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厂年轻人争相挤进体制时，早在二十一年前，那个主动选择离开体制的厂工已经成为了如今的“奶粉首富”。

最早他只是赵光农场的一个放牛娃，但这个放牛娃日后最重要的身份不是首富，而是中国奶粉翻身仗的坚持者。

茫茫的北大荒，让人无法回望，只有一直向前......这的孩子对于土地有着更加深沉的理解与向往。

养牛、给农场交奶，是黑龙江北安市赵光农场农户们的生计，而放牛是孩子们童年的正经事。优质的牧场是天赐的礼物，孕育这一产业的正是东北的黑土地，若说炖菜与水饺是北大荒的味道，北纬47度则是全球宝宝的“口粮地”。

在这条黄金奶源带上，赵光农场，这个成立于解放前的全国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早已埋没在历史流沙之中，但却养活了今天的中国宝宝们。

同样赵光农场乳品厂也是中国乳业不该被遗忘的名字，这里走出了放牛娃、厂工、奶粉首富，还有中国奶粉市场的支柱企业——完达山、辉山、飞鹤等。

但在长达十余年的发展中，中国奶粉的滋味曾一度被遗忘、甚至被历史鞭笞。

国产替代是虚火？

北方的小县城里，王麦的母婴店开了十五年了，但这赚钱的买卖曾一度曾让她迷茫不已。

混乱、欺瞒、虚假充斥着整个奶粉圈，29万婴幼儿，22家奶制品生产厂商都成为了“毒奶粉”的祭品。“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奶粉难卖了好几年，即便出货也是进口奶粉。”

就是这个俗称蛋白精的成分，让全国十省（区）的儿童患上了肾结石，始作俑者是当时的奶业老大三鹿奶粉。一袋18元，不到进口奶粉价格一半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最终从市占神话变成了致命毒剂，降低成本、偷工减料、抢夺农村市场的标签让国产奶粉名誉扫地，而高价的外资奶粉成为了质优的代名词。

仅不到五年，外资奶粉就翻了天，2012年占据了国内市场67%的份额，而2007年外资奶粉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35%。

为了生存，王麦将主打品果断换成了当时中国婴幼儿奶粉的前三甲——多美滋、美赞臣和惠氏。就连为“飞鹤品牌”负债1400万、坚决扔下铁饭碗的“放牛娃”这一次也要放弃了，卖身外资的想法曾一遍遍在冷友斌的脑海里翻腾......

这就是国产品牌的2011年，在守住信念与生存挑战中不断地游离与博弈......

当然冷友斌和同事们并未卖掉飞鹤，而十年后“老水手”王麦也变了画风，如今她选择放弃奶粉代购生意，“从去年1月到现在，这个群（奶粉代购群）基本没动静了，我们发拼购的活动也没人回应。”但她的母婴店活过来了，私信她了解国产奶粉的人却越来越多，且让她意外的是，更换者中近90%的家长并没有反应国产奶粉的质量问题。

“疫情让代购不再方便，我们孩子已经喝了快20桶飞鹤臻稚了。”中产妈妈方方换掉A2，选择了飞鹤，只因为疫情期间身边妈妈都在安利国产。

疫情仿佛让中国宝宝不得不再次喝上中国奶粉，德勤财务咨询消费品行业领导合伙人王易对36氪判断，受疫情影响，由海淘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的外资奶粉销量依旧不容乐观，这也意味着，这部分原本由海淘渠道带来的份额或被国内中高端奶粉品牌所占据。接下来，国内奶粉品牌的市场份额或将进一步提升。

的确，在王麦店里选择国产品牌的消费者已经超过了进口品牌的用户，这种现象在新生儿父母群体中尤其明显。“从我们店的销售情况来看，如果是第一次喝奶粉，90%的家长会直接选择国产品牌。”

单靠疫情，国产奶粉的翻身并不稳固，实际上这场逆袭之战早在2018年前后就初现端倪，当时国产婴配粉市占率上升至 43.7%（AC尼尔森数据），这波复苏甚至可追溯到2016年。

“2016年注册制实施后，我们算是重新上架了国产奶粉。”王麦对36氪表示，注册制是真正救活国产奶粉的良药，当然这一门槛的建立也把不少中小奶企被挤占出局。欧睿咨询最新数据披露，截至2020年，国产奶粉份额已达到了53%，其中飞鹤奶粉市占率超越惠氏成为第一达 14.80%，君乐宝占比达到了6.9%，澳优占比为 6.3%。

（来源：东兴证券）

政策促进行业出清，无不是在成分把控上下功夫，而成分是消费者能够直观了解产品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在这个敏感的行业，相较于外资品牌，国产品牌当前最怕的就是出错。没有常胜的王者，909万元的罚单，这一次罚的是雅培，十三年后外资也面临了成分考验。

（信息来源：东兴证券）

成分上的绝对安全只是基本保障，根据艾瑞咨询统计，家长在选购奶粉时，关注的因素分别是品牌（占比30%）、质量安全（占比25%）和营养成分（占比20%）。

奶粉这门生意的目标用户是0到3岁的婴幼儿，但采购方是父母，由于购买者与使用者分离，真正的消费者不会说话，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采购方的选购难度。换而言之，这其中存在巨大的信息差，这意味着品牌溢价空间，那么抓住消费者的心才是这门生意赚钱的关键，信任就成为了消费者与品牌之间无形却有力的纽带。

这种信任，是套路复刻还是本土化服务的产物？

类白酒化营销

从消费属性来看，奶粉并非是一种理性消费。

在奶粉圈KOL章子怡的“带领”下，家长们早就默默转向了国产奶粉。

在一众靠谱、精致的明星宝妈、奶爸们形象攻陷下，各种DHA、ARA成分充斥着消费者的大脑，各大奶粉品牌也成为了茶余饭后耳熟能详的名字，有趣的是国产奶粉正在默默的打响这场“洗脑战”。

根据艺恩数据统计，在明星营销投放分布中，国产品牌以57%的数据超过外资品牌14个百分点，其中飞鹤在2020年聘用的代言人已经接近20位。

各大国产奶企比着砸钱是不争的事实，2020年上半年，国产婴幼儿奶粉三大品牌，飞鹤、君乐宝、合生元的营销费用均超过20亿元，相比2016年，这一数据翻了近3倍。

善战，中国奶企正在抢攻宝妈们的认知阵地。从价格到品牌，营造高端的氛围来获取宝妈们的心理认同，奶粉企业玩的是一场心理战。

这场战争中，谁先信了，谁就输了。

“很难说哪款产品更好，但是心理上总觉得价格高的产品营养更充分，毕竟这是孩子未来一年的主要营养来源，不能省。”尽管价格与营养之间的关系难以言明，那种给孩子“最好”的心态却在驱使准妈妈们选择更贵的那一款。

除了对奶源的固有认知，想赢这场战争，最直观的指标就是价格。高价=高端=安全就成为了奶粉的消费公式。为此，国产奶粉翻身仗的第一张牌就是高价策略。

国产奶粉的价格较七年前均价涨了近26元／公斤，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的整体平均零售价在2014年为183.2元/公斤，到了2021年1月8日，均价已经攀升至209 元/公斤。

（数据来源：光大证券）

在消费者心目中，如今的国产奶粉价格已经超过了进口奶粉。

准妈妈周舟为肚子里的孩子算了一笔奶粉帐，一罐700g的飞鹤星飞凡系列为368元，假设一个月用量在四罐左右，每月奶粉的花费将达到近1500元。如果将奶粉替换成达能集团旗下的爱他美，每个月则能省下近500元。

但是奶粉真该这么贵吗？

根据此前节点财经报道，以一罐销售价格300元左右的奶粉为例，从其成本，从采购、加工制作、元素添加、宣传、物流、等环节进行核算，一罐奶粉的成本价格一般在60元左右，若受原材料波动影响，成本加价基本在10元之内跳动。

也就是说，一罐售价300元的奶粉成本不到3成。那利润都去哪了？

国产奶粉的高价来自于对各方利润的保证，据公开资料显示，从企业到全国经销商、省代理、零售商，最终再到消费者，中间加价的比例分别30%、10%-15%、15%-20%、20%。

正是抓住了消费者“贵就是好”的心理，高端奶粉正成为行业中的核心增量品类。根据尼尔森数据显示，在中国市场消费升级的浪潮下，超高端与高端婴幼儿产品占比已高达64%。用户选择高端婴儿奶粉正在成为趋势，抢占高端婴儿奶粉市场现如今已成为了乳企推动销量上涨的法宝。

且高端奶粉的“吸金能力”更强。

（来源：浙商证券）

在奶粉品类中，高端和质优未必能划上等号，但这却意味着该品类存在更高的利润水平。2020年飞鹤毛利率高达72.5%，其中飞鹤高端系列星飞帆的毛利率高达79%，同比增长40%；臻稚有机毛利率69.4%，同比增长77.5%。

如今，谁掌握了高端奶粉谁就掌握了市场财富密码。罗兰贝格高级合伙人兼大中华区副总裁任国强告诉36氪：“相比低价产品，高价产品的利润空间更足，是当下奶企的必争之地。”各大奶企纷纷推出高端系列产品，原本定位于中端低价的君乐宝也打出了有机的品牌，力争在高端系列分一杯羹。

扮演育儿师

除了品牌自身的“修炼”，想抓住消费者的心，还要做好角色扮演。

对于手忙脚乱的新手父母，母婴店就是精神支柱，特别是在社交紧密的三四线城市。如今低线级小城市的新生儿父母已经过渡到90后一代，其对奶粉的认知态度开放，但在养育层面知识又相对“浅薄”。

“在国内奶粉市场，母婴店的员工甚至老板，他们承担的角色会更像一个育婴师。”任国强告诉36氪。通过推荐奶粉，父母能够在母婴店获取丰富的育儿知识，而通过售卖奶粉品类，母婴店又能获取高粘性、超长周期的顾客。

这一观点在王麦的销售经历中也有迹可循。“相比传统渠道，在下沉市场开拓母婴店讲究的是关系维护，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同样会出现在零售商与经销商之间。”

在下沉市场的调研中，多位父母告诉36氪，自孩子出生到现在，奶粉均是在当地同一家母婴店购买。在他们看来，这种方式越过了交易本身，已经成为了买卖以外的朋友关系。

明星站台是面子工程，那些隐秘在母婴店里的“育婴师”才是妈妈们真正依赖的对象，卖婴儿奶粉和卖其他产品不太一样，必须要通过交流、咨询，甚至体验分享才能选择一个新品牌。

线下才是奶企的主战场，谁掌握了母婴渠道，谁就能先一步抢占市场。根据尼尔森数据显示，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这一滚动年期间，婴儿奶粉的销售额在母婴渠道占比最多，达到 68.8%。此外商超渠道和电商渠道占比分别为 10.2%和21.0%。

但是国产奶粉要想赢并不简单。

中国城市区划的特殊性使得母婴店渠道呈现出高度分散化、区域化的特点，相较于连锁品牌，个体母婴店遍布全国，已经从城市蔓延至村镇等级别。根据尼尔森调研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母婴店接近12万家，其中三四线的母婴店占比达到60%以上。

反击外资奶粉，国产奶粉需要下沉到中国腹地的更深处，握紧母婴店、商超等渠道的血脉。

好在相较于外资品牌，国产品牌有着与生俱来的下沉优势。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合伙人贺晓青告诉36氪，国际品牌即使认识到下沉市场通过高毛利激励渠道的重要性，也可能因为人员、流程等“不接地气”在下沉市场中仍很难获得竞争优势。

国产奶粉龙头飞鹤就是一个例子，根据久谦咨询调研数据显示，飞鹤全国奶粉的渠道构成为线下占85%，线上占15%，从2020年销售额方面，一、二、三线城市（含乡镇）占比分别为10%、20%、70%。

母婴店更像是国产奶粉品牌的一个布道者。

如今国内奶粉已经占据了王麦母婴店90%以上的货架位置，店内一位销售人员对36氪表示：“除非消费者特定找某个奶粉品牌，我们首先会推荐国产。”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奶粉厂家也会给母婴店提供仅在某一母婴店连锁渠道销售的专供产品，也称“渠道品牌”，给母婴渠道预留较高的利润空间，以激励母婴店的销售。母婴店和品牌之间的深度捆绑，是国产奶企这一棋局越下越大的重要原因。

会讲故事的成分？

“我已经三岁了，可以喝飞鹤了吗？”这是儿子小宇最近常问的一个问题。

随着品牌认知的深入，国产奶粉正在占领用户心智。去年，飞鹤营收达到185.92亿元，同比增长35.5%。同时，根据尼尔森数据，飞鹤市占率在2020年度已经提升到了17.2%，占据第一宝座，一场关于内外资奶粉企业的排位赛再度开启。

（数据来源：光大证券）

这场排位赛并不轻松，国产奶粉复苏是在日以削减的新生人口前景下进行的。

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新出生人口连续第四年呈现减少趋势，这种趋势直接影响奶粉销量。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中国婴配粉市场的零售量从2019年开始下降，预计到2025年将下降到76.49万吨，2020年到2025年零售量的年复合增长率为-4.1%。

新出生人口的持续变化之下，家长们的焦虑更是催化剂，高端化、细分化、专业化家长的需求越发复杂，奶粉行业排位赛是一场水也无法逃遁的战役，在这之下未来品牌或许会呈现两级分化的态势，优势向头部企业靠拢。

2019年中国奶粉行业CR3、CR5、CR10份额分别为36.9%、49.6%、75.4%，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任国强认为：“小品牌自行消亡，市场份额集约化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如何才能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在成分上讲故事或许是个好方法。

在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成分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类：必需成分和可选择性成分。必需成分中，根据年龄不同，要求添加的成分的比例有所区别。非必须成分中，当下有胆碱、肌醇、牛磺酸、左旋肉碱、核苷酸、乳铁蛋白、OPO、CPP、叶黄素、β-胡萝卜素、益生菌等。

资深奶粉妈妈韩琳她告诉36氪，每个成分对婴儿的健康都有着各自的重要作用，添加非必须营养素的目的是为了让配方奶成份尽可能接近母乳。

而反哺于奶粉高价，成分创新已经成为奶企营销的噱头，体现在奶粉品牌营销层面，小分子、氨基酸、A2蛋白、草饲等新鲜名词被包装上市。

在韩琳看来，当下中国奶企在添加新成分上最积极的，只要通过国家许可，立马变会有相关产品问世。“如果对奶粉的本质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很多家长会被这些貌似高大上的成分名词洗脑。”

任国强也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奶粉成分创新更倾向于营销层面的宣传，“2016年实行奶粉配方注册制之后，目前市面上通过注册制拿到生产资质的奶粉品牌，在基础营养方面的差距并不明显。”

但如今想讲故事也绝非易事，根据食品药监局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共有440个系列1311个婴配产品配方通过注册批准。

除了激烈竞争，政策严控也进一步缩小了奶粉成分的创新空间。

2018年，卫健委进一步明确了婴幼儿配方奶粉新的国家标准，增加了对部分营养素的规定，对蛋白和乳糖的比例做出更明确要求；同时对维生素、烟酸、叶酸，以及钠、钾、铜等营养素的用量的上下限，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今年3月卫健委再次发布了奶粉新国标，与旧国标(2010年)相比，新国标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以及可选择成分等部分作出了更明确严格的规定。

随着奶粉行业排位赛的白热化，年轻父母们的焦虑还在继续.......

为了这不能省的一口，父母们操碎了心，乳铁蛋白、益生元、水解蛋白……几乎翻遍了小红书上宝妈们的笔记，准妈妈李木在奶粉选择上更迷茫了，但实际上除了安全制表，真正能够衡量标准的仍只有那个古老的标准——上火，适宜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到底是什么，可能只有不会说话的宝宝知道。

或许，奶粉圈并没有新故事，也没有替代者，只有内卷与收割。而在迭代的过程中，没有永恒的王者，但却容不下一点错误，谁也无权亵渎生命的价值。

（应受访人要求，除王易、任国强、贺晓青以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众所周知，电动自行车以其经济、轻便、环保、节能等特点成为城市中短途出行的重要代步工具。但从电动自行车新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 ，以下简称“新国标”)于2018年5月15日发布，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以来，电动自行车行业在全面推动“新国标”落地，加快行业进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近日，“北斗引领，智联出行，数字发展”2021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发布了《智联电动自行车认证技术规范》、“智联电动自行车通导解决方案”，并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斗时空研究院联合雅迪、爱玛、人保、平安、紫光展锐共同启动了“智联电动自行车北斗应用示范工程”，希冀通过深度合作，实现整个电动自行车产业“智联化”升级的同时为老百姓免费“保”驾护航，进一步驱动新国标全面落地，以智联技术引领电动自行车高质量发展。

电动自行车消费激增，强化驾驶安全保障势在必行

据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显示，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已连续保持了1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成为最大的电动自行车消费国，2019年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达3亿辆，年产销量高达3600万辆左右，在全国交通工具年产量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脚踏自行车。在很多一线城市，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甚至远超机动车保有量。

如此多的电动自行车行驶在道路上，即成为一种中国交通特色，也为国人带来更多便利。出行方便上下班不存在堵车的问题，不需要多高的驾驶技术普通人就能够骑行，灵活便捷的特点深受大家的喜爱。随着电动自行车的数量逐渐增加，对交通压力和安全带来了不小的隐患，而电动自行车事故往往都伴随有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一旦因事故发生经济赔偿纠纷，受害人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目前，在交通安全治理上出现了电动自行车量大面多、事故率高、管理薄弱、赔偿处理难、社会矛盾多等方面的问题，这已成为交管部门、群众密切关注的领域。很多人也许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机动车有完善的责任保险体系，而电动自行车责任保险却迟迟未见踪影？”事实上，我国电动自行车保险发展已有多年，多样化、专属化发展趋势已渐明显，但仍较小众，有两大瓶颈尚待突破：需求端，消费者保障意识淡薄，购买意愿较低；供给端，因产品具备高频次、件均低、赔付率高等特点，涉足险企少且意愿不浓，无法广泛普及“电动自行车责任保险”，因此，加强电动自行车保障势在必行。

人保、平安联手爱玛、雅迪实现“一车一保”

此次会议中，《智联电动自行车认证技术规范》的发布让“新国标”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相比之前的电动自行车产品，智联电动自行车自身加入了定位、APP交互、智能电池管理等新特性，将加速推动超标车退市，重塑产业健康绿色生态，切实加强对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实施监督，规范和引领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在“新国标”带动下，行业领军企业雅迪、爱玛等通过与北斗深度合作，首批加入智联化电动自行车阵营，以北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为契机，加速了电动自行车产业智联化发展步伐，不仅更好的服务了消费者，满足了消费者对车辆续航、节能环保、安全可靠、性能领先等核心需求，并以智联化主导行业未来，推动整个产业向高标准、高质量、高安全发展，全面优化群众短途出行体验，服务千万车民，更好的支持新国标落地。

除此之外，此次智联化电动自行车对用户的最大利好，就是保险产品的入局。据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将与爱玛、雅迪强强联手，免费为老百姓“保”驾护航，从长期来看，有望推动整个电动自行车行业实现“一车一保”的最终局面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据了解，本次推动涉及的保险内容将不仅包含车辆以及财产的安全，还会涉及骑行者的人身安全，这就等于为骑行合规车辆的消费者提供了多重保障。首先可以缩短理赔周期，降低事故发生率，真正解决电动自行车事故率高、赔偿难、纠纷多的大难问题；其次引入保险机制,可以维护法律公平正义、保护群众权益；最后，保险可以推进事故快处快赔,可以有效改善交通缓解拥堵，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群众财产损失。保险机制的引入可以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有效助力政府电动自行车治理工作。

未来，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需依靠正向目标引导提高驾乘者安全意识，实现精准的监管执法，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方案，方可收到标本兼治之效。因此，在电动自行车产品逐步普及的基础上，应进一步促进普惠性保险服务，通过电动自行车智联化大数据，实现电动自行车带保上路，同时进一步发挥大数据和智联网信息化优势，促进企业服务升级和社会交通综合治理能力提高。

总的来说，以电动自行车作为城市中短途代步工具，符合我国国情、契合公众需要、也符合未来环节交通压力，绿色低碳出行的社会发展趋势。今天，智联化变革已经成为电动自行车行业实现自我涅槃，为行业同质化竞争、以及解决违规问题找到新的突破点。而雅迪、爱玛等头部企业与人保、平安的深度合作更有划时代意义，将打破行业安全隐患瓶颈，保障车民安全出行，以智联化、数字化助力“新国标”全面落地，引领电动自行车高质量发展发展！

一项价值26亿美元的巨额交易在医疗圈霸屏了。

8月10日，荣昌生物创造中国单药授权金额记录，宣布与美国生命科学公司Seagen达成一项全球独家许可协议，以开发和商业化其公司的产品“维迪西妥单抗”。

Seagen这家公司花钱买下了荣昌生物自主研发药物在特定区域的开发权和商业权，还是比大价钱，26亿美元，超过100亿人民币。

不止于此，荣昌生物将获得维迪西妥单抗在Seagen区域净销售额从高个位数到百分之十几的梯度销售提成。Seagen获得维迪西妥单抗在荣昌生物区域以外的全球开发和商业化权益，荣昌生物将保留在亚洲区（除日本、新加坡外）进行临床开发和商业化的权利。

Seagen卖药盈利的钱，还要给荣昌生物高比例分成，我们站着把钱挣了。

Seagen这家公司来头不小，截至目前，在全球已经上市的13款ADC药物中，Seagen参与研发的ADC药物就有3款，其中Adcetris终结了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领域40多年治疗方案没有改变的历史，同时也成为了霍奇金淋巴瘤一线治疗的新标杆。被这样的公司肯定，荣昌生物的实力不容小觑。

消息一出，荣昌生物制药盘初冲高近五成至145.5港元，成了半年以来港股最高涨幅。这一切因为一款药物，他背后的技术和名称叫做抗体偶联药物（ADC）。

面对ADC，另一个药厂罗氏可能会理解这种惊心动魄。

对于药厂来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公布新药评审结果的那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它可能关系着公司的命运。因为没人能莫得清FDA的“脾气”，药厂常常在忐忑中等待“最后审判”，另一头，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也开始了长篇大论的审批预演。

但2013年2月22日这一天似乎是一个例外。那一天，大药厂罗氏的抗体偶联药物 Kadcyla (ado- trastuzumab emtansine, T-DM1) 获得了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一种特定类型的乳腺癌，和药物上市之前重要被广泛讨论和预测的日常不同，Kadcyla赢的毫无悬念。

（ 注：针对HER2阳性同时对曲妥珠单抗和紫杉醇有抗药性的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这意味着抗体偶联药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抗癌药物，在被FDA冷落20年后终于将刺刀挥向实体肿瘤，也正式进入蓬勃的发展期。

弹指一挥间，8年过去，2021年6月，我国终于有了第一款自主研发生产的国产ADC药物——荣昌生物的维迪西妥单抗，用于单药治疗特定类型的胃癌（HER2过表达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癌），也在同时探索着针对乳腺癌、尿路上皮癌、非小细胞肺癌和胆管癌的作用效果。

首款的消息总是振奋人心，即便我们比美国的药厂晚了将近十年，我们或许可以开始思考，ADC药物能替代火热的单克隆抗体，成为中国医药下一个黄金十年的名片之一吗？

你的抗体，药厂的“小困境”

时间的指针回拨，一百多年前，“魔术子弹”学说被首次提出，科学家们发现，动物体内具有靶向特异性的抗体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他们就像子弹一样可以精准狙击，免疫疗法从此登上历史舞台。科学家对人体精密运行的免疫系统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探索之路。

抗体是最重要的主角，它是一种由效应B细胞分泌的免疫球蛋白，协助免疫系统鉴别、中和抗原或其他外来物质，当动物体受抗原刺激后就可以产生抗体，它的作用很简单，那就是保护。

抗体的类型并不是单一的，它的种类和作用受抗原分子上的“决定簇”影响，可以把这个“决定簇”理解成对效应B细胞产生不同刺激的各种物质的集合，一般情况下，抗原分子都有很多个抗原决定簇，因此，免疫动物所产生的抗体实为多种抗体的混合物，生产出得这些混合物，也叫做“多克隆抗体”。

多克隆抗体虽好，但问题也不少。首先，用这种传统方法制备抗体效率低、产量有限，且动物抗体注入人体可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么，如果可以把这些混合物抗体进行分离纯化，做成单一抗体的“纯净物”，是否可以更好的治疗疾病，让其中一种抗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并解决产量和过敏的问题？

经过了多年研究后，我们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科学家发明出了单克隆抗体技术（单抗）。

将人体的效应B细胞和小鼠的癌细胞进行杂交融合，生成的融合细胞既具有瘤细胞不断分裂的能力，又具有免疫细胞能产生抗体的能力，同时，融合后的杂交细胞（杂种瘤）可以产生大量相同的抗体，当其应用于医疗中时，高纯度高特异性将会大大减小副作用。

治疗性单克隆抗体的分类和作用机制，图中包含（A）单克隆抗体识别肿瘤特异性抗原，与靶细胞结合，直接杀死癌细胞，或通过免疫细胞介导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和诱导补体导向细胞毒性（CDC）等方式。单克隆抗体还可以通过阻断细胞因子、趋化因子、毒性抗原（B）或免疫检查点信号通路（C）来抑制肿瘤进展，或者通过放射免疫结合物（D）和抗体偶联药物（E）分别向癌细胞输送放射性同位素或强效毒性药物。当然其中还包含（F）双特异性抗体用一只“手臂”结合免疫细胞上的激活抗原，用另一只“手臂”结合癌细胞，促进免疫效应细胞向癌细胞“进军”。

这项“单克隆抗体技术”有多重要？1984 年，技术的发明人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更加深远的影响是，生物医学新纪元因它而到来了。

从1980年代末期第一款鼠源单克隆抗体药品上市开始，单克隆抗体经历多次更新迭代，针对不同适应症的药品接连上市。截至目前，美国FDA用35年的时间批准超100款抗体药物。其中，2006年抗体药物的批准逐步进入常态化，到2015年FDA批准了第50款抗体，距第一款抗体药物已历时29年。但从第50款抗体到第100款抗体的获批，历时仅6年时间。

尤其是最近几年，抗体药物的巨大潜力被挖掘出来，呈现爆发式增长。以PD-1靶点为例，自2014年首款PD-1肿瘤免疫疗法获批至今，很多研究已证明了它们在多种癌症中的治疗潜力。例如默沙东公司（MSD）的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以及百时美施贵宝（BMS）的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等已成为全球“明星”药物。

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PD-1/PD-L1抗体管线进入临床开发，中国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大爆发“、“里程碑”，这些词汇来自单克隆抗体的黄金时代，因为单克隆抗体的出现，我们有了可以和更多疾病博弈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癌症、自身免疫疾病和病毒流行病的时候。

数据显示，现在仍有近870款抗体在临床开发中，约36％的管线集中在10个经过验证的靶点，在中国，针对PD-1/PD-L1、HER2、CTLA-4、EGFR和CD20的抗体管线最为丰富，一些较新的靶点包括4-1BB、LAG3和CD47等。

红火背后，也有问题，一句话道出了天机。不少投资人告诉虎嗅，“目前我们或许不需要那么多PD-1单抗，这已经成为一个残酷的事实。”

简单来说靶点的趋同性限制了价值的想象力，根据米内网数据，在2019-2020年，四大国产PD-1在中国重点省市公立医院中虽呈爆发式增长，但是相比从2019年一季度到2020年三季度动辄翻倍的增长，2020年四季度却已开始有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后PD-1的时代真的来了。”

药厂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发未经验证的新靶点单克隆抗体，和意味着大量的投入和背后无法预估的风险。要么在靶点的海洋里和同行竞争，把自己的药物效果做到最好，或者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两条路都不容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相比于单克隆抗体，由于自身特性决定，当面对相同的靶点时，ADC的疗效往往更优。这是否意味着ADC可以后路包抄，迎来更大的机会？

高效背后

当你读完上面的部分，了解什么是单克隆抗体后，有一个小方法可以让你更好的明白什么是抗体偶联药物（ADC）。简单来说，ADC就像单克隆抗体的儿子，继承了它部分消灭疾病的“超能力”——抗体，还进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武器——药物，它是抗体和药物的集合体。

ADC药物是由单克隆抗体与小分子药物（细胞毒素）偶联而成，其结构包括抗体、连接子和细胞毒素三大部分。作用原理是先通过单克隆抗体的靶向作用，特异性地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然后利用细胞本身具备的内吞作用使化学药物进入肿瘤细胞体内发生药力，从而达到杀死肿瘤细胞的目的。

由于杀伤力强大的小分子药物进入肿瘤细胞体内才开始释放，因而不仅显著提高了药物的安全性，大幅降低了副作用，且极大地增强了有效性，疗效优于靶向同靶标的普通单克隆抗体，成为近年来抗体研究的前沿和发展趋势之一。

ADC近年来十分火热，并进入了获批的密集期，究其根本，是因为它的临床效果表现十分良好。

目前，已经上市的ADC药物的治疗范围包括了血液瘤、乳腺癌、膀胱癌，并且适应症也在尝试拓展到到胃癌等其他实体瘤中，上市药品的指标都展现了令人欣慰的结果。

例如，获批的药品中，Mylotarg树立了白血病的一线疗法，Adcetris则是40年以来FDA批准的第一个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的一线用药疗法，Kadcyla作为第一个治疗实体瘤乳腺癌的ADC药物，在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疗中，临床终点头对头数据疗效超过“明星药物”曲妥珠单抗，为HER2阳性乳腺癌提供了更多疗法选择。Enhertu作为乳腺癌三线用药，仍然能够让61%的患者病症缓解，要知道，三线疗法以处于治疗的中后期，这样的数据十分难得。

为何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以荣昌生物的首款获批药物维迪西妥为例，尝试揭开ADC的神秘面纱。

前文我们已经了解，ADC主要分为三部分：单克隆抗体+连结子+药物（细胞毒素）。维迪西妥的抗体部分为靶向HER2（一个靶点）的人源单克隆抗体，连接子部分为 Mc-VC-PAB（一种可被组织蛋白酶剪切的连接子），荷载的细胞毒素为MMAE（一种毒性较强的微管蛋白抑制剂，其半最大抑制浓度(IC50)在亚纳摩尔级别，说明药品效果非常好，很小的用量就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HER2是一种在多种组织中表达的肿瘤标志物，属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家族的成员。正常生理状态下，HER2在乳房、胃肠道、肾脏和心脏等多种组织中都存在，主要作用是促进细胞增殖和抑制细胞凋亡。

当HER2基因发生扩增以及HER2基因产物发生过表达（表达太多）时，可能导致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和肿瘤的形成。换而言之，某些肿瘤组织中HER2表达水平将高于正常组织的表达水平，所以，临床上就可以采用靶向HER2的抗癌疗法，针对性地杀灭该类肿瘤细胞，尽可能减少对正常细胞的伤害。

维迪西妥将抗癌剂MMAE选择性地输送至HER2表达的肿瘤细胞，来杀灭肿瘤。这一过程需要“三步走”

第一步，特异性结合肿瘤细胞并促进内吞。维迪西妥的HER2抗体部分以高亲和力结合至肿瘤细胞表面的HER2 胞外结构域，随后维迪西妥单抗分子被细胞内吞并转运至溶酶体。

第二步，酶切并释放毒素。在溶酶体的酸性环境下，活化的溶酶体酶对维迪西妥的连接子进行专一酶切，释放出可以与之共价连接的细胞毒五肽小分子（微管蛋白解聚剂 MMAE）。

第三步，毒素让肿瘤细胞凋亡。在细胞内释放的MMAE结合至微管或微管蛋白，破坏细胞内微管网络，导致有丝分裂细胞周期停止和细胞的凋亡。

除上述途径外，维迪西妥还可通过抑制HER2激活的下游信号通路而干扰肿瘤细胞的转录、生长和增殖，或通过单克隆抗体部分介导的ADCC效应来发挥抗肿瘤作用。

单独拆分ADC各个部分，也会发现不同的巧思和标准。例如，用于杀伤癌细胞的药物部分，可使用的种类很丰富，化疗药物、毒素、放射性核素等对肿瘤细胞具有较大杀伤作用的细胞毒性物质理论上都可以作为抗体药物偶联物的药物部分。

在常规的化疗中，化疗药物原则上在足够高的浓度下都可以杀死癌细胞, 但由于缺乏特异性，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易损伤机体正常细胞，导致严重的毒副作用。

ADC通过化学方法把细胞毒素和单克隆抗体偶联，偶联物在理想状况下对正常细胞，尤其在循环系统内不显示活性，只有在肿瘤组织内释放。这样ADC既有特异性识别肿瘤抗原的能力, 也保留了药物杀伤肿瘤细胞的毒性，给药后定向浓聚到肿瘤组织，选择性地杀伤肿瘤细胞。

衔接单抗和药物的偶联接头看似只是辅助，其实十分重要。

简单地说，接头至少要符合两个标准：第一，在体内足够稳定，不会在血液循环中脱落，避免偶练药物脱落产生毒性。第二，在靶点目标的位置，需要有效地释放化学药物。

同时，接头的设计会因ADC的不同而非常复杂，相同的接头在不同的ADC分子中会表现不同性能。除此之外，有些偶联物即使接头不在肿瘤细胞内释放药物也能产生疗效，一部分接头也会因偶联的方式或抗体不同而导致沉淀 （聚合）反应等。因此，选择适当的接头和在适当位点偶联适当个数的药物十分重要。

很多数据显示，临床上成功的ADC具有几乎所有抗体药本身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单克隆抗体的缺陷，尤其重要的是，因为能释放高活性的偶联药物，让ADC疗效明显优于抗体本身。此前，随着Kadcyla和Adcetris的上市，科学家曾评论成ADC尤其在抗肿瘤领域将来有望成为生物抗体药的主流。

如今，面对规模最大的肿瘤市场，以PD-1为主的单克隆抗体早已不是唯一解和最优解，新技术更迭向前，带着更好的治疗效果进军市场。荣昌生物维迪西妥的上市，就是最强有力的信号。

后劲不足的单抗市场

经历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黄金十年，单抗市场似乎在等待新的注脚。

国产单抗的起步并不算太晚，我国在1999年批准了国内第一个治疗用单抗产品——注射用抗人T细胞CD3鼠单抗上市，比进口单抗产品在国内上市时间还要早一年，但国内企业并没有抓住单抗发展的最佳时机，到2017年底只有10个批准文号对应的6个品种上市。全球单抗在近10年来迎来了飞速发展，单抗产品已经占据了生物药物的半边天。

我们在拼命追赶的同时，也在等待冲出靶点内卷的困境，它隐藏在药企的年报里。

根据相关创新药企信达生物、君实生物、百济神州、恒瑞医药公布的2020年度业绩数据，4大本土PD-1产品共计吸金近80亿元。即便如此，也无法逃离上文提到的放缓局面。随着医保政策靴子落地，药品谈判不断压缩利润空间，PD-1价格经历几轮下降，PD-1也会告别此前超过90%的高毛利，生物制剂赛道似乎即将进入冷静期。“内忧外患，卷生卷死。”

再加上，国内PD-1扎堆研发推高了市场预期，新华网认为，很多生物仿制药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比称为“微创新”。据统计，竞争最激烈的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上，每个适应症均有超过10家企业在研。

PD-1药物扎堆也不过是国内药企创新药研发同质化的一个缩影，有限的临床资源一旦被浪费在大量重复的研发项目上，那么真正具有价值的原创药物研发项目进入停滞。

因此，选择自主研发、聚焦新技术的药企往往不明则已一鸣惊人。以荣昌生物为例，2018-2020年这三年经历了连续亏损，但研发投入站营业收入的比例在2020年高达15301.37%，研发投入是盈利金额的153倍。

这一数字或许能给深处迷局的PD-1市场和药企带来关乎未来的部分答案。

一小时的时间到底能值多少钱？是上海市的最低工资标准23元，还是当前一个小时外卖小哥几十元？都不是而是一个小时一千元？最近，一家专家知识信息服务平台凯盛融英上市的消息引发了整个市场的关注，一家就靠卖知识起家的公司能做到给每个专家一个小时一千元的知识付费，而且还能实现一年年入六亿，那么不禁让人想问不都说知识付费是伪风口吗？凯盛融英这样的公司上市能有戏吗？

01

一小时一千？凯盛融英要赴港上市了？

根据证券时报的报道，8月11日，凯盛融英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融英）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拟香港挂牌上市。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资料，按收入计，2020年凯盛融英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专家知识信息服务供应商，市场份额约为33%。凯盛融英的主要优势在于透过专家网络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行业知识，其专家网络迅速增长，从截至2018年底约23万名成员增加至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约36万名。

凯盛融英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上海，分支机构分部北京、深圳、苏州、香港和纽约。公司处于行业专家知识信息服务的领先地位，主要的业务模式是为客户建立起，与行业专家的联系。服务的客户包括：知名大型金融机构、咨询公司以及全球企业。

基于拥有庞大的专家和客户资源的基础上，凯盛融英设置了五种服务类型，分别为智库、研究、咨询、会议和英才。其中，由专家资源拓展出了智库、咨询、会议服务，为客户提供招聘人才服务。智库服务主要为客户匹配专家源，为其提供和专家的电话访谈、线下路演、实地考察业务；咨询则是结合专家观点为客户提供投资咨询、市场研究与咨询服务；并组织专家举办电话会议和线下会议发表时下看法；同时凯盛配备分析师，针对客户需求提供定制研究产品和服务。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个月，公司的专家网络成员覆盖广泛的行业，包括消费及零售、医疗健康、TMT、咨询服务、汽车及金融等。同时，凯盛融英服务的客户数目大幅增长，由截至2018年底的758位，增至截至2019年底的975位，再增至截至2020年底的1236位。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个月，公司实际服务的客户数目已达1005位。

业绩方面，凯盛融英收入总额由2018年的3.85亿元(下同)增至2019年的4.61亿元，再增至2020年的6.44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9.2%，而纯利则由2018年的8450万元增至2019年的9270万元，再增至2020年的1.666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40.4%。

02

凯盛融英上市到底有没有戏？

其实，我们对于凯盛的接触是相对比较早的，早在2015年前后由于从事研究工作就和凯盛有了比较多的接触，虽然没有和凯盛真正在访谈方面合作过，不过一个小时一千的访谈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熟悉的口号，以至于后续很多企业都在用类似的访谈标准来邀请专家，那么面对着凯盛融英的上市我们不妨从更加客观的角度来说，凯盛融英到底有没有戏？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凯盛融英？

首先，专家体系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大。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研究，全球的访谈行业从2015年的3150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440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预计2025年将达到5594亿美元。虽然中国的访谈产业没有国际那么快的发展，但是这些年也的确逐渐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15年只有85亿美元，而在2020年迅速增长至213亿美元，并有望在2025年达到459亿美元。其实，这就是访谈模式的优势所在，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其实正在进入发展的困惑时期，原先我们大多数公司做的是简单的来料生产制造，可以不需要知道太多的消息，有人、有材料、成本低就好了，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逐渐成熟，这种模式就不可能继续发挥作用，需要转型，但是怎么转型呢？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吴晓波的名著《激荡三十年》中其实就曾经谈到过一个词汇“星期六工程师”，大量在国营企业中工作的工程师在周末就换上便装去民营企业帮助民营企业生产，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专家体系。如今，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大家的信息沟通变得越来越便捷，就给凯盛这样的公司提供了可能，他们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递优势在各行各业中搜罗专家，然后通过平台将这些专家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企业，对于专家来说也就是花点时间接个电话，而对于企业来说却可以用较小的成本来获得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信息，有的时候一个业内人士都知道的小事但是对于不少企业却是重要的情报，其实这就是专家体系的意义。

其次，让知识付费更有针对性也更有价值。对于凯盛这样的公司来说，其本身的业务逻辑就是在知识付费市场中找到一种更有价值的服务逻辑，原先的知识付费仅仅是简单的在互联网上开个课、弄个付费专栏等等，表面上来说似乎还不错，但是实际是却没有太多的价值，因为对于大多数的C端用户来说，没有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知道专家能给自己提供什么，这就导致你在各个APP上花了一堆钱买了一堆课，但是真正对自己有用的课却少之又少，基本上花钱买了个寂寞是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共性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思维来看，这就是凯盛的思维，也许个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是大量的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发展中企业其实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由于隔行如隔山，想要知道这些情况除非是自己认识的人否则很难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凯盛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用一个平台的方式，用一种相对较高的价格（比如说一小时一千）来网罗专家，然后将这些专家对接给企业，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这其实是另外一种知识付费，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同样也更有价值。

第三，凯盛融英上市的问题在哪呢？其实，对于凯盛融英来说当前赴港上市应该还是有希望的，比较整体营收水平还是不错的，但是凯盛融英的风险在哪呢？

一是专家访谈占据了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对于凯盛融英而言其本身的市场模式注定了专家访谈是凯盛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据了凯盛融英营收的八成以上，过于单一的营收来源其实是凯盛较大的问题。而且对于专家来说，凯盛的问题是本身其价格是非常单一的模式，在这种单一模式之下，专家其实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真正有能力的专家其本身的费用是高于凯盛给出的一千的价格的，但是有的专家其本身可能能够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却达不到这个价格，这就导致了真正有能力的专家不愿意接受凯盛的邀请，而真正愿意接受邀请的人却不一定有足够能力的现象。

二是企业预期和实际效果的偏差。由于这种专家模式是非常特殊的模式类型，一般情况下企业对于专家的服务往往会寄予厚望，但是实际上由于背景、理解能力和专家本身的个人因素等多种原因，其实能给企业提供的服务却和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往往容易出现纠纷，这就是企业觉得这个服务价超所值，但是专家却觉得自己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应该予以付费，这样的纠纷其实经常容易发生。

三是如何能够避免被人过顶传球？对于凯盛融英来说，专家库表面上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但是对于企业来说，稍微大一点的企业接触之后就会发现，凯盛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和企业自己去联系专家的价格差距其实并不大，而对于企业来说，与其让你这个中间商赚差价，为什么我不自己去做，最终被过顶传球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凯盛面临的难题其实也是这个。

因此，凯盛上市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其本身商业模式中的问题也同样无法回避，能否给出一个好的答案，这可能就要看凯胜自己的做法了。

继“早餐能不能喝粥后”，张文宏医生又一次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次是因为一条微博。

在分析南京疫情的一条微博中，张文宏说：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

这句话，被不少网友视为“汉奸”发言。

他们认为这是在向病毒投降，在呼吁学习西方国家放任不管的防疫模式。

有心人士还搬出了原卫生部长高强和北大教授张颐武分别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和《环球时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直指张文宏是在跟国家唱反调。这两篇文章都认为，不能学习英美等国的“与病毒共存”政策，要坚持全面防疫。

很快，就有假新闻造谣，说张文宏因散播与病毒和谐共处的歪理，被人民日报痛批。

谣言之下，谩骂四起，曾经备受尊敬的张文宏医生，突然就成了“张狗腿子”、“张网红”。

今天这篇文章，不为张文宏说话，只想来辟一些谣。

张文宏说的“与病毒共存”到底是什么意思？

先来看看张文宏医生当天，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条微博，发布在7月29号的凌晨。当时南京突发疫情，举国关注，尤其是变异后的德尔塔病毒，令公众倍感恐惧和困惑。

张文宏从专家视角，毫不含糊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南京疫情会如何发展？疫苗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的疫情？

在第三个回答中，张医生的原话是：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南京疫情让我们再次看到病毒的无时不在，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未来的风险一直会有。

世界如何与病毒共存，各个国家都在作出自己的回答。中国曾经给出一张漂亮的答卷，南京疫情之后，我们一定会学习到更多。

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

这段话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地看，也看不出哪里有在倡导“向疫情投降”或者是“向西方学习”。

恰恰相反，张文宏肯定了中国的防疫政策，然后提出了人们不再恐惧病毒，世界可以重归互通的展望。他一直以来，也都在呼吁人们尽快接种疫苗，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不用再害怕病毒，可以出国旅游，可以回到正常生活，这种期望难道不也是人们的普遍心声吗？

但偏偏有人断章取义，只看到了“与病毒共存”五个字，恨不得凭此将张文宏送进监狱。

不同于原卫生部长高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与病毒共存”，是指英美等国解除或者放松对疫情的管控。张文宏所说的“与病毒共存”，指的是“病毒会在地球上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

这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意思。

前者是一种防疫政策，而后者是一种科学观点。

其实“病毒难以消灭，很有可能长期与人类共存”这点，已经有不少科学家说过了。

迄今为止，全世界真正实现清零的病毒只有天花病毒。想要让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彻底消失，除非世界上每个人都打了疫苗，而且疫苗能实现永久保护。

但这明显不可能。

即使中国可以做到“坚决清零”，只要世界上有别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清零，那么病毒就依旧会存在于某个角落，依旧有传播的机会，客观上人类就是在和病毒“共存”的。

《自然》杂志曾向119位免疫学家、传染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发放问卷，询问他们对新冠病毒的看法。

近九成科学家认为，病毒会从大流行转为局部流行——它不会彻底消失，而是会在这颗星球的不同角落轮番出现。

在国内，我们也有不少专家表达过类似观点：

早在2020年2月，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就提出，新冠病毒有可能转成慢性的、像流感一样长期在人间存在的疾病，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今年3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新冠病毒走到今天，没有证据表明它将消失。“很可能将会和人类共存，就像流感一样，而且还会出现新的冠状病毒”。

5月，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时也说，如果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程度慢慢降低，它与人类的长期共存将成为可能。

难道这些我们信赖的医学专家们，都是“西方势力的走狗”，想要害死中国人吗？

可以说，“与病毒共存”的事实几乎是科学界的共识。

这种共识并不一定就是绝对正确的真理，因为医学视角并不是抗疫的唯一基准。但无视这种共识，甚至攻击这种共识，对我们的抗疫来说没有一点好处。

那些看到“与病毒共存”五个字就跳脚的人，实在配不上张医生在微博最末提到的“中国智慧”。

把张文宏骂闭嘴，就好了？

误解和谣言并不是最可怕的，最怕的是总有些人想要凭借断章取义，把一个人拉进粪坑。

一位网友质疑张文宏居心叵测：不过是一个普通医生，怎么能有这么大影响力？他到底是谁？

张文宏是谁？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长期从事感染病与肝病专业的临床研究 ，现为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医生”，实属自欺欺人。

疫情以来，张文宏医生说了很多话，也做了很多事。

去年1月，人们对疫情的恐慌攀升到极点。张文宏作为医院主任，决定亲自上一线查房，每个星期至少一到两次。

疫情危急，他呼吁“党员先上”。大家疯狂夸他，他却懒得打官腔，回应说：

“请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个主任很了不起一样。我们在入党时都讲好了的，这就是契约精神，我们按讲好的办。”

他替医护人员们发声，一点套话都没有，直言说：“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

“现在都在歌颂我们医生，但现在医务工作者最缺乏的是领导的关心。”

他说抗疫需要营养，早餐不能喝粥，而是要吃鸡蛋、牛奶等高蛋白食物。无数人骂他崇洋媚外，媒体问他怎么想，他说：

“我知道很多人批评我，但粥还是不能喝。”

他似乎总在“唱反调”，比如在感染人数为零时，表示自己反而很担心。又在别人都担心复工后疫情会反弹时说“不尽快复工，死亡率将高于新冠肺炎”。

但事实证明，他的这些言论并非没有道理。

张文宏总是在很多关键时刻站出来为大众答疑解惑，从不含糊迂回，用清晰的语言，将病毒和疫情的深奥知识，通俗易懂地传递给大众。

而他所在的上海，作为一个承担了中国大半国际航班和物流压力的国际化都市，即使是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也从未陷入封城或全城核酸检测的处境中，最大程度地维持了日常生活的秩序。

〓上海市民的发言。来源：海上柳叶刀

这一年多来，张文宏和他背后的上海防疫小组，对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

直到今天，疫情的阴霾逐渐退散，互联网上依旧需要张文宏偶尔出来“辟谣”和“提醒”。

那些把张文宏骂做”张网红“的人，实在是没有心。

他曾是疫情中公认的发言人，其发言方式也一向平和、谨慎和理性。他曾经的观点都可以回溯和剖析，它们足以证明张文宏并不是想当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红医生”，而是在认真的发表专业看法。

如今，却在遭受毫无根据的谩骂，实在是令人愤懑。

时间往回倒，去年5月16日，张文宏决定开通微博，在第一条微博里他说：

“看到很多以张文宏名义写的疫情分析或者名言警句，似乎合情但常不合科学道理，也就是说合情而不合理，恐多产生误导。鉴于此，开设本人微博，传播第一手的信息与观点。”

他没有食言，从开通到今天，他的几百条微博，每一条微博都是在以一个医生的视角，清晰、有力地发表着疫情分析，没有一句废话。

他只讲科学与事实，不说无依据的观点，不做无意义的推断。

把这样的人骂到闭嘴，是我们大家的损失。

有人说，难道张文宏就不能批评吗？当然可以，但批评应当围绕着医学观点，而不是毫无根据地猜疑和扣帽子。

一位专业医生的发言，值得被不断呈现和讨论，而不是被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拿着政治正确的标尺去衡量。

杠精永远都有，他们处处断章取义，无论什么话到头来都是鸡同鸭讲。但如果整个社会都形成了滥用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去抨击专家们的风气，只会逼得专业人士们不敢再发声，这才是社会最大的损失。

其实早在张医生进入微博的第一天，评论区就有人提醒他：

“以后您可能会看见很多莫名其妙的恶意。”

疫情已经一年多了，直至今日，我们理解恐惧，但不能理解恶意。

病毒会不会共存我们不确定，但我们应该确定的是，不同的声音才是最应该共存的东西。

不必把张文宏捧成神，更不至于把他踩成一个“烂网红”，人们只需要记住，他是一位医生。

尊重一个奉献过自己的医生，并且让他说医生该说的话。

7月22日，宁德时代再次举起专利重拳，挥向中航锂电。

这并非宁德时代首次起诉对手侵权，早在2020年3月，动力电池制造商塔尔菲、力信、蜂巢都曾是宁德时代的起诉对象。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公告，中航锂电涉嫌侵权的范围覆盖全系产品，且此次涉嫌专利侵权的电池已搭载在数万辆车上。

对此，中航锂电当日就在公众号上推送了声明，否认涉嫌侵犯宁德时代知识产权。声明中提到：“中航锂电方面始终将自主研发、技术创新作为立身之本，面向未来进行全面的研发布局和投入规划。我司提供给客户的产品都经过专业知识产权团队的全面风险排查，以保障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8月2日，中航锂电再次通过公众号声明，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两件涉诉专利无效申请，并称公司将按法律程序应诉并不惧挑战。

宁德时代方面暂未对此给出新的回应，但对业界和社会来说，这场技术专利对决的背后，更代表着市场、客户、资源等方面的PK，而两家企业的专利纠纷也绝非个例。

事实上，国内锂电企业一路走来，没少处理专利侵权之事。

我国锂电产业起步相对较晚，除了负极外，其他材料的专利布局都或多或少落后于欧美、日韩企业。正极材料方面，美国3M公司和加拿大魁北克水力一直垄断着三元和LFP的专利；电解液、隔膜则被日本企业抢先注册了基础专利。

欧美企业多专攻研发、外包生产，日韩企业则集研发和生产于一身，因此上世纪90年代，第一支商业化锂离子电池是由日本索尼推向市场的，而此后十年，日本几乎垄断了全球锂电池市场。

在这样背景下，中国锂电池产业链上的企业崛起，难免在专利上与欧美、日韩企业狭路相逢，遇上一些专利“麻烦”。

让我们把视野放大，看看锂电池产业链上其他企业遇到过什么样的专利纠纷？又是如何解决的？

锂电苦专利久矣

关于专利，有个概念很重要，专利丛林法则。

它由美国专利法专家卡尔·夏皮罗提出，具体指“把知识产权叠加起来而形成的一种浓密的网络， 企业为了对新技术进行商业化必须突破这个知识产权网络的重围”。

换言之，先发企业利用专利打造出又深又宽的护城河，后发者必须绕过先发者密密麻麻的专利布局，开发出与已有无重叠的全新专利，而当一项专利越基础，后发者绕过难度就越大。

回到锂电产业身上，专利丛林法则成为发达国家压制国内锂电企业崛起的重要手段，在锂电池以及四大关键材料领域，中国企业没少吃专利的苦头。

锂电池可分消费、动力和储能三类，三者电池材料体系既有互通、又有差别，其中动力电池领域在2018年前还是磷酸铁锂的天下，彼时以三元镍钴锰作为正极材料较为少见。

然而制备磷酸铁锂的核心专利，从一开始就不在国内企业手上，基础结构、碳包覆、碳还原这三大核心技术，都被海外机构和企业抢先申请了专利保护。

1997 年德州大学Goodenough 教授申请的磷酸铁锂的基础结构和制备工艺专利，并由此延伸了数十个专利；由于磷酸铁锂本身电导率差，用作电池材料需进行改进，关键手段就在于碳包覆，而这一核心技术在2000年被加拿大魁北克水力公司申请；第三项核心专利碳热还原，也被英国企业Valence公司于2000年申请。

这些公司或机构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注册了专利、申请保护，开始了专利授权工作，任何一家从事磷酸铁锂产品生产并进行销售的企业，需要向他们缴纳昂贵的专利费。

他们也曾在国内申请专利保护，但被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判定无效，得益于此国内磷酸铁锂产业也得到成长、壮大的机会，摆脱了“山寨”、“抄袭”的标签。

但是一切仅限于国内市场，一旦国内企业的磷酸铁锂要出口，就将面对专利诉讼纠纷。

除了磷酸铁锂外，别的锂电材料如三元、隔膜、电解液也遇到了专利困境，三元的困境与铁锂相似，而隔膜和电解液的专利破局难度都更胜一筹。

与正极材料不同的是，在隔膜、电解液领域，中国企业直面的对手是日韩企业，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研发和生产，这导致国内材料企业成为他们的直接竞争对手。

以电解液为例，国内企业曾饱受日企的专利攻击，2013年产业媒体高工锂电曾就这一话题，采访过业内人士，并发表了相关专题报道。

电解液专利主要涉及功能、应用和物质，开发难度依次递进。我国电解液企业受限于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创新多来自模仿国外，所开发的专利主要围绕在功能和应用层次，比如在配方比例上做调整和改良，在新物质开发方面大幅落后日企。

广州天赐材料技术中心高管李永坤曾表示，物质创新需要企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包括资金投入和时间成本。研发费用投入自不用赘述，更难的是后者。

由于新物质的应用需要较长的检验周期，数码电池要1~2年，而对安全至上的动力电池来说，则需要5~10年。但只有通过无数次实验，材料以及电池厂商才能将完全掌握新物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这一过程中还需要两者密切合作，不断调试配方，所耗费的财力、物力、人力非一般中小规模企业能做得起的事。

此外，专利布局也一件非常费劲的事。国外锂电企业多是垄断的巨头企业，拥有百人规模的专业团队来负责专利的检索、破解、申请等，专利布局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比如在电解液组分比例上会把3%~10%范围都申请了，如此一来，后发企业就必须绕过这些比例。

东莞杉杉电解液公司总工程师丁祥欢对此深有感触，旗下团队曾好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花很大精力设计了一个结构出来，但是申请专利的时候才得知国外3年或者5年已经申请过了。”

“写专利需要的投入很大，前期要检索全国甚至全球在这方面的专利，因为申请专利时一旦有人提出问题，公示期就要延长。”天赐材料技术中心高管李永坤说到，

“如果前期检索功夫没做足就容易做无用功，而且有些时候这种情况没办法避免的。国内的专利申请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单打独斗，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么全面细致的工作。”

此外，日企的经营模式多集研发和生产于一体，与欧美3M、魁北克水力等公司专注授权、不涉生产的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也致使国内电解液企业成为日企厂商的直接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专利就是商业秘密，想得到对手的专利授权或者购买专利的难度可想而知。

据业内人士透露，日本UBE(宇部兴产)通过追究苹果侵权追踪到ATL(东莞新能源)的电解液侵权，当时ATL的电解液主要由国内两大厂家供应，最终由两家一起支付高达500万美金的和解费用。

不仅是电解液，还有隔膜核心专利也被紧紧掌握在日韩企业手上。国内两家隔膜龙头，星源和恩捷都是从LG、日本帝人手上得到了专利的授权，而星源在美销售隔膜产品还被全球干法隔膜巨头Celegard（如今被日本隔膜巨头旭化成收购）认为是专利侵权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除了负极，海外企业在锂电四大关键材料中三项上，都构筑了专利护城河。在此背景下，国内材料企业缺失核心专利话语权，就算自研成功也不能申请专利保护，只能专注于国内市场，没有授权则不能出海。

自研不足，授权来凑

对于先发者布局的专利丛林，后发者破局的办法有三，得到授权、熬过专利保护期，或者更简单粗暴一些，并购持有企业。

并购企业的方式较为直接，然而这对收购方的资金规模和资源整合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业内更为常见的方式是得到专利授权。

天赐材料曾通过技术许可方式引进了美国Dr. Novis Smith的六氟磷酸锂制造技术，建成了300吨/年的产线，解决了核心原料依赖外购的风险；德方纳米在2019年时拿到瑞士公司LiFePO4+C LICENSING AG磷酸铁锂碳包覆技术及其制作工艺授权，为产品远洋海外，铺平道路；隔膜大王恩捷也与日本帝人协定将后者持有的PVDF系溶剂型涂布材料组成相关专利，以及相分离法涂布生产工艺相关专利，独家授权给恩捷使用。

但反观专利授权方，则轻松拿下整个生产环节利润最丰厚的部分，并且这特性被美国3M演绎到极致。

正极三元材料巨头3M就是一家技术授权、生产外包的公司，有着强大的基础研发实力，是最早一批申请三元材料国际专利的公司之一，全球几乎没几家正极材料企业能与之匹敌。

原本3M的三元材料代工生产由湖南瑞翔负责，但2011年后3M停止代工，并将它的客户转移给了比利时Umicore。此后，3M公司就过起了靠专利授权获得高额利润的日子(按照行业通行做法，专利费以材料销量按照一定比例计算)，下游客户包括 LG 化学、松下、三星 SDI等电池和材料国际巨头。

这还算是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万一专利持有方就是自身的同业竞争对手，怎么办？

国内电解液公司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电解液的核心专利围绕在电解质、溶剂、添加剂三者上，其中添加剂技术壁垒高，国内不少电解液企业的添加剂都要外采。

要是这些专利掌握添加剂厂商手中，那国内电解液企业还可以向后者直接购买，但实际上大量添加剂专利掌握在海外电解液厂家手中，换言之，国内企业需要向竞争对手买材料，那对方可以卖，也可以选择不卖给你。

遇到后者，也不是没招儿，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继宏就曾指出：“专利都是具有时效性的（15-20年），短时间内不能找到突破口的话，企业可以先选择等待。”

目前业内最期待的事情之一，是2022年我国磷酸铁锂产品扬帆出海。要知道，磷酸铁锂的基础专利在2017年就过了保护期，其余的碳包覆和碳热还原专利最晚于2022年也到期，届时国内磷酸铁锂海外发展之路便会顺畅很多。

图源：中金点睛

换道超车，时机已至

不难发现，欧美日韩企业利用技术先发优势，堆砌起锂离子电池核心专利高墙，试图拦截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发展。

这些外企申请的专利多是基础性专利，是国内企业研发、生产难以绕开的专利，因此欲要打破国外技术专利丛林，国内锂电材料企业还是要靠做大做强基础创新。

除了不断加强锂离子电池基础研究外，还有一种换道超车的方法，那就是做好其他化学体系电池及其材料创新，抢先注册专利。从这一角度看，钠离子电池重要性不言而喻。

钠离子电池工作原理和锂离子电池一样，都属于摇椅式电池，电子在电解液中来回穿梭，但两者的材料体系有较大差异，只有隔膜有共同之处。换言之，国内企业可以绕过国外拥有的锂离子电池核心专利优势，在全新领域发力。

图片来源：郑伟伟，邓隽《钠离子电池专利技术分析》，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在钠离子电池领域，中国和日韩欧美企业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尽管钠离子电池的研究起源很早，但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钠离子的离子半径比锂离子半径大，导致钠离子在正负极嵌入/脱嵌阻力大，对材料结构稳定性和动力学性能方面有所影响，这也成为钠离子电池迟迟难以商用的瓶颈。

然而，作为地壳第六大丰富的元素，金属钠在地球上储量高达2.3%~2.8%，相比之下，锂元素只有0.006%，这一显著特性促使钠离子电池更适合需要大面积铺开的储能，由此才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2010年开始，学界和业界掀起钠离子电池研究热潮，往后几年钠离子电池发展SCI文章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而这次中国不仅与欧美日韩同步开始研究，甚至已经反超后者。

根据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世界专利数据库显示，中国企业在钠离子电池专利申请数量远胜过日韩、欧美企业，而锂离子电池专利申请数量前十名还是他们的天下。

数据来源：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绘制：鹿鸣财经

在钠离子电池前十排名中，宁德时代是唯一一家企业，其余6家都是学术科研型院校/机构。数据库显示，宁德时代的钠离子专利持有量排名第八，一共有47条，而在锂离子电池专利排名中，宁德时代仅位列14名，与第一名丰田拥有的专利数量相差近5倍。

在7月29日宁德时代钠离子电池发布会上，公司透露自家研发的第一代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已经达到160Wh/kg，而第二代有望达到200Wh/kg，与铁锂电池相当。

此外，钠离子电池低温性能优异，将与锂离子电池共同组装成电池包，平衡彼此的优劣势。

除了钠离子电池，还有钾离子电池、锂硫电池、固态电池等等不同电化学体系的电池，在全球新旧能源体系交替过程中，这些电池的使用场景和潜力都无穷大。

尽管过往国内锂电池企业发展受到专利约束，但电化学的世界的未知远远大于已知，唯有不断创新才能立于潮流之巅。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16日消息，继2021年年初完成A轮融资之后，轻舟智航又完成了由云锋基金和元生资本领投、美团龙珠和国际知名养老基金共同投资的1亿美元A+轮融资，老股东IDG资本持续跟投。

自成立之初，轻舟智航便提出自动驾驶“超级工厂”的战略目标，以高效实现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及规模化落地。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轻舟智航已完成“超级工厂”雏形搭建的三步走：

第一步，以仿真为核心，借助前沿技术研发为突破，构建自动化闭环，实现海量数据的高效利用；

第二步，凭借团队的全栈技术能力，推出了专注城市复杂交通场景的无人驾驶方案“Driven-by-QCraft”，适应于覆盖不同城市场景和不同车型；

第三步，以无人驾驶小巴为突破口，在近十座城市快速实现商业化落地，服务于智慧城市和新基建需求，为数万居民提供公开道路出行服务。

在自动驾驶“超级工厂”的战略指导下，轻舟智航逐步推出的龙舟系列无人驾驶车，覆盖了多类车型，可应用于网约车、公交车及接驳车等多个场景，预计今年车队规模将超过百台。龙舟系列无人驾驶车的主要特点是以Robotaxi的技术高配低打，快速落地。在功能上，可实现360度无盲区感知，拥有5G+V2X 车载显示系统等。

当汽车通过智能化、网联化实现真正的共享化，Robotaxi将走向新的业态，为人们提供更宽敞的空间、更绿色共享的出行服务。为探索更具前瞻性的Robotaxi，轻舟智航选择从Robobus形态入手，大力实现其商业化落地，持续收集应用反馈，打造更广泛适用于共享出行的全新车辆形态。

轻舟智航联合创始人、CEO于骞表示：“无人驾驶是万亿级的超长期大赛道，要想成功跑到最后，在技术上不能光有海量数据，还要依靠‘超级工厂’实现高度的自动化；在商业上则需要实现成本可控的规模化以及以战养战的商业化，逐步实现在Robobus、Robotaxi等开放道路场景的落地。”

在人口老龄化、碳中和的背景下，自动驾驶已率先在公共出行领域落地，正逐渐成为继高铁之后中国的又一张国家名片。而轻舟智航推出的面向城市开放道路的无人驾驶小巴——龙舟ONE（又称轻舟无人小巴）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城市智慧公共交通的又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作为龙舟系列无人驾驶车的首款发布产品，龙舟ONE广泛应用于城市接驳专线、微循环公交等场景，固定区域、合规车型、中低速等特点使其保证足够安全可靠。目前，这款小巴已在苏州、深圳、武汉等超过5座城市启动常态化运营。

伴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落地场景的广泛应用，轻舟智航还计划将可实现高效研发的内部工具链逐步对外开放，助力合作伙伴打造属于自己的自动化数据闭环。

未来，轻舟智航将以“科技有为、智航无界”为愿景，与城市交通行业、出行行业、汽车产业等伙伴保持紧密协作，持续打造自动驾驶“超级工厂”，逐步实现战略目标，将无人驾驶带进现实，为人们提供更加安全、高效、低碳的出行方式。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16日消息，据36氪报道，近日，物业和地产行业管理数字化解决方案厂商乐软世纪（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软云”）宣布完成数千万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投资方为睿嘉资产和明略科技集团。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产品研发、客户拓展及团队扩充。

乐软云聚焦物业和地产行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智慧物业和智慧资管解决方案，业务覆盖全国。自成立以来，乐软云自主研发了物业管理平台、商办资管平台、商业资管平台、项目全生命周期、员工全生命周期、预算合同查验一体化、云学院、智慧社区、智慧园区等平台。通过SaaS、解决方案、智能硬件这三大系列核心产品，帮助企业客户提升服务水平，进而构建核心竞争力。未来，乐软云将大力发展物业和地产后市场服务平台。

据悉，在乐软云新的产品线中，针对物业领域，推出了基于企业微信所建立的物业行业智能生产力平台，用AI帮助客户企业实现智能获取信息，自动生成乐软云工单，自动完成回访。通过针对社区场景的NLP算法模型实现客户洞察及员工洞察，同时利用线上与线下数据相结合实现为社区C端用户进行服务及商品推荐；针对地产行业，乐软与明略共同开发了地产行业智能语音分析系统，为营销服务和产品优化提供依据。

在收入模式方面，乐软云对于占多数的中腰部客户，提供开放的SaaS服务，采取标准的订阅制收费；而对于KA客户，则采用项目制的私有化部署实施。目前，公司的营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全新解决方案的落地，特别是地产客户领域收到了良好的反馈，预计将成为未来的快速增长点。

最近股市关于白酒的讨论，非常的热烈。

白酒之中YYDS，显然是贵州茅台(SH:600519)。因为一手就要10多万，在40%的股票账户资产不到10万的A股，“手里还有好多茅台，该怎么办？”，老凡尔赛了。

贵州茅台已经从年初的一手26万人民币，跌到现在的一手17万。

走还是留？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姿势还是那个姿势。每当你开始说这次不一样，就是规律重现的时刻。

白酒，是大消费行业最重要的一个门类，没有之一。白酒行业的投资历程，也是大消费行业的投资历史。白酒可以当之无愧的说，我，就是大消费，大消费就是我。

01

白酒的历史

虽然白酒企业动不动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借问酒家何处是，牧童遥指杏花村”，感觉历史可以直逼三国，最起码也得是个晚唐。但那个时候，白酒还没出现，只有黄酒。

在中国有文字的四千年的历史里，黄酒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最早的白酒出现在山西，汾酒是中国白酒的先祖。随着晋商的生意做到全国，白酒也在全国四面开花。但至少在清中期之前，黄酒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白酒那个时候还上不了大户人家的台面。

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里面提到：“今海内动行绍兴，然沧酒之清，浔酒之洌，川酒之鲜，岂在绍兴下哉！”，“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故绍兴酒，不过五年者不可饮，参水者亦不能过五年。余党称绍兴为名士，烧酒为光棍。”，当时白酒的龙头是汾酒：“既吃烧酒，以狠为佳。

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可见当时上流社会主要喝黄酒，汾酒就是个配角。

白酒后来的流行也是因缘际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高粱的大规模种植，另一个就是清末民国的乱世。

首先是因为治河黄河所带来的高粱的大规模种植。清初黄河治理，中下游“束水冲沙”，需要大量秸秆，高粱种植面积大幅增长。高粱古称蜀黍，秸秆很长，在农村主要用于盖房子。这种作物的果实很难消化，但是用来酿酒效果却非常好。从清初开始，高粱酿酒成为主流。

第二个是清末民国的乱世挖断了黄酒的根。酒本质上就是让人快速进入“醺”的状态，起到放松麻醉的作用，高度白酒当然会比黄酒起作用快。“黄酒价贵买论升，白酒价贱买论斗”，上流社会饮用黄酒，白酒是贩夫走卒，平民的消遣。清中期到清末，经济水平下滑，白酒逐渐在下层普及。

与此同时，清末战乱导致黄酒北上遇阻，白酒也趁机攻陷了北方尤其是北京，汾酒开始普及到北京市井阶层。

白酒正式取代黄酒C位出道，则从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民国政府的基本盘是江浙沪的地主官僚阶层，日常饮用当然以绍兴黄酒为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绍兴黄酒因为处于日占区供应不畅，这个时候，以五粮液、茅台为代表的白酒就逐渐成为上流社会日常用酒。

1949年之后，白酒作为一种普通公民日常劳动之外用于解乏的必需品，得到了全面的供给保证，生产方式也从作坊式变为工业化生产，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为什么要提到白酒的历史？

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一点，所谓的奢侈品，所谓的高端，都是一种虚无的感觉，是历史和因缘际会下，所形成的特定的细分产品。

白酒也一样，什么是53度飞天茅台最适合出现的场景？绝对不是觥筹交错，十亿几十亿订单的商务宴请上面。

而是一个久违了的夏收，耄耋老人在正中午的大太阳下忙着割麦子。午饭时间到了，老人一个馍，一颗大咸菜，一壶白酒。然后带着丰收的喜悦，美美的睡一个午觉。

承认吧，不是茅台配不上这个时代，而是喝茅台的人，配不上茅台。

不管你是茅台、五粮液、郎酒、汾酒、二锅头，本身都是白酒的一种，所有你能加诸之上所谓的品牌，香型，窖龄这些，都是你梦幻泡影的执念，只能模糊你投资的思路。

我们就是个炒股的，不是来跟股票谈恋爱的。

02

白酒股的历史

自1994年以来，A股总共有18只白酒股。老八大名酒中除了剑南春、西凤、董酒之外，悉数上市，这18只白酒股，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市场最主流的白酒品牌。

1994年1月6日，白酒第一股山西汾酒在上交所上市，拉开了白酒企业上市的序幕。1994年之前，山西汾酒是白酒行业绝对的龙头，号称“汾老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4年之前，白酒行业是产能为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需求的快速膨胀，在老书记常贵明的带领下，汾酒在1986年就将产能扩张到了1万吨，奠定了自己“汾老大”的地位。

山西汾酒上市之后，其他白酒企业纷纷效仿，掀起了一股上市热潮，1994年5月9日，泸州老窖深交所上市，1996年舍得酒业、古井贡酒、水井坊上市，1998年五粮液、金种子酒上市，再往后，2001年贵州茅台上市，2009年洋河股份上市。

汾老大之后的时代，属于五粮液。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渠道为王。在白酒行业由产能为王到产能过剩之后，销售能力的高低就成为白酒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时期，五粮液首创大商制，允许经销商自立为王，给了各个经销商极大的自主权，也充分的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除了五粮液之外，洋河的深度分销体系，古井贡酒的三通工程，都是渠道创新的典范。

终于我们熟悉的，属于茅台的时代来了。转折点发生在2005年，这一年，贵州茅台的收入虽然还落后于五粮液，但净利润已经超过。此后的2008年，贵州茅台收入短暂超过五粮液，茅台真正的碾压五粮液要从2013年开始，无论从收入还是净利润，茅台跟五粮液都真正的拉开了差距。

关于茅台超越五粮液的原因，有无数种的解释，从销售机制到消费升级，众说纷纭。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贵州茅台将扛起白酒投资的大旗，成为白酒股投资的龙头。

有白酒厂商耿耿于茅台“国酒”的炒作，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茅台真的拿到了国酒的头衔，那反而真的是利空茅台，同时也利空整个白酒。但凡跟“国”字沾边的，肯定不能跟稀缺，价格高挂上边。美国国花玫瑰，澳大利亚国花金合欢，强调的都是精神方面的追求。2000多一瓶的茅台，你敢给他挂个国酒的头衔，能代表什么精神，他真敢要么？

03

白酒股是消费股投资的一种

消费股的品类琳琅满目，我们数得上来至少就有调味品、白酒、乳品、家电、商贸零售、休闲食品、农林牧渔、餐饮旅游、纺织服装等等。为什么我们消费股的投资，最终选择了白酒做龙头呢？

因为白酒的各项指标在A股乃至世界股市都是“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以贵州茅台为例，常年的ROE都在30%以上，销售毛利率90%，销售净利率50%，几乎没有什么费用，销售费用率不到3%，也不需要研发开支，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入全部转化为净利润。除了印钞，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生意比这个更好。

在逛商场超市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流连在白酒区，不是因为自己是个酒鬼，而是因为各个白酒品牌的外形设计，尤其是瓶子，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现在想来，可能大部分白酒的成本，都堆在外面的瓶子上了吧。

如果巴菲特在中国，白酒一定会替代可口可乐，成为他压箱底的非卖品。

有一个段子这么说，“茅台到底是可选消费还是必需消费？回答是，卖1499元的茅台是必需，卖3000块的是可选”。

白酒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必需消费品。在经历过葡萄酒、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等各种洋酒轮番轰炸下，白酒还是捍卫了自己在中国餐桌上的地位，成为中国高度酒精饮料的绝对王者。

必需消费品有自己的股性，我们首先需要尊重客观规律。

中信出版社出过一个费希尔投资系列，其中有一本《必需消费品投资》，里面关于必需消费品的股性有两张非常好的图。

第一张是必需消费品股票自身的表现与PCE，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图，可以发现，双方的走势基本上是同向的。这意味着个人消费支出越高，必需消费品企业的盈利越高，股票的表现也越好。但也不是总是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个人消费支出表现很好，但必需消费品股票表现却很差，因为那个阶段的牛市让资金转向了弹性较大的科技股。

第二张图则是必需消费品股票的相对表现与个人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图。双方的走势基本上是相反的，这意味着，当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经济繁荣的时候必需消费品的股票表现反而是落后的，因为经济繁荣，基金经理们更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弹性较大的科技股的投资。而当经济衰退，个人消费支出萎靡的时候，必需消费品的股票表现反而是好的，因为基金经理倾向于在组合中增加必需消费品股票进行防御。

白酒股作为必需消费品的一种，也符合上面的原则。那就是绝对业绩决定长期走势，相对业绩决定短期估值。从长期来看，业绩是驱动白酒股成长的最根本动力。短期股价的估值或者涨跌则取决于其他行业行不行，如果经济欣欣向荣，白酒虽然业绩好但其他行业更好，那白酒股的机会就不大，但如果整体经济不行白酒虽然也不行，但比其他行业稳一点，那白酒股反而有大机会。

白酒股的投资就像田忌赛马，实力固然重要，但对手是谁也很重要。

04

白酒股是见过大世面的

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白酒股起起落落，也算是曾经沧海，千帆阅尽。我们可以将这20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4-2007年的鸡犬升天

从2001年到2004年是中国股市最黑暗的4年，那4年黑暗到在证券公司上班出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什么的。从2005年开始，中国股市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这一波大牛市背后的支撑，是入世之后迅速膨胀的财富效应和成长股超低的估值。在牛市启动的2005年，贵州茅台的市盈率只有15倍，五粮液20倍。

那一场大牛市给大家留下来的印象，是煤飞色舞，是48块钱的中石油，是券商每隔六个月翻倍的超级盛宴。在2007年10月的牛市顶部，券商涨了14倍，但平时不露声色的白酒居然也涨了9倍，比稀土、煤炭的涨幅都要高。这一波牛市，白酒的光芒被周期品所掩盖，那也是周期基金经理最辉煌的时代。

虽然估值确实涨的快，但白酒行业的业绩也确实够硬。龙头贵州茅台2004年的净利润是8个亿，到了2007年就到了28个亿，翻了2倍还多。

第二个阶段，2008-2016年的长期震荡

这个8年，是白酒股苦练内功，挣扎求生的8年，很适合用来当励志小说看。

2007年的历史大牛市之后，就是泥沙俱下，市场迎来了大幅回调。一直到今天，有很多的股票的历史最高价，都定格在了2007年10月份，比如中国石油，宝钢股份。我们都知道今天5倍市盈率的工商银行，又有谁记得当年50倍估值的风光。

贵州茅台从最高的230.55一路跳水，最低到了84.20，跌了63%。

今年茅台已经从2600跌到了现在的1700，跌幅30%，很多人都在喊，跌到位了，可以抄底了。我只能说，你们对历史上白酒股曾经的大跳水一无所知。

白酒股的这8年，面对的是各种争议，还有外在的突发事件，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般迟又遇打头风。

从过去20年的投资经验来看，A股是典型的“重逻辑，轻估值“，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我投资一个股票，不管最后能不能兑现，你至少要能给我讲出一个靠谱的长期成长故事。

白酒股在这段时间，面对的是逻辑上直接被否定，这就是要挖断白酒股的根了。

白酒是高度酒，不健康。年轻人不喝白酒。入世让我们的选择更多，我们可以喝葡萄酒，威士忌，精酿啤酒，白酒的长期需求下降。

直到2021年的今天，这些逻辑我们都不敢说是错的。

白酒确实是一类致癌物，就是茅台也不行。年轻人的确现在不喝白酒，但这批年轻人年纪大了会不会喝白酒，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对酒精饮料的选择是多了，但也不是不喝白酒。

白酒行业对这些争议的反击是真金白银的业绩。2007年贵州茅台净利润28亿，2012年飙升到133亿，又翻了将近4倍，硬生生的将100倍的估值拉到20倍，股价也创出了2008年以来的新高。

一切都是欣欣向荣，似乎白酒股已经从2008年的暴跌中恢复过来了。

可能是老天觉得白酒不够惨，2012年4月，国家出台政策控制三公消费，白酒股打了个趔趄，但还不算伤筋动骨。随后，真正的大杀器来了。2012年底，塑化剂事件正式发酵，白酒股随后经历了黑暗的4年。

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众所周知，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源于普罗大众对于国产食品的不信任，既然塑化剂能够增加白酒的粘稠口感，出现老酒的挂杯效果，那我就认定，白酒企业就一定添加了。这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倒果为因。

贵州茅台股价从最高的266.08，最低到了118.01，最大跌幅56%。

“你们以为你们经历过绝望，但是你们真的对绝望一无所知。”

那段时间，贵州茅台市盈率最低到了8倍，泸州老窖五粮液不到7倍，这是一场经典的戴维斯双杀，今天动辄觉得茅台40倍市盈率合理的人们，你能想象出那个时候白酒股的绝望么？

2015年的这一波牛市，白酒股集体错过。

这波互联网+的大牛市，白酒这种还没有从行业低谷爬出来的消费股，显然不受待见，白酒股只是礼貌的翻个倍，表示对牛市的尊敬，白酒指数在牛市最疯狂时，都没有超过2012年的高点，而且牛市过后就把前期的涨幅全部吃掉。

第三个阶段，2016年至今的白酒大牛市

从2016年，白酒行业就已经表现出了复苏迹象。龙头贵州茅台收入从2013-2015这3年的300亿出头，跳上了400亿。其他比如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股份这些公司，收入和净利润也表现出了恢复的迹象，但是除了茅台，大部分白酒企业，经营指标还没有超过2012年。

可市场等不及了。经历过2015年大跌的机构，本着防守的原则，将眼光盯上了大消费中的白酒。白酒行业指数在2016年7月就已经超过2015年牛市高点，成为第一个从熊市恢复过来的行业。

这也拉开了白酒行业4年牛市的序幕。

白酒行业指数从突破前高的2016年7月的1.4万点，最高到了2021年2月的10万点，整整翻了6倍。

这其中一半是业绩贡献，另一半是纯拔估值。从2016年到2020年，白酒企业净利润增长了2倍，而估值从25倍最高到了75倍，反过来，这是一场完美的戴维斯双击。

很多人从宏观经济、公司基本面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场白酒大牛市，但这只能解释业绩基本面，不能解释估值的问题。

白酒股估值的拔升，本质上是过去几年经济下行，新投资机会匮乏的体现。

2015年牛市的基础，其实是很坚固的。这一波牛市，是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事后追认，值得一个牛市。实际上，这段时间涌现出了BAT这一批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尤其是放眼世界，只有中 美孵化出了这种大型的全能平台，传统的日韩欧洲全都没有跟上时代。

进入2016年之后，互联网平台的红利基本耗尽，内卷加剧。传统产业升级受限，互联网平台忙着内卷，新的创新产业遍寻不见。成长股投资青黄不接，基本面扎实的白酒股就成为了资金的宠儿。

这场盛宴的高潮就是2020年12月，那一篇火遍朋友圈的《敦促看空白酒者投降书》：

白酒股也为中国股市贡献了最多的段子：

“中国股市只有两种科技，酱香型科技和浓香型科技”

“有机构投委会看完泡泡玛特的火爆后，开始认真考虑要不要提拔几个90后的基金经理，不过压力最大的是，他们的业绩明显跑不赢做白酒的70后，提拔理由不充分”

05

白酒股未来怎么走？

白酒的未来，取决于业绩和成长股的投资机会。

白酒的产量在2016年达到了高点，但白酒企业的收入利润在后面的4年中迭创新高，靠的就是不断的向高端迈进，也就是不断的提价。后面涨价的空间还大么？

有一个指标，叫做人均月收入买茅台瓶数。从2000年到现在，总体在3-4瓶之间，进入2020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2以下，显然白酒短期继续提价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那其他投资股的成长机会呢？

这一次我只能说，白酒碰到了碾压式的成长股，这是它的幸运，也是它的不幸。幸运的是，白酒终究不再背负着正能量含量不足的压力，不幸的是，他们终结了白酒，也结束了大消费的牛市。

新能源车和光伏，这两个已经是明牌的行业方向，将在未来十年引领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生产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是下一波牛市的发动机。这一切，都发生在2020年，特斯拉在元旦的降价开启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后续光伏平价上网的开始，则预示着太阳能统治人类能源开发的开始。

过去20年，贵州茅台的估值，平均为31倍，现在是44倍。

我坚信，茅台总有一天会突破前期的高点，但那需要时间。

我们现在，需要相信常识。

投资界（ID：pedaily2012）8月17日消息，天眼查显示，南京五源启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生工商变更，新增深圳市腾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等为合伙人。

南京五源启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2020年8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南京五源初兴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营范围含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合伙人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金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等公司共同持股。