弃那种表达上自信无疑的标题，她讲了一个事情，意思是，她写的，是她自己活过的日子，只能代表她的感受和体悟。
几年前，丈夫还很清醒的时候，她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过一世吗？
丈夫说，不愿意。
她听了，觉得好不可思议，心想，我为你做了那么多，我为这个家庭做了那么多。“我又能做，又能吃苦，性格也好，特别能够体贴他，我觉得我这样的女人是怎么爱也不为过。但是我没得到过，（他）连一杯水也没倒给我喝过。”
两个人都这么老了，说不定今晚睡下明早就天各一方。她叹息又叹息，对丈夫的回答很不甘心，似乎一定要争得一个盖棺定论。她跟丈夫说，你再仔细想一想哦，等下我再来问你。
过了一会儿，她又跑到丈夫身边，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过吗？
丈夫不笑，不看她，说，我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