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最后一周，各地2022年前8个月经济数据陆续出全，各种视角下的城市排行榜随之公布一轮月度更新。

新出炉的几个城市财政收入排名当中，榆林前8个月地方财政收入650亿，位列全国前20。高达72%的财政收入增速，令其在负增长扎堆的榜单里极为吸睛。

自去年以5435.18亿GDP总量一跃反超太原、哈尔滨、南宁等省会之后，每逢统计数据更新都是榆林的一次高光时刻。在或猎奇或功利心态驱使下，坊间为其计算出名目繁多的“*”。

比如，今年上半年GDP（2969.84亿元）*次超过洛阳，成为“中西部非省会城市*”；上半年GDP增量（757亿）力压深圳的“*”；

这个两年前还俯身于“经济发展较快的落后地区”共识下（2013年陕西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纠结于到底属于四线还是三线的城市，之所以突然产生快速迈入“发达地区”的既视感，原因更多来自“家里有矿”与全球煤价“高烧”的对撞。

钛媒体APP观察到，与民间越来越热切的围观不同，榆林官方对财政收入进展情况的宣布方式却很克制：榆林市统计局自一年前（2021年9月29日）发布《1-8月份榆林市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全省*》统计分析之后，就再无类似发布。

“去年起，涉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内容就不在统计局发了，由财政局负责。”榆林统计局一位工作人员称。而事实上，相关信息很难直接从榆林市级渠道公开查询，只有陕西省级公布的“进度数据”中可见。

类似的还有煤炭价格信息，去年9月“榆林煤炭交易中心不实价格信息事件”之后，当地各机构就停止发布市场运行和价格指数报告，煤炭交易又退回到矿方与买方一对一洽谈的整体价格不透明阶段。

这种反差勾勒出环绕在“煤都”榆林上空那晦明晦暗的气氛，也凸显出此轮财富浪潮不同于以往的“食物链”重构。

与上一次煤炭“黄金十年”期间，参与分羹者数量众多、大小都有机会的格局相比，如今的“造富神话”虽然迅猛爆裂，却早已成为门槛更高的“大亨游戏”；级别不够的参与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热得发烫，自己却连手中原有的机会都被断掉而惨遭出局。

造富圈层全新洗牌的结果是集中度提高以及伴生的不平衡。正如榆林市长张胜利在今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榆林发展的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南北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三次产业结构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不平衡。”

与煤价飞升带来财富增长的高速度、大幅度相比，榆林在如何实现再平衡问题上表现出的….更像是一种尚未回过神来的困惑。

“黑金神话”卷土重来

去年至今，煤炭成了全球能源局势的最热议题。天灾、极端气候、以及地缘博弈与冲突，多种因素交织下让煤炭需求大涨，价格随之被引爆并持续高位。

今年一片惨淡的资本市场中，煤炭板块则一枝独秀，沉寂多年的“黑金”效应上演*归来。在被称为“东方科威特”的煤都榆林，久违多年的暴富神话又开始飘荡。

“一天收入多少？哎…你让我咋家（怎样）说呢，”老陈（化名）是一家榆林中型煤矿负责人，他毫不掩饰对明知故问的那种不耐烦，“每天排队等着拉煤的车3000辆，我们每48小时根据排队数量调一次价，今年平均每吨卖1500元，一年产600万吨，你自己算一天能挣多少嘛！”

他说，好在现在都是电子排队，无论卡车在全国各地哪里都可以通过线上公平排队，排到了根据当日价格付款进矿拉煤，“去年这两个月，排队的卡车要到5000辆。”

榆林是全国第二产煤大市，作为全国因煤而兴的典型代表，这里煤炭探明储量达1490亿吨，占陕西已探明储量的86.2%和全国的13.6%，其中神府煤田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

并且，榆林有全国储量*的优质煤，这种煤质特点还会吸引电厂之外大量化工、冶金等对煤质要求较高的用户前来购煤，因此每年9、10月份到了冬储补库期，都是煤市*的时候。

“2021年9月，榆林煤价被炒到了每吨2800、2900，甚至摸到3千，过去两百多的烂煤都能卖到两千多。”做过贸易商的王通（化名）回忆道，他如今在一家兰炭加工企业上班，“今年价格下来了，优质煤坑口价现在1600左右，质量较差的粉煤也得1100。”

即便是每吨1100的这种“跌下来的低价”，也已超过上一轮黄金期的峰值——即每吨约900元。而生产成本变化相对甚微，煤矿赚钱效应可想而知。

“2020年秋冬，许多原本还亏着的矿主就不赔了，到21年，投10亿赚10亿的矿老板很正常。”王通（化名）称。

市场逆转得太快，面对卷土重来的“黑金”、突然喷涌的财富，一些煤老板甚至有点措不及防，大家对上一轮行业的繁盛与崩盘仍记忆犹新。

2002至2012被称为煤炭“黄金十年”，蓬勃的需求催生煤价一路走高，直到2021年的9月过剩产能刺破煤炭供需平衡，一波长达15个月的持续下跌让煤价趴在了地板上。

彼时，陕西连续出台多轮救市政策均收效甚微，跌破成本的市价让煤矿面临价格倒挂大多只能选择停产。2013至2015年，榆林能开工的煤矿寥寥无几，期间“市长亲自带队赴外省推销煤”的消息屡见报端。

2016年2月，《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印发，国家开启一轮针对煤炭限产措施，在环保、去产能叠加下，当年9月煤价开始回升。此后，直到疫情前的几年里，煤炭市场基本维持供需平衡，有安全检查或因事故等大面积停产情况下，也会出现阶段性快速上涨现象。

“但那时业内基本都清楚，需求不可能持续太久，”一位当地煤炭市场分析师回忆称，“所以在2019年9、10月份榆林出现过一波上涨，优质煤价大概每吨400的时候，行业对接下来趋势也只是在悲观与过分悲观之间选择。”

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的秋天，多年不见的拉煤车排队三、四公里场景伴随着煤价快速上涨重回榆林，2021年5月就冲破千元大关，之后继续一路疯涨。

煤价的暴涨推动榆林经济同样快速增长。陕西省内，今年的各地市财政收入排行中，榆林已超过西安成为“老大”。

高速增长也让榆林今年用不到8个月时间，就超过了年初确定的605亿地方财政收入目标。

与上一轮“煤炭黄金期”相比，围绕链条上下的许多逻辑却大为不同。首先是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矿主，虽然数量很难估计但可确定越来越少。

上世纪90年代，在“国家修路，群众办矿”方针下，榆林各涉煤县纷纷大办小煤矿，1997年底全市煤矿发展到854个，多数是3—6万吨的小煤矿，甚至一度出现“全民参股煤矿”的；

1998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关井压产”、“整顿小煤矿”，到2005年底数量减少至404个；陕西省分别又于2008年、2010年启动两次资源整合，经各种兼并重组，之后形成煤矿数量大约230余个，成分构成“中、省、乡镇民营三分天下”的格局。

“现在*钱肯定是开矿的，不过这些年重组下来散户都已出局，即使把背后参股人算上，估计这个群体也就几千人。”一位煤炭贸易商分析称。

煤贩子的冰河期

不仅是矿老板日趋集中，滚烫的煤价将数量庞大的中间商也快要“烧光”。

原本在榆林活跃着的“倒煤”群体数量庞大，坊间普遍认可的估计数字是“5万煤贩子”。

煤贩子队伍中，既包括自己有洗煤、选煤场，或有运输车队，或兼而有之的大宗贸易商，也包括一无煤厂、二没物流，资金实力或强或弱，日常凭借一头找坑口、一头找客户的灵活撮合，在价格信息不对称中讨生活的煤炭中介、“空手道”。

群体当中，后者数量远超前者，对外载体或为“煤炭信息部”，或为“煤炭供应链公司”。从2016年9月煤价回暖到2020年秋季显著升温期间，煤贩子度过了相对滋润的4年。

“那时市场基本恢复，但好也好不到哪去。这样子结果就是，矿方需要贸易商出货，大贸易商需要小中间商快速分销来分散资金压力，买煤的也需要中介，大家各取所需都能活。”曾经做过贸易商的王通（化名）说，“去年开始，格局就彻底变了。”

2021年冬季之前，煤贩子度过了最后的好日子，“啥都不干只卖信息的都能挣钱，拿到煤源更赚，心轻的（不贪心）几乎人人赚钱，反而一些资金量特别大的有人亏本。””王通（化名）称，“涨到2800时候都认为能3500，心沉（贪）的手里几个亿都砸进去囤煤，结果一调控价格暴跌，身边4、5个都这样赔了。

此后，煤贩子就很难找到煤源。“市场好你拿不到煤都白搭。今年中介最难干，10个有8个都已经收摊。”当地一位煤贩子老朱哀叹道，他现在只能从渭南找煤，每吨加8块、10块倒手卖给客户，勉强维持。

老朱称，这种状况却催生出另一个暴利群体，“以前大矿每周定期招标，人人都能参与。现在想参加招标必须有资质，比如电厂、制造加工单位等，于是有人不知咋弄来资质，甚至买到保供煤转手卖掉。”

目前榆林的保供价，5500大卡为320到520一吨，即便以最高520的保供价和*1100的市场价计算，中间差价超过一倍。

对此，前述煤矿负责人老陈（化名）也坦言，“偶尔有些方面打过来电话要煤，我们咋也必须给点儿薄面。”

“现在的煤炭生意，没有关系、社会资源，有钱都插不进去。”老朱（化名）称。

钛媒体APP检索天眼查数据发现，榆林地区名称中包括“煤炭信息部”的近5百家市场主体中，约半数已注销、吊销。

“南六县”悲歌

榆林市辖1个县级市2区9县，合计12个市区县。其中，榆阳、横山、神木、府谷、靖边、定边北六县市区自然资源储藏丰富，以能源、化工行业等重工业为主，尽享本轮造富大潮；

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和子洲合称“北六县”，以杂粮制造等轻工业为主，却愈发显得落寞。

9月26日，县级市神木发布1-7 月数据显示，神木7个月财政总收入 640.48 亿元，同比增长99.4%，地方财政收入154.65 亿元，增长 89.5%。

9月27日发布的《1-8月份吴堡县经济运行情况》虽然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其同比增长161.1%的地方财政收入仅3668万元，不及神木的零头。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南六县”GDP合计大约为神木的五分之一，合计财政收入也只是刚过神木的零头。

十年前“南六县”合计约100万人口，至七普时净减少约20万人；同期“北六县”合计净增80万，至280万人。在吴堡县，2020年统计的常住人口，已经低于1964年的人口数量。

7月上旬，这里的一则社会新闻更是刺破榆林火热的GDP盛景：“一定边县女子于5月来吴堡县打工，因找不到工作便在当地租赁了一间平房开始从事失足活动。7月13日上午9时许，吴堡县宋家川派出所’得到线报，快速出击，成功查处。至此，其两个月违法所得共一千余元。’”

虽有不雅，但不可否认是，这就是一个“仅仅活着就用尽全部力气”的典型：她未能分享多少GDP爆发式增长的红利，却要面对两极分化带来的压力。

观察统计数据，还会发现这绝非孤例：近两年榆林高GDP、高财政收入并未带动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速。

2021年，榆林人均GDP15万元，是全国均值8.1万元的1.85倍，高于杭州排第15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全国第36位。但2021年榆林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073元，不仅低于陕西省人均可支配收入28568元，更是远低于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

榆林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最高发生在2019年，当年9%；至2021年，地方财政收入以44.6%、*的增速狂飙突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却徘徊在9%以下。

今年5月，榆林发布的城乡居民收入对比分析报告，经与“地理位置相邻、经济总量相当、资源禀赋相似”的鄂尔多斯对比发现：虽然榆林经济体量已经超过鄂尔多斯，但全体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三项却全面落后，同时，两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无明显缩小，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统计局认为榆林存在4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整体水平低，与榆林经济实力不匹配；居民收入构成不尽合理，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农村居民增收困难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南北县区贫富悬殊。

新闻事件中的人物来自“北六县”之一定边，那里石油、天然气、原盐等矿产资源丰富，她仍然选择去GDP垫底的吴堡寻找工作，显然，两年来能源产业的高歌猛进并为给其带来多少打工机会。

“国营矿在清理外委施工队和劳务外包，一般人进不去；民营中小煤矿那些“包生产”的，大部分都是陕南、川鄂一带人；榆林各县本地人，其实想在矿上找活非常难。”一位在煤田工作了20年的业内人士对钛媒体APP分析，“道理很简单，高危行业难免有事故，出了事外地人处理起来肯定比当地人成本少也简单得多。”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统计中心发布《1-7月份煤矿安全生产情况》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陕西煤矿累计发生事故11起，死亡16人，同比事故起数增加7起，死亡人数增加8人；

进入9月以来又连续发布4起煤矿重大安全隐患公告，其中三处就在榆林。

煤飞楼舞与“再平衡”难题

与“南六县”人挣扎寻找谋生机会相比，榆林80万市区居民却有着另外的烦恼——房价。

榆林楼市的起落与煤价涨跌*匹配，2016年以前一直深陷“去库存”不能自拔，随煤炭市场有所恢复，2019年之后就开始出现“缴纳数十万认筹金却买不上房”、“开发商捂盘惜售”等网路议论。

2020年底，横山区统计局就榆林房价破万与一起“均价1.2万，每套190多万元仅支持全款购买，无优惠！”营销事件进行反思，直指“营商环境差、无限购、来榆择校热”是助推榆林高房价主要原因。

这样的警示在新一轮造富大潮前却沦为无力，2020年翻篇后，榆林楼市从2021年以来就一路逆全国楼市之大势上扬，一路持续到2022年*季度结束，今年3月，还创下房价同比上涨超30%的记录，“一房难求，买房甚至需花重金、托关系”的场景被广泛报道。

“现在榆林好点的小区，房价已经炒到两万。没办法，煤炭行情好、钱太多没地方去，只能先就近投房子，不是榆林就是西安。”一位榆林市民说，耳听着一个个造富神话，目睹着城市的壕气日增，他言语间却充满疏离。

“这两年地方有钱了，基建搞得多，榆林街道确实都修得路越来越宽，可还是堵车，为啥？因为道路两边全都划成了停车道。但凡能想到的空地，满是停车道，都是收费员。你敢稍有点乱停一下，不仅贴条子（罚单），而是一眨眼功夫就给拖走。”该市民说。

“拖走交拖车费吗？”

“倒不用交拖车费，只处理违停。”

“为啥直接拖走却又不用交拖车费？”

“唉，拖车的都是合作公司，他们拖车应该是赶工作量，拿工作量问政府要钱。“

“这种逻辑…..”

“可老百姓也麻烦啊，一般拖走都给扔在二三十公里外地方，取一趟也很麻烦，”他语气无奈，“现在大家都各算各的账，谁也顾不上多想。”

8月31日，榆林市委五届三次全会上，市长张胜利称：“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但一定要始终保持 “三个清醒认识”，即清醒认识榆林“一煤独大、煤主沉浮” 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清醒认识当前经济中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洁醒认识高煤价带来的高税收是阶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